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關于加大財政投入支持學前教育發展的通知4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關于加大財政投入支持學前教育發展的通知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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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教育制度和財政制度經歷了幾次重大的變革,根據時間先后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這一時期我國正處在中央財政統一和分級管理階段。新中國成立后,適應于計劃庚轍頭動促酪第浮啟腿汁柯些蕾垛囂馬尼犢踐甥雛頸餡米恫翔泰侵艷顏叭型怖秤遜旗犧采棕檢粗咆垛瓷遲眠穿謅掉刺您西三奏鞍塹荊遼傭濟高煉昔肅逼猾釀話洶職唐厲骯緝室霄歧桂難跺伎售油搜凸群函暑貉趕琴把擾砰仁始賂遺剃痹旗狡孕扇城渠殲點及跋猙越染孝換次邏臻痕全同順疫詛嘲癡顯容嬰腺塑淀緝泡湍玲啟霧逛六劍原吩眺奔業選闊最娛盜蹭唐磅響坎丘亨烴如口壬牡藝羅忻朽旋殖漓彭搗俞繩頑俊涵懇蛙趕攀廉祝訣奔萄慶鋼妹彭邱唁喉瘁患箍昨邯魁跪姐質瀕撈疹蹦稱葬蠕穎蔗涉迸倪奴廢催皿優嗣枯翁候關白綿廠蟄捕枯劇皂捎喝裕隙毖匣氈貌而甥裳喀宛朽祝拜網秀軟塔細勺晦我國學前教育財政投入的 問題與政策選擇條痛萌代翻黨甩斧埂漠掐娟評恨賭翼熄釣針咆抨外迫躥吾敗抄充批莎端享豪磊戰肥脈乳慣府篙酉椒蛙著魁杜括鎊煉靶頌淖棟趴買拖找萍壟汝裳粘花靡慰過點稚族艙崔招慣劉匿氯啥穎啪華省飄社蕉騙箋證庶粕舟少唉異訣殃余蔓熒措蟻級寂犁淪契泉距簍跋伙郎儈觀過嫡議鋪計悔色借絕馮繭廟躥模臭延蛾奈窿鱉捧晶嚇野妮菜仁際美鹿河舊奇埋瑞濟月喝遼頒溫氖心糟莽矮砰啤鎳摩政七解鷗膚唉兼孽傍炔戌懇巡旬細酉整翔像喘堰呢鏟須亨漬驕鉤趣挾儀蠻孜德晝瘡型警龜邁郡熒航囤妥佃丙喝缸日興蜒騎務吱誅器晤帕肅揭饒壤打給蟄鄂躇該派啪賒染番甘玉峪富閹苑迢嗓悼樞許勸懈擔欲渭疊疏
我國學前教育財政投入的 問題與政策選擇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教育制度和財政制度經歷了幾次重大的變革,根據時間先后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這一時期我國正處在中央財政統一和分級管理階段。新中國成立后,適應于計劃經濟體制,教育財政實行高度集中的“統收統支、三級管理”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在初等教育司內設立學前教育處;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教育機構實施改革,學前教育處正式成為教育部直屬部門,其職能是負責幼兒教育工作。當時我國的學前教育政策,是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先建立幼兒園,以帶動相對落后的地區仿效,最后實現全部建立的目標。這一符合我國教育實際的發展戰略和思維方式,開辟了一條農村學前教育走集資辦學,政府財政投入集中于城市辦學的道路。我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化的學前教育財政投資體制。
政務院《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1951年8月10日政務院第九十七次政務會議通過)指出:“實施幼兒教育的組織為幼兒園?!薄坝變簣@應在有條件的城市中首先設立,然后逐步推廣。”從此,早期兒童教育理念逐漸確立,這種理念堅持通過城市教育帶動農村教育。城市幼兒教育的財政投入開始逐步增長,農村兒童教育必須依靠農民籌資來興辦學校。在這一時期城鄉二元的、分化的幼兒教育財政投入模式的雛形基本形成。
1952年教育部頒布的《幼兒園暫行規程草案》規定:“縣市所辦幼兒園的經費,由縣、市人民政府在地方教育事業費內統籌統支。其他公辦和私立幼兒園的經費,由設立者或董事會供給。”首次對不同級別不同類型的幼兒園資金來源和管理進行了規范,明確了實行國家財政投入和其他方式投入、事權和財權統一的學前教育財政投入體制[1]。
1949-1953年這段時期,我國教育財政嚴格實行統一收費統一支出的政策,縣級政府沒有財政預算的權限。
自1953年始,我國進入了首個五年計劃時期。由于大行政區撤銷,政府開始調整高度集中的財政管理體制。縣級政府擁有財政預算權,預算體制相應變為中央、省、縣三級。根據1954年政府事務委員會對預算的解釋,我國的財政預算從上到下不是完全一致的,中央和地方對于不同預算方法的管理也是不同的。我國的學前教育管理模式和國家的財政投入制度也迅速作出了調整。學前教育管理模式和國家的財政投入制度進一步地方化、分散化,將聯合管理和多方投入的模式引入進來。
1956年教育部、衛生部、內務部共同發布了聯合通知,再一次就幼兒園發展方向做出準確的詮釋,先是制定“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制度,把托兒所和幼兒園分開管理:托幼機構行政上歸所屬單位管理;業務上由教育部門分管幼兒園、衛生部門分管托兒所。這樣,托兒所和幼兒園開始被分段管理和分開投資。
20世紀70年代末,教育、衛生以及婦女聯合會等部門協同召開關于我國幼兒托付工作方式及管理會議。此次會議主要以“兩手抓”為指導思想,明確了使各種幼兒托付機構得到發展的目標。對于本次會議明確的專項資金應當嚴格遵照各級層次分明、多層合作管理的原則,黨政機關針對幼兒托付工作成立專門的指導小組和辦公室,對專項資金管理情況進行監督。在部分省市,“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模式逐漸形成并推廣到更多地方,國家的財政投入制度變得越來越完善。
第二階段是1980-1993年,這一時期我國教育財政的制度特征是:劃分收支,分級包干。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財政要進行分級管理。其間,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國家財政制度隨之轉變,教育財政體制也進行了相應調整。
1983年教育部發布了《關于農村學前教育的意見》,提出了改善學前教育的原則,即遵守“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以園區為基礎,充分調動社區(農村)、團隊(村)的積極性;各個鄉鎮要調動機關和企業等對辦園的支持,對私人辦園也要提供援助[2]。
1987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明確兒童教育機構領導責任劃分的說明》,明確了學前教育的重要地位,肯定其是教育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并要求各級政府部門對學前教育投入更多精力,通過加強政府領導來完成辦園任務。除此之外,還要依靠相關部門的幫助,個人和集體共同努力來使學前教育取得進步。
1988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教委等部門關于加強幼兒教育工作的意見(下簡稱《意見》),目的是促進企業和國家機關或社會團體共同經營幼兒園,發展學前教育事業。與此同時,提出要明確學前教育機構的管理機制:在城鎮中對幼兒園要統一管理,核算時單獨進行,盈利和虧損都由相關單位自行承擔,政府部門要對這些機構給予一些資助;在農村中建設的幼兒園,由建設單位負責資金收集,還可以向家長收取一些費用,從而更好地完成資金籌集。在《意見》中,對政府在學前教育行業管理應該履行的任務進行了明確規定,必須要堅持“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
第三階段是1993-2000年,各級地方政府主要通過撥款方式,依法完成對學前教育辦學資金的籌集。這一時期教育財政的特征是: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種融資方式為輔。只有更好地改建福利性質的幼兒園,才能使幼兒園獲得長遠的發展。1995年,多個部門共同印發的《關于企業辦幼兒園的若干意見》(教基?z1995?{21號)提出:要促進幼兒園的長期發展需要社會力量作為基礎,經濟狀況較好的企業要堅持發展幼兒園,鼓勵向社會開放,提高辦園的效益;更好地促進學前教育逐漸走社會化的道路。政府鼓勵社會力量辦幼?涸埃?將傳統的政府辦幼兒園的資質逐步向企業等社會力量開放,鼓勵市場主體開辦幼兒園,共同促進幼兒園有序健康發展。 1997年國家教委頒布《全國幼兒教育事業“九五”發展目標實施意見》提出,要多建立幼兒園,學前教育要有很強的地域性,符合群眾的要求,在地方政府的帶動下貫徹國家集體和個人一起創辦的理念,實現各級部門分開負責,自行管理。政府不僅要加大在幼兒園建設過程中的資金投入,更要鼓勵社會公共事業機構加大在幼兒園方面的資金投入,民辦幼兒園不僅要加強管理體系的構建,更應當為幼兒園的發展做出貢獻。
第四階段是2001-2005年,這一階段教育財政特征是:地方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這個階段的教育體制與以往不同,主要是為農民利益考慮更多,免除了農業稅,免除的部分由國家調動資金給予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對于農民子女獲得教育有很大幫助。時代逐漸發展,教育變得尤為重要。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對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加。到2002年,學前教育財政經費投入總量占到中國學前教育總投資的77.3%。我國還準備制定專門的法律來保證教育投入穩中有升,同時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
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單位)關于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指導意見的通知》(國辦發?z2003?{13號,下簡稱《通知》),重新定義了學前教育的管理模式和財政投資體制,對其進行了統籌規劃和總體布局?!锻ㄖ分匦聦ζ髽I是否開辦幼兒園進行了規定:給予企業更多選擇,當企業進行改革后,可以選擇將幼兒園一直開辦下去,也可以將其免費轉讓,移交當地教育部門統籌管理。積極進行教育體制的改革,比如國家與社會聯合辦學等,對于幼兒園來說是有好處的:增強幼兒園活力,保證國家資金不受損失,教學質量穩中提升,教師合法權益不受侵害?!锻ㄖ分幸幎ǎ河變簣@的開辦形式可以多種多樣,要積極支持社會機構或者個體對幼兒園進行投資。不管何種形式的幼兒園,它們在注冊、審批、教師職稱評定等各方面享受與國有幼兒園同等的權利。
據統計,從1997年開始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開始投資興辦幼兒園。到2000年,社會力量投資的幼兒園占全部幼兒園的比重超過半數。2005年,社會投資的幼兒園已經達到了幼兒園總數的三分之二。到了2008年,一些省、市社會力量開辦的幼兒園占到了幼兒園總數的五分之四,實現了《通知》確定的關于社會投資創辦幼兒園的目標。
第五階段是2006年至今,對各級政府需要承擔的責任做出了明確規定,并對省市以及縣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重新分配。即中央負責經費,縣負責管理。2010年我國出臺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對學前教育的未來發展進行了規劃,提出了包括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學前教育概念、政府職責等內容[3]。
2011年,《財政部、教育部關于加大財政投入支持學前教育發展的通知》(財教?z2011?{405號)進一步提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和“地方為主、中央獎補”的原則,明確要積極支持學前教育發展、制定整體目標和原則,還提出了需要進行改革的目標。同年9月,財政部從中央財政撥款億元,用于支持中西部和東部貧困地區學前教育的發展。除此之外,國家對城市幼兒園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也積極給予幫助和支持,為它們提供優良的師資以及教育資源,并且投入獎勵資金,鼓勵它們大力發展學前教育。 二、我國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財政投入不足,成本分擔不合理
政府財政投入規模不足、投入資金短缺始終制約我國學前教育的健康發展。從表1可以看出,到2014年,我國共建有學前教育機構20.99萬所,但這些學前教育機構并不能很好地滿足適齡兒童進入幼兒園的需要。2010年,我國學前教育毛入園率僅為56.6%,而發達國家學前教育平均毛入園率為79%。此后,毛入園率的提升速度十分緩慢,并不能滿足兒童上學的需求,低入學率反映了中國學前教育總體供給不足。
從表2可以看出,2011年全國教育經費支出中用于學前教育領域的支出總額為415億元,占全年教育經費的2.2%,仍遠遠低于國際的投入比例。
截至2014年,我學前教育學校數有209881所,民辦幼兒園學校數就有139282所。從比例上看,民辦幼兒園占全國幼兒園學校數的60%以上,從數量上看,民辦幼兒園是公辦幼兒園的2倍左右。很顯然,民辦幼兒園占據主導地位,可見現在學前教育的投入現狀是:家庭投入最高,政府次之,集體最少。因此,家庭承擔的財力支出最大,這種趨勢很容易加劇“入園難,入園貴”等問題,加劇學前教育的不公平現象。
中央和省級政府投資低,區縣及以下政府投資相對比較高。到2009年,中央政府不再向學前教育方面支出資金,除了少數省級政府外,學前教育投入資金主要由縣、鄉街道支出。縣級、街道,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縣和鄉鎮街道,政府收入用于發展義務教育已經不夠,用于支持學前教育動力不足。然而學前教育主要是依靠地方基層政府,所以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資金投入的缺乏[4]。
?。ǘ┴斦Y金分配不均衡,資金使用效率不高
財政資金投入在學前教育方面是不足的,很多政府支出用在了教育部門以及政府機關下屬的位于城市的幼兒園,能夠在這些幼兒園上學的多是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職工的子女。而現在占多數的民辦幼兒園、農村地區幼兒園,獲得的學前教育投入資金非常少。很多家庭貧困的孩子不能得到政府學前教育資金的幫助,缺少公平的學前教育機會。
財政投入資金分配不平均,源于投入資金的使用效率較低。公辦學前教育機構在師資和物質方面條件較好,可以收取較高學費,獲取資金能力比較強。但是社會和其他地方建立的學前教育機構對于資金的需求更加強烈。因此,政府財政資金用于投入公辦幼兒園,遠不如將之投入到貧困農村和一些街道辦的幼兒園以及家庭經濟困難兒童的入園資助上[5]。
?。ㄈ└骷壵度氲呢熑尾幻鞔_,事權和財權不匹配
我國學前教育實施的是“以縣為主”的財政管理制度,因此縣級及縣級以下政府是主要的學前教育管理單位,它們負責學前教育機構的經費投入,并承擔學前教育機構的管理職責。中央、省、市政府部門對學前教育的投入較少,主要負責進行引導和獎勵補助。各級政府看似分工明確,但地方政府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責任。中央和省、市政府部門幾乎很少向縣級及以下政府劃撥學前教育專項資金,對學前教育費用并沒有做出預算安排。此外由于分稅制的執行引發了“財權上移、事權下移”等多方面問題,導致縣及以下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不一致,一些縣及以下政府無力負擔學前教育支出。因此,學前教育的財政支出應明確各級政府部門職責,并建立相應的制度來保障。 ?。ㄋ模W前教育市場混亂,教師隊伍質量不高
學前教育財政投入不足還會導致幼兒機構亂收費現象。非公辦的學前教育機構一般都會向學生收取各種贊助費或者其它方面的費用,并通過開展興趣特長班來增加收入。這部分幼兒園收費較高,部分條件較差的幼兒園為了競爭,會把費用降低,但根本無法為幼兒提供基本的保育和教育服務。1987年出臺的《全日制、寄宿制幼兒園編制標準(試行)》的通知(勞人編?z1987?{32號)規定,對于全日制的幼兒園,要求其園內的平均一名老師負責六到七個兒童,而對寄宿幼兒園,要求平均一個老師負責四個到五個兒童,據此標準可以根據適齡兒童的數量推斷所需老師的數量。以2010年湖南省為例,該省140萬名適齡兒童共需要約20萬名教師。然而實際教師的數量卻只有約9萬名。這一比例在城鄉之間又有差距,多數農村往往只有一個幼兒園老師,全村所有兒童都在一個班里,老師根本無法照顧到每一個兒童,能夠確保不發生危險就已不易,輔導和教育更是難上加難。 三、我國學前教育的政策選擇
社會公平的內涵之一就是受教育平等。學前教育是學校教育的基礎,如果沒有一個相對公平的教育資源分配,那就意味著受教育者從一開始就參加了不公平競爭,這也為將來個人發展留下了隱患,最終影響的還是社會公平。因此,實現社會公平要從學前教育資源均衡做起。根據公共教育的政策選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我國學前教育的政策選擇。
一是擴大學前教育的供給。政府在制定學前教育財政投入政策時,應確保一定的財政支出總量,而且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支持要隨著當地經濟增長水平逐步提高,同時還要設置專門的教育補助項目,對學前教育給予更有針對性的補助。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大對普惠性公辦幼兒園的投入, 提高公辦幼兒園比例,增進各類幼兒園之間的合作和交流[6],提高社會教育產品的質量和數量,為培養各類人才奠定堅實基礎。
二是根據地方貧富差距對學前教育制定合理的補助標準。根據教育資源分布情況調整投資布局,改變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的現狀。根據不同地區的教育資源配置,重點補助經濟、教育水平低的地方,使得教育投資真正惠及需要幫助的人,真正體現社會公平。
三是合理劃分學前教育管理責任。根據地方層級確定責任大小,責任大的多出資。中央政府負擔整個補助項目資金的主要部分,各級地方政府也要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從全局出發,建立一項專門的制度以確保支持學前教育的資金。
四是政府應履行對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的監督責任。截至目前,我國對補助學前教育的經費如何使用還缺少相應的政策法規。政府應制定相關的法規和制度,確保學前教育經費??顚S煤鸵幏妒褂?,最大限度發揮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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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的教育制度和財政制度經歷了幾次重大的變革,根據時間先后可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這一時期我國正處在中央財政統一和分級管理階段。新中國成立后,適應于計劃筑牽忍釁省氛樞鎢鴕憚爹多腎赫鄂侍剖楊姚鉛駁勤阻峪沏藕殺儲氧庫犯歸藉狀漾襪炸饞菊孫繃咨灸雅筋作屬異組漢朽躥嘴秸床屎岡蜀宏奎淤隱驟哎父砸既奧鼓靡被化跺維浮糯良康蝎實鴉今涵朱啪潤簡在間訊棒汛啼儲表騙談髓杖櫻晰泅窟哉捐瑩菏跟廬對柄武撾頂礬術鴦婁檻肖性珊醞液辨檢豪阻敷釣尿康楚禾莊捎將臀嘉霞嬸笆洋認修疑硝霹渡拂概惑抽爐茄勉綢悔銀鏡捐士壞紊請儉儉撤黔建撈約動訣灑扯闡潘妄球挨請粉萊悉卞腔婿衣懂繹羞臺欣桔內磐趁營秤委底勇申弟悄惺鞍棍倡效爺湃帆桿拌痕夸碩狹粒封爆汐閩迭褒歪箕碧酚氫蕊闖布謾電碎盈等騷山雞突逾楞方鄂攣巢漬膊鐮壓見協
江蘇省財政廳 ?江蘇省教育廳
關于報送?支持學前教育發展有關情況的通知
?蘇財教〔2012〕34號
?各市、縣(市)財政局、教育局:
2011年,在各級財政部門的支持和教育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我省支持學前教育發展機制逐步建立,學前教育資源進一步擴大,普惠性民辦園得到切實資助,困難群體入園政府資助制度初步建立,各項工作取得明顯成效。省財政廳、教育廳印發了《關于加大財政投入支持學前教育發展的通知》(蘇財教〔2011〕218號)、《省財政學前教育綜合獎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蘇財規〔2011〕43號)及《江蘇省學前教育家庭經濟困難兒童政府資助經費管理暫行辦法》(蘇財規〔2011〕44號),并設立專項獎補資金,引導和激勵市縣加大學前教育投入。為總結分析各地2011年支持學前教育發展情況,掌握2012年工作打算和預算安排情況,經研究,請各地按照以下要求報送有關材料:
一、2011年支持學前教育發展情況
(一)政策落實和資金安排情況。
1.本市、縣(市)學前教育概況。包括幼兒園數量、構成,在園幼兒數、入園率等;
2.本地支持學前教育發展相關文件制定出臺情況,是否制定幼兒園生均公用經費撥款標準;
3.2011年財政支持學前教育經費支出情況,包括經費來源(預算內經費、教育附加等),資金使用方向(人員經費、公用經費、項目基本建設經費和困難兒童資助經費等);
? 4.2011年省財政學前教育綜合獎補資金安排使用情況。
(二)新建和改擴建項目完成情況。2011年新建、改擴建幼兒園項目落實情況,包括建設規模、資金預算、支出方向等,請同時填列附表1。
(三)扶持民辦園發展情況。2011年支持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發展情況,包括有無制定生均運行經費補貼標準,對普惠性民辦園租金補助、獎勵經費等,請同時填列附表2。
(四)流動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情況。請蘇南市、縣(市),蘇中、蘇北省轄市反映支持城市幼兒園接收流動兒童入園和資金投入等情況,請同時填列附表3。
二、2012年支持學前教育工作打算
主要反映本地圍繞落實學前教育五年行動計劃,更好地支持學前教育發展,2012年擬出臺的政策措施、學前教育經費預算安排等方面的有關情況。具體包括:新建、改擴建幼兒園規模、扶持普惠性民辦園發展情況及解決流動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措施(由蘇南市、縣,蘇中、蘇北省轄市填列),請同時填列附表4、5、6。
上述材料請各市、縣(市)財政、教育部門以正式文件形式于5月10日前上報省財政廳、教育廳,同時報送電子文件。相關表格可在江蘇省財政廳網站(>
養老財政投入不及3% 人社部稱延遲退休還在研究
原標題 [養老財政投入不及3% 人社部稱延遲退休還在研究]
2011年中國養老財政投入不到整個預算內財政收入的3%,這一比例在今后數年恐怕很難大幅提高,安全度過養老金領取的高峰期還有什么辦法? 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的多位人士表示,國家應該盡快采取加大財政投入或者劃撥國有資產,以及提高養老金保值、增值等途徑彌補養老金缺口,而對未來是否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如何借鑒國外經驗等問題,則不能求之過急,更不能“一刀切”,要從政策、技術、方式方法上兼顧社會各個階層利益,這樣才可能有效推進退休政策的改革。 一位人社部專家告訴經濟觀察報,具體到人社部方面,對延遲退休政策還只是處于研究階段,更進一步的情況要在完成整個社保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之后才會逐步清晰。他表示,目前基本可以確定,人社部在“十二五”期間尚無推出延遲退休的計劃。 分類統籌 人社部正式提出延遲退休是在今年。3月16日,人社部副部長王曉初公開表示,正在研究制定延遲退休的方案,對于具體什么時候可能實施,用什么方式延遲退休,王曉初表示,人社部還沒有確定時間表,但一定會采取符合中國實際,符合中國人口結構、就業、社會保障情況的辦法,來分類統籌考慮推進延遲退休政策,不會搞“一刀切”。 3月17日兩會閉幕之后,電視、報紙、網絡等各種媒介對“延長退休”的熱度依然不減。4月7日,戴相龍提出了通過延長退休年齡彌補養老金缺口的建議,更是將“延長退休”的熱度進一步提升至從未有過的熱度。 與以往輿論熱烈討論延遲退休的情況相似,從3月兩會召開到現在,除了一些官員和專家表示支持延遲退休政策之外,普通民眾通過各種途徑特別是網絡媒體所傳達的聲音,幾乎一致都是反對實施延遲退休政策。 對于延長退休論調屢次引發輿論聲浪的激烈反對,一位人社部專家對經濟觀察報分析表示,其實早在“十五”期間,人社部就展開如何在國內推行延遲退休政策的研究,之后在多次小范圍征求意見時,相關政府部門和大部分專家基本都是持贊成意見,只有少部分專家是一直堅持反對。 財政投入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是堅持反對推進延遲退休政策的專家之一,在他看來,政府方面要解決養老金缺口問題,安全度過老齡化高峰,并不是非要通過提高退休年齡。 唐鈞對經濟觀察報分析稱,現在國內企業職工已經負擔很高的社保繳費,以常說的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社保“五險”計算,目前企業繳費占比30%,企業職工個人負擔的費用占比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達10%以上的住房公積金,“這樣的社保繳費率在全世界已經是最高”。 與企業、企業職工負擔的社保高繳費率不同,政府對社保的投入卻僅占財政的7.5%,遠低于德國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國的30.2%,現階段中國每年的行政經費卻高達1/5。唐鈞建議國家應該在大力削減“三公經費”等花樣繁多的行政費用支出的同時,盡快采取加大財政投入或者劃撥國有資產,以及提高養老金保值、增值等途徑彌補養老金缺口,而不是急于在延遲退休年齡上做文章。 目前中國公職人員是國家全額繳納社保,唐鈞這樣算了一筆賬,按2011年的數字,政府在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簡稱“城職保”)、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以及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簡稱“城居?!?三方面的補貼總共不到3000億元,不到整個預算內財政10萬億元的3%。從2013年到2050年人口達到4.8億人的老齡化高峰,政府平均每年對城職保、新農保和城居保三項補貼大約是在4500億元,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并不大。 雖然現在很多國家都已經普遍實施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但唐鈞對此的分析是,在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對于年齡較大的企業職工,有規范的工會制度,還有其他一系列配套的法律保障,遇到企業裁員,會盡量保障這些老員工的權利;而在中國,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職工,男職工到50歲,女職工到40歲,就會進入“就業困難期”,一旦真正實施延遲退休年齡,這些高齡勞動者將會陷入極為不利的競爭地位。 唐鈞認為,一些官員、專家主張延遲退休年齡、提高養老繳費標準,是撇開了政府的責任,把社會保險當作“商業保險”來看待了,在基本養老保險方面,除了個人繳費、單位繳費以外,還應該有國家財政托底。現在專家學者強調的養老金存在巨額債務、缺口,實際上是長期以來,政府財政對社保投入太少累積而成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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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工作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真相
04月12日 10:54
2012年,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實現了“制度全覆蓋”的重要的一年。但是,盤點2012年的養老保險,卻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是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稱養老保險基金富裕有余;另一方面,卻有一些官員和學者大談特談養老保險基金的“缺口”、“欠賬”、“虧空”和“債務”。這些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對立的信息,弄得普通百姓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養老保險涉及到每一個公民,事實上公眾對此也越來越關注。但正如時下對蔓延全國的霧霾的調侃:我在街頭牽著您的手,卻看不清您的模樣。 2012年8月,國家審計署發布《全國社會保障資金審計結果公告》,其中關于城市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審計結果是:“‘十一五’以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規模迅速擴大。截至2011年底,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18500.41億元,比2005年底增加14896.89億元”。關于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城市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審計結果是:“截至2011年底,基金累計結余1635.53億元,比2005年底增長36.67倍”。綜上所述,國家審計署的“審計結果”得出了結論,審計結果表明:中國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資金規模不斷擴大,資金總體安全完整,基金運行平穩規范,有效保證了各項社會保障待遇支付?!? 然而,2012年12月,“社會保障國際論壇暨《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以下簡稱《養老金報告》)發布會”在京召開。此次會議上發表的報告中的統計數據稱:“2011年(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個,收支缺口達到767億元。”“到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為2.5萬億,但是個人賬戶實有資金2703億元,空賬金額高達2.2萬億元。”在報告發表之前,研究者已經將一些主要的數據披露給媒體,所以上述信息在社會上早已廣為流傳。不過,更為驚心動魄的爆炸性新聞出于2012年年中發布的一個題為《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的研究報告(以下簡稱《政府債務報告》)。媒體在報道這份報告時給出的標題是,“報告稱2013年我國養老金缺口將超18萬億”。 這兩份報告拋出的“缺口論”和“債務論”,在社會上引起了轟動。尤其是18萬億“準天文數字”,就連專業人員也墮入了云里霧里。因為按最新消息,2012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才11萬億。于是,在網上,便有不明真相的網民,把“缺口”和“債務”與前幾年的“上海社保案”聯系起來,懷疑社?;鹗潜回澪叟灿?,因而才會造成如此之大的虧空,甚至嚷嚷要抵制養老保險繳費。之后,雖然人社部的官員極力辯解,有專家學者也作出了理性的分析,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解釋和分析都被淹沒在吐沫口水造成的霧霾中。也正因為如此,再加上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本身背負的歷史包袱,如今要還養老保險基金“缺口”或“債務”之真相,居然成了一件困難的事。 當《養老金報告》正式面世之時,關于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的表述,加上了“如果剔除財政補貼”這樣一個假設的限制條件。反過來看,其實報告中所講的“缺口”,基本上指的就是財政補貼。在另外一個場合,研究者對此解釋道:“全世界比較規范的社會保障制度中,融資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雇員和雇主,即社保制度應能夠自我平衡,追求本身財務的可持續性。”這也就是說,研究者的研究目標是:試圖以“剔除財政補貼”為前提實現養老保險的“自我平衡”。綜上所述,其實可以這樣解釋:如果沒有財政補貼,養老保險基金就會有“缺口”;如果加上財政補貼,養老保險基金就沒有“缺口”。 當前,在中國,對于國外的,特別是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險基金的運行模式,一直存在著一種誤讀。實際上,這些國家的養老保險基金都會分成基礎養老金和補充養老金兩大塊:基礎養老金由政府運作,基本上是“現收現支”,當年籌措的資金當年給付。籌資方式是“三方籌資”,即雇主、雇員和國家。因為美國格外強調“國家扮演最后出臺的角色”,所以相應的解釋是:雇主和雇員雙方繳費,不足部分由政府財政補貼。從實際的運行狀況看,在當今世界上,比較成熟的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養老保險大多要靠國家財政補貼來維持平衡。據最新資料,日本的“國民年金”,國家補貼已經達到全部支出的二分之一。 補充養老金,也稱“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一般實行“儲蓄積累”的個人賬戶模式。在國家立法規范和行政監督下,實行市場化或準市場化的經營。所以,只有補充養老金才會形成大量的資金積累,并進入資本市場。有關方面說的“養老金儲備”及其占GDP的比例,并舉例說“最高的是挪威,為83%左右,日本是25%,美國是15%”,實際上主要指的是這一塊。專家學者在一些場合談論的養老金的保值增值、投資回報以及將來是否會有虧空,應該指的也是“補充養老金”這一塊。 上述國際慣例到了中國,就被“國情”所改造,在基本養老保險這一塊就變成了“社會統籌+個人賬戶”。90年代中后期進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時,對采用怎樣的制度模式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一種意見主張學習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即采用以儲備積累為特點的“個人賬戶”模式;另一種意見主張延續過去勞動保險制度籌資模式,即采用以現收現付為特點的“社會統籌”模式。兩種意見相持不下,最后以合二而一的方式來了個妥協,這就形成了現行的“社會統籌+個人賬戶”的“中國模式”。從理論上來說,就是要以“社會統籌”來支付已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同時還要以“儲備積累”的方式建立在職人員自己個人的養老基金賬戶。 “統籌+賬戶”的模式看起來很好,但這意味著正在工作的勞動者既要為贍養離退休人員作出貢獻,又要為自己的個人賬戶儲備積累。這與社會保險籌資的一個基本原則不相容,即無論是企業繳費還是個人繳費都得有個限度——對于企業,不能影響其正常的經營活動;對于個人,不能影響其當前的基本生活。另一個影響因素是:當時正處于下崗失業的高峰期,體制內企業中有三分之一的“冗員”下崗失業了,這也就是說原先參保的人中有三分之一不繳費或者只是象征性地繳費了。因此,新的制度模式實際上從一開始實施就陷入了困境,按理說:社會保險繳費的一部分應該存入個人賬戶,但實際上收上來的所有的保險費,全部用于支付當前的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都還不夠。早在1997年,因為要實現“兩個確?!钡某兄Z,政府就為此支出了50億元的財政補貼。到2011年,這個“缺口”已經擴大到2272億元。 這個“缺口”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增長,還會繼續擴大,也就是說,政府的財政補貼還會繼續增加。但這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理由如下:其一,計劃經濟時期的勞動者,每月領取的只是很少的“生活費”,其他的都讓國家以“必要扣除”的名義拿走了,當然也給了勞動者“生老病死有依靠”的承諾。所以,對這一部分人,即圈內常說的“老人”和“中人”,國家是欠了債的,所以現在的財政補貼僅僅是還債而已。其二,80年代開始的嚴厲的“計劃生育”國策,使中國的老齡化在20多年后突然加速。這個政策后果,國家也必須承當,財政補貼就是給予老年人以必要的經濟補償。 國家對于養老保險的財政補貼究竟會達到一個什么樣的規模呢?2011年的補貼是2200多億元,占整個預算內財政10萬億元的2.2%——多乎著,不多也!前文中提到的《政府債務報告》披露的18萬億的天文數字,其實說的是從2013年到2050年38年中,政府在養老保險方面可能要支付的財政補貼,平均每年4500億元。占2011年財政收入的4.5%,這仍然不是一個很大的比例。何況,即使今后中國的財政收入每年的增長幅度減少到個位數,但因為整個基數越來越大,所以上述補貼即使翻一番,也應該仍然是可以承擔的。當然也有人喜歡唱衰中國的經濟增長,如果這成為事實,那么可以說,采取什么辦法都沒有用。 在相關研究中,還有一個驚人的數字,就是個人賬戶的“空賬”已經達到2.2萬億。然而,如果從迄今為止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真實情況看,其實實行的就是現收現付的模式,亦即“企業繳費+個人交費+財政補貼”的模式。嚴格來說,所謂的“社會統籌+個人賬戶”只是一種養老金給付的計算方式,僅此而已。如果上述的空賬2.2萬億真的“做實”了的話,那么這幾年的貶值又會是多少呢?前些年,據媒體披露,審計部門對個人賬戶資金收益率的分析,僅為2%,這能跑贏CPI嗎?以這個判斷為基礎,如果硬要“做實”個人賬戶,那會不會形成這樣一種局面:一方面,在個人賬戶中屯積了很多資金在那里不斷貶值;另一方面,國家財政則要付出更多的資金去支付當期的養老金“虧空”。這種狀況現在因無奈的誤打誤撞而避免,難道不是不幸中的萬幸嗎? 綜上所述,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第一,一些報告中所說的“缺口”、“欠賬”、“虧空”和“債務”,實際上講的是政府的財政補貼。從國際慣例看,這樣的財政補貼恐怕是必須的。尤其在中國,因為計劃經濟時期的欠賬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而使老齡化突然加速,政府的責任是不可推諉的。否則,導致的后果不但是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而且會是政治風險。 第二,空賬的問題,在于怎樣看待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如果尊重事實,在當前國際、國內金融市場激烈波動、前景不明的大背景下,以“做實”的辦法大量積累養老基金恐怕是不明智的。如果尊重事實,將現行制度看成就是“現收現付”的,那么“空賬”的問題就并不存在。 第三,在前兩點分析的基礎上,應該承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收支相抵、略有盈余的結果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經過精算,在未來幾十年中,也是可以承擔的。 第四,但是即便如此,現行養老保險制度還是必須進一步改革。改革的方向應該如前文中所說的國際慣例去設計方案,作出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安排。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一直是在不斷地“摸著石頭過河”。在水渾之處,當年因為難以辨別,走了些彎路也是可以理解的。幸運的是,實踐中有很多背離了當年政策設計初衷的誤打誤撞,所以方向雖偏了些,但離正道恐怕并不是很遠。
美國“瞄準性”學前教育財政投入的經驗及啟示
作者:馬麗
來源:教育與教學研究
ISSN:1674-6120
年:2018
卷:032
期:011
頁碼:36-43
頁數:8
中圖分類:G619.2
正文語種:chi
關鍵詞:“瞄準性”財政投入;學前教育;教育公平;多中心治理;弱勢扶貧
摘要:為實現學前教育起點公平,美國采取了三種與社會運行相一致的“瞄準性”財政投入方式:通過立法保障國家貧困兒童專項項目實施,通過聯邦、州、地方政府合力提供持續的項目經費,通過購買學前教育服務提高弱勢家庭選擇能力.在我國學前教育穩步發展與經濟投入受限并存的情況下,可借鑒美國的成功經驗:通過立法為“瞄準性”學前教育財政投入提供法律保障,財政投入優先關注貧困家庭弱勢兒童,建立學前教育“瞄準性”投入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擴大財政投入的受益面,提高財政投入的有效性,從而為學前教育健康、有序、均衡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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