長征精神黨課講稿3篇

長征精神黨課講稿篇1

　　長征，這一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20xx年5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調研時來到當年長征的出發地贛州于都，深刻指出：“我來這里也是想讓全國人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全中國人民也要不忘初心，不忘我們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不忘我們的革命前輩、革命先烈，不要忘了我們蘇區的父老鄉親們。”“現在我們正走在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要繼往開來，重整行裝再出發!”這些重要講話深刻揭示了長征和長征精神與黨的初心使命的內在聯系，對于激勵全黨奮力走好新時代長征路具有重要意義。

　　一、紅軍長征是壯麗的史詩

　　長征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分別從各蘇區向陜甘蘇區的戰略轉移。長征跨越了10多個省份，翻越了40多座高山險峰，其中包括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皚皚雪山，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走過了世界上海拔最高，被稱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長征途中，紅軍與重兵“圍剿”的敵人作戰，先后進行了600余次重要戰斗，平均3天就發生一次激烈的大戰，平均每天急行軍50公里以上。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創造的人間奇跡，是中華民族驚天動地的壯麗史詩。

　　二、長征的勝利是共產黨人和工農紅軍理想信念的勝利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長征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勝利、信念的勝利。長征路上，紅軍之所以能夠戰勝兇惡殘暴的追兵，能夠征服嚴酷惡劣的自然環境，能夠克服黨內錯誤思想的干擾，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們胸中的遠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終堅定執著，始終閃耀著火熱的光芒，始終激勵和指引著紅軍一往無前、永不后退。

　　三、新時代如何不忘初心堅定信念

　　一是在深入學習政治理論上下功夫。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基礎之上，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建立在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崇高價值的基礎之上。我們堅定，是因為我們追求的是真理。我們堅定，是因為我們遵循的是規律。我們堅定，是因為我們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因此，我們一定要自覺地學習科學理論，把理想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把信念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既要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經典著作的學習，也要重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學習。堅定理想信念就要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要堅持學而信、學而思、學而行，把學習成果轉化為不可撼動的理想信念，轉化為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用理想之光照亮奮斗之路，用信仰之力開創美好未來。

　　二是在積極投身實踐行動中下功夫。理想信念是人們在一定的認識基礎上，對某種思想、理論和事業所抱的堅定不移的觀念并身體力行的心理態度和精神狀態，也是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奮斗目標上的集中體現。人的認識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驗證和轉化，理想信念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真正牢固樹立起來、實現開來。因此，我們要立足本職崗位和實際，堅持真抓實干，以求真務實的態度和任勞任怨的精神，勤勤懇懇地做好每一項工作，做到在具體的工作實踐中不斷加深對理想信念的認識，同時不斷檢驗實現理想信念的效果。

　　三是在銘記長征歷史、弘揚長征精神上下功夫。長征是光榮與夢想永不褪色的徽章，是信念與力量永不枯竭的源泉;長征是一座“精神礦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一部“百科全書”，生動鮮活、歷久彌新。軍旅作家王樹增在其用了6年時間完成的長篇紀實文學《長征》一書的序言中寫道：“讀懂了長征，就會知道人類精神中的不屈與頑強是何等的偉大，就會知道生命為什么歷經苦難與艱險依然能夠擁有快樂和自信，就會知道當一個人把個體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時，天地將會多么廣闊，生命將會何等光榮。”重溫一種偉大精神，獲得一種現實力量。我們世世代代都要牢記偉大長征精神、學習偉大長征精神、弘揚偉大長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凝心聚力、砥礪前行，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中書寫歷史新篇章。

長征精神黨課講稿篇2

　　一位小女孩天真地問父親：“紅軍爺爺長征時為什么不喝健力寶，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對于他們，長征已成為一個老外婆的傳奇故事。然而隨著歲月流逝，長征精神以越來越深刻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的人們到長征路上去追尋，去思考。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萬中央紅軍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被迫突圍西行，開始了“萬水千山只等閑”的長征。

　　在長征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紅軍將領的母親，當她看到戰士們吃的是清水煮的樹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帶時，她落淚了。她把自己要飯討來的生芋頭全部倒進了鍋里。就這，竟成為將士們難得的一頓美餐。“牛皮腰帶三尺長，草原荒地好干糧，熬湯煮菜別有味，端給媽媽來品嘗。”老媽媽聽著戰士們自編自唱的<牛皮腰帶歌>，掛滿淚花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還有一次過草地，一位在戰斗中剛剛入黨的警衛員，為了搶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獻出了年僅18歲的生命。當他漸漸沉下去的時候，手里緊緊攥著一塊銀圓，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黨費。長征中，這樣的事情幾乎天天都有，然而隊伍每天都在頑強地向前，向前……

　　這就是長征精神，這就是在槍林彈雨，雪山草地之間打不爛，拖不垮的硬骨頭精神，這就是面對敵人的屠刀與誘惑，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大無畏精神!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的民族又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長征。雖然再沒有雪山和草地，但我們同樣面臨著歷史和時代的挑戰。這種挑戰，是一種更為長期、更為嚴峻的考驗。它表面上看起來并非那么艱難，那么壯烈，但要取得勝利，卻是相當不易的。

　　同學們，當你沉溺于網絡游戲，失去自我的時候;當你留連于武打小說，不思進取的時候;當你吃著肯德基，喝著沃爾瑪，為超女瘋狂的時候……想一想長征吧，想一想6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說當年所面臨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權的話，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則是用我們的勤勞和智慧使我們的祖國闊步邁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這關系到當代中國的國際地位，關系到每一位華夏子孫的命運!作為當代的熱血青年，我們應該有自己的遠大理想，那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是一次充滿艱辛的長征，這是時代賦予我們青少年的新的長征!少年興則國興，少年強則國強。我們要接過長征精神的光輝旗幟，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銳意進取，自強不息，真正把愛國之志變成報國之行。今天為振興中華而勤奮學習，明天為創造祖國輝煌的未來貢獻自己的力量!

　　同學們，讓我們重踏長征路，弘揚長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尋金色的理想，追尋明媚的春光，追尋火紅的太陽!

長征精神黨課講稿篇3

　　按照局機關黨委微黨課活動的安排，根據個人近期所學、所知、所悟，今天向各位領導匯報講解“長征精神”，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長征的整體介紹;二是長征的背景及其原因;三是長征的會師地點為什么選在了陜北?四是長征精神及其重要意義。

　　20xx年5月20日，在江西考察調研的習近平總書記，專程來到中央紅軍長征集結出發地贛州市于都縣，向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碑敬獻了花籃。在2016年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長征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信念的勝利，長征是一次喚醒民眾的偉大遠征。時代變了，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理想和事業沒有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就是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歷史是現實的鏡子，今天，我們必須大力弘揚偉大長征精神，在新的長征路上繼續奮勇前進。

　　一、長征的整體介紹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

　　中央紅軍共進行了380余次戰斗，攻占700多座縣城，紅軍犧牲了營以上干部多達430余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共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其間共經過14個省，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走過荒草地，翻過雪山，行程約二萬五千里，紅一方面軍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地區，同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標志著萬里長征的勝利結束。

　　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

　　陜北紅軍，是指徐海東、劉志丹、程子華領導的紅十五軍團。

　　紅二方面軍，是紅軍長征中唯一沒有損失的部隊，總指揮是賀龍、政治委員關向應。

　　紅四方面軍是工農紅軍主力之一，由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領導。

　　1、中央革命根據地即中央蘇區

　　最初，是在1929年1月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從井岡山出發，創建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后，革命根據地擴展到35個縣，在24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任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

　　2、長征的路線

　　瑞金→突破敵四道防線→強渡烏江→占領遵義→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陜北吳起會師(1935年10月)→甘肅會寧會師(1936年10月)，宣告長征的勝利結束。

　　3、長征中的重要事件

　　1)長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賦閑。1932年10月，在蔣介石發動第四次反革命軍事“圍剿”期間，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召開“寧都會議”，左傾領導人王明、博古批評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為“純粹防御路線”和右傾路線危險，隨后毛澤東被解兵權。雖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但博古指派張聞天“分管”政府工作，后來又安排張聞天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由此，毛澤東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政府首腦了。

　　當時，王明因顧順章叛變、總書記向忠發被捕感覺危險，已隨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兼國際代表米夫去了蘇聯。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權力機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軍事上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三人團”開會時，不用翻譯。博古精通俄語，李德會將德、英、餓三種語言，周恩來英語最為流利，法語、日語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憲，無錫人，出身書香家庭，他極具學習天賦。李德掌握軍事大權，在軍事方面的特長是能言善辯，舉例時可以引用凱撒、塔西佗、拿破侖、費雷德里克大帝等一連串名人的話，他決定問題從不猶豫不決，不只知道塹壕戰、陣地戰。

　　2、湘江戰役。蔣介石妄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他調動湘軍和桂軍，在零陵至興安之間近300里的湘江兩岸配置重兵，構筑碉堡，蔣介石則親率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及部分湘軍在后面追擊，欲將紅軍全殲于湘江、瀟水之間。于是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廣西境內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最終從全州、興安之間強渡湘江，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中央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部隊指戰員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余人。由此引起了廣大干部和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到達了極點，紛紛要求改換領導。

　　3、通道會議。在紅軍長征的初期，毛澤東一直處于“邊緣化”的狀態，但他并沒有終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軍中積極思考著使黨和紅軍擺脫當下困境的出路。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會議時，毛澤東建議放棄原定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避免進入敵人的包圍圈，得到大多數與會人員的認可，史稱“通道轉兵”。

　　4、黎平會議。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占貴州黎平。周恩來和大多數與會者肯定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確定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方針。

　　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烏江邊一個叫黃平的橘子園地里，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均因身體有恙而坐著擔架行軍，每當休息時，三人的擔架常常被放在一起，這就讓他們有了更多深入交談的機會。毛澤東向張聞天和王稼祥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黨和紅軍要想轉危為安，必須首先改變最高軍事指揮“三人團”所執行的錯誤軍事路線。他關于中國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對紅軍戰略方針的分析，逐漸贏得了張聞天、王稼祥的認同。當天晚上，兩個人就將商議結果分別致電告知了彭德懷及其他領導同志。這些開會前的“個別醞釀”及“通氣吹風”，為黨之后糾正自身的左傾路線錯誤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礎。

　　橘子園中擔架上的談話，使原來在黎平會議決定的在遵義地區召開會議又增添了一項重要內容，那就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即要求進行人事上的變動。由此，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五是猴場會議。1935年1月1日，紅軍長征到達貴州甕安的猴場。作出的《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加強了中央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實際上等于開始動議限制博古、李德指揮權。事實上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基本結束“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確立了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的原則，為遵義會議奠定基礎。

　　六是遵義會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議對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犯的錯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將毛澤東重新納入核心決策層，實際上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次會議的決定深刻影響了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成為黨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七是扎西會議。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紅軍在被稱為“雞鳴三省”的云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扎西會議充分肯定并決定貫徹實施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思想，完成了遵義會議關于調整常委分工的決定，開創以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與紅軍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相互配合、共同領導全黨全軍的新局面，為紅軍取得長征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周毛談話，他們認為由博古繼續領導有困難，如果調整黨的總負責人，按當時的形勢理所當然應該由毛澤東擔任。但是，毛澤東提出由張聞天做黨的總負責。這個考慮顧及了各個方面，包括共產國際因素。周博談話。遵義會議后，博古對會上的一些發言一直想不通。為此，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周恩來認為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他和博古都不合適當領袖。毛澤東搞農民運動出身，熟悉中國國情，有很強的軍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帥才。因此，建議博古摒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個大局。最終，解開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張談話。毛澤東從多方面考慮認為應該由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據此周恩來與張聞天進行了一次談話。

　　八是茍壩會議。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并取得婁山關戰斗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茍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但毛澤東卻根據最近破譯敵軍電報，推斷敵軍已準備向打鼓新場集結。由于不少領導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的建議，雙方由此引發了較長時間的激烈爭論。盡管毛澤東再三闡述自己的見解，無奈眾人未被說服，爭論的結果還是同意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負氣離開會場，會議隨后表決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雖然出于一時激憤而辭職不干，但毛澤東并沒有因此而放棄努力，他在這天深夜提著馬燈出發，決定再找周恩來爭取一下。二人交流過后，又一起去找朱德進行詳細討論。3月11日早，周恩來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并和毛澤東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遭受重大損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縣楓香鎮的茍壩召開會議，正式決定放棄攻打打鼓新場。事實很快證明，毛澤東的軍事預見是正確的，紅軍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現的失敗。

　　這次會議同時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新“三人團”，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其后的半個多月內，在毛澤東等人的領導下，中央紅軍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繼而強渡烏江威逼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待蔣將滇軍調來“救駕”之際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敵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線空虛之時越江北上，最終將幾十萬追兵甩在南岸，從而贏得了戰場的主動權。

　　毛澤東在受排擠的人生低潮期，毛澤東既沒有心灰意冷，也沒有隨波逐流，更沒有作壁上觀甚至于改換門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顯出他因堅定信仰和堅強信念而生、不因個人榮辱利益而移的強大政治定力。正是這種定力，讓黨和紅軍重新走上了正確的路線，于低谷處迎來了新生。

　　二、長征的背景及其原因

　　1、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五次“圍剿”

　　隨著軍閥之間混戰的結束，1930年12月，蔣介石調集10萬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紅軍兵力不足4萬。

　　1931年2月，國民黨調集20萬大軍發動第二次“圍剿”，紅軍兵力仍不足4萬。

　　1931年7月至9月，國民黨調集30萬大軍發動第三次“圍剿”，紅軍兵力3萬多。

　　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國民黨調集40萬兵力發動第四次“圍剿”，紅軍兵力4萬多。

　　2、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3年9月～1934年10月，國民黨調集100萬軍隊，200架飛機對紅軍發動第五次圍剿。圍剿和反圍剿爭奪一整年。

　　第五次圍剿，蔣介石采用堡壘戰術，在根據地周圍構筑大量的碉堡，包圍圈平均每天推進兩三里，甚至幾百米，一面前進，一面筑碉堡，達到“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魚”，一舉消滅紅軍的目的。

　　在此期間，被剝奪軍事指揮權的毛澤東曾建議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但被李德否定。李德指揮以堡壘對堡壘，敵人修碉堡我們也修碉堡，戰術上采用“短促突擊”，打“陣地戰”和“堡壘戰”，但是一打，敵人進碉堡，我軍暴露在外，盡遭敵人飛機、大炮的轟擊，十分被動，加上軍力懸殊，節節失利。主要看以下數據：

　　一是林彪、尋淮洲、羅炳輝的紅1、7、9軍團，在福建與敵蔣鼎文、湯恩伯第2陸軍6個師拼殺一個星期，無力抗衡，失守建寧城。

　　二是彭德懷紅3軍團與敵劉和鼎第9總隊4個師交戰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三是敵南路軍陳濟棠占領會場筠門要塞，敵李延年第4縱隊占領福建連城，敵薛岳、吳奇偉第6路軍占領江西永豐龍崗。

　　四是彭德懷、董振堂的紅3、5軍團，以步槍、機槍、手榴彈和大刀，組織湯恩伯、樊菘甫第10、第3縱隊5個師近8萬人的進攻，紅軍傷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達600余人，廣昌以南全部失守。

　　中央蘇區僅剩瑞金、會昌、于都、寧都、長汀等狹小地區，所以突圍“大轉移”，只剩這一條路，且刻不容緩。

　　3、長征前做了哪些準備?

　　在1934年5月，李德首先提出“大轉移”，但并非是長征，而是迫于內線作戰失利，企圖到湘西與第2、6軍團會合，尋求外線的無堡壘作戰。大轉移，保密工作很穩。1934年5月，只有黨中央常委會成員張聞天、項英和軍委領導人朱德、王稼祥知道。8月，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陳云、劉少奇及候補委員鄧發、凱豐等才知道。9月初，才個別向主力軍團首長透露。但只說明了大轉移，但未說明轉移方向。

　　一是輿論上的準備：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紅軍以“北上抗日”為口號，深入進行了思想動員。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演講時指出：“工農紅軍已經必須，而且能夠分撥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中央政府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在這方面作了相應的決定”。

　　7月15日，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8月1日，中央蘇區紀念“八一”建軍節，在瑞金舉行了閱兵典禮，突出“紅軍北上抗日”這一中心，將“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詞，向全體部隊宣布，并要傳達到每個戰士中去。”

　　二是兵員上的準備：

　　1934年夏秋，中央蘇區再次掀起猛烈的擴大紅軍的運動，從5-9月，召集了紅軍新兵近10萬人。

　　9月4日，在“大轉移”前夕，中央軍委為擴大紅軍發出緊急動員令，并宣布成立獨立第21、22、23三個師，組成了紅8軍團。軍團長周昆，政委黃蘇，參謀長張云逸，政治部主任羅榮桓。

　　三是物資上的準備：

　　整理了兵工廠，每月造炸彈5萬發、翻造子彈達70萬粒，累計修理迫擊炮彈共3000發，成為紅軍有以史來兵工廠空前的成績。

　　8月9日的《紅色中華》報道：“福建勝利完成了借谷運動，完成7.5余萬擔”。中央各機關號召募集20萬雙草鞋慰問紅軍。

　　1934年春夏，中央銀行行長毛澤民，同毛澤東的警衛員吳潔清從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萬塊銀元，搬回瑞金。長征前夕，這些銀元都被分發給各軍團。

　　四是軍事上的準備：

　　1934年5月，周恩來派程子華赴鄂豫皖，領導紅軍25軍突圍轉移。

　　8月，任弼時、王震、蕭克、王首道，率紅6軍團離開湘贛蘇區，轉移到湘鄂西，與賀龍、關向應的紅2軍團會師。

　　9月，尋淮洲、粟裕率紅7軍團北上抵贛東北與方志敏會合。

　　這些軍事計劃，是為了配合紅一方面軍的戰略大轉移，因而成為長征的前奏曲。

　　“大轉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實施，由于蔣介石已發覺紅軍有轉移的意圖，命令各路軍加緊進攻，前線戰局急轉直下，紅軍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圍，不走不行了。于是，1934年10月11日，由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署名，發布中央軍委長征行動的命令，“大轉移”提前了近一個月。

　　4、長征中高級干部的去留問題。

　　長征前干部的去留，黨中央機關、政府、部隊、共青團、總工會等，由各單位的黨團負責人和行政領導決定報中央;部隊留人由總政治部決定，如鄧小平隨長征就是總政治部決定的;屬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決定報中央。當時，凡是接到命令到中央黨校學習，這就是從基層召集長征干部的代名詞。所有決定走的人，再由組織局編隊。

　　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留下一個領導機關，堅持斗爭，叫中央分局。黨的高級干部的去留，都是由博古說了算，比如項英、陳毅、瞿秋白、毛澤覃等同志被留在蘇區。項英擔任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委分會主席。

　　項英、陳毅和陳毅領導留下的1.8萬余人，即紅軍第24師加上當地民兵和一大批傷病員，這是一支缺乏訓練和戰斗力的小部隊，無法與蔣介石調集來的10萬大軍相抗衡。紅軍主力走后1個月，紅都瑞金陷落，17日于都失守，11月23日會昌被占。12月，項英和陳毅上山打起了游擊戰。到1935年3月，1.8萬紅軍中的大多數人均已戰死。

　　1935年4月26日，國民黨軍包圍瑞金紅林山區，毛澤覃為掩護游擊隊員脫險而犧牲，時年29歲;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長汀以南被國民黨抓捕，6月18日在羅漢嶺從容就義。

　　瞿秋白，原名瞿船，常州人。據吳黎平回憶，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下時，情緒特別激動，說：“你們走了，我只能聽后命運的擺布了，不知以后怎樣，我們還能相見嗎?如果不能相見，那就永別了。我一生雖犯過錯誤(1933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王明、博古作出的《關于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他在《斗爭》上新發表的幾篇文章，犯有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斗爭……)，但對黨對革命忠心耿耿，全黨同志有目共睹。祝你們前途順利，祝革命勝利成功。我無論怎樣遭遇，無論碰到怎樣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三、為什么要選擇陜西作為革命根據地?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6月26日，在兩軍會師后召開的兩河口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和毛澤東主導的中共中央在長征方向上出現了重大分歧，具體說就是南北兩個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這是張國燾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陜甘，這是毛澤東提出的方案。此外還有一個張國燾作為妥協而提出的西進新疆的方案。長征是應該往川康走，往陜北走，還是往新疆走,當時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個人野心膨脹，公然向黨爭權，還企圖挾黨中央南下。為了中國革命勝利發展，毛澤東和黨中央毅然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單獨北上，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后面的歷史我們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線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線遭遇了慘重失敗，紅四方面軍由8萬多人銳減到了不足4萬人，歷史最終證明毛澤東的路線是正確的。

　　一是輿論的正確。1935年，日本已經吞下了東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華北，紅一方面軍北上抗日，迎擊日寇，這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愿望，也贏得了楊虎城和與日本有殺父之仇的張學良的同情，甚至也贏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壓力的山西軍閥閻錫山的同情。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很快就和他們結成了統一戰線，張學良、楊虎城不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讓出地盤，對紅軍接濟錢糧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順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營，為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能夠迅速深入華北、山東，開辟敵后戰場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而與紅一方面軍的前進方向相反，張國燾率領四方面軍南下時，由于與遭受日寇侵略的區域越走越遠，所以無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號召，這不僅不能獲得四川地方軍閥劉湘、鄧錫侯、楊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們的殊死抵抗。他們傾盡全力，與紅四方面軍在百丈關展開大戰并大敗紅四方面軍，迫使紅四方面軍退出四川。

　　二是地理位置。落腳西北一隅，遠離長江中下游流域這片被國民黨視若禁區的核心地帶。此時此刻的共產黨遠走西北，使國共矛盾暫時緩解。國民黨迫于民意和輿論，經過權衡，逐步放松“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轉而著手準備抗戰。紅軍落腳陜北地區，客觀上減輕了來自國民黨方面的軍事壓力，為中國共產黨接下來的全面抗戰創造了條件。正如毛澤東后來所指出的：“如果不到陜北，那怎么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么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到那么多的根據地呢?”中國共產黨抓住有利時機，通過多種渠道與國民黨接觸，共圖合作抗戰。

　　但在陜北，蔣介石面對毛澤東在“聯合抗日”旗幟下建立的統一戰線無可奈何，楊虎城、張學良不愿意把中國有限的國防力量消耗在毫無意義的內戰中，蔣介石的一切軟硬兼施都無法讓他們繼續進攻紅軍。情急之下，蔣介石決定來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軍、東北軍讓出戰場，讓中央軍入陜“剿共”，結果引爆了“西安事變”，最后的結果是蔣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是軍事上處于極度弱勢的毛澤東，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強加給了軍事上占盡優勢的蔣介石。

　　四、長征精神

　　什么是偉大的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高度凝練地總結了長征精神五個方面的深刻內涵。

　　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以戰勝世所罕見的艱難困苦鑄造了舉世聞名的長征精神。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是長征精神的首要元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長征精神的本質，獨立自主、實事求是長征精神的特色，顧全大局、緊密團結是長征精神的體現，與人民群眾同生死、共患難是長征精神的內核。因此，我們要把長征精神一代一代傳下去，激勵和鼓舞全國各族人民奮發圖強、開拓前進，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長征”道路上不斷奪取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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