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近代中國政治人物蔣介石：1992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圖書蔣介石：1995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1932年蔣介石在廬山宣布6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1932年蔣介石在廬山宣布6篇

【篇一】1932年蔣介石在廬山宣布

蔣介石廬山抗戰宣言

對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蔣中正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于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于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國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于“最后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后關頭的意義，最后關頭一至，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茍安，便會陷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后，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付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的征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后，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么要擴大塘沽協定的范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于我國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個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東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續之以塘沽協定，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么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會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后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于戰爭既無之后，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后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系于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受任何約束。?　　
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為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系達于關頭，不愿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于我們這最低限度的立場，應該不致于漠視。?　　

總之，政府對于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于社會，俾咸能明了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篇二】1932年蔣介石在廬山宣布

蔣介石發表廬山宣言 全面抗戰拉開帷幕

2011年05月31日 10:59
來源：鳳凰網臺灣站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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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蔣中正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茍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虛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祗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祗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

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鹹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篇三】1932年蔣介石在廬山宣布

在科級干部宣布任職會講話

剛才分管組織人事的領導宣布了此次科級干部的任職，并詳細介紹了干部任用和調整的具體情況。新提任和調整的2位干部代表也作了表態發言，發言緊扣任職崗位職責和科室工作實際，既立足現實，又著眼將來。講的都很好，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按照自己的承諾，履行好崗位職責。在這里，我代表局黨組對新任職的幾位同志表示祝賀。希望新任職的幾位同志要珍惜崗位，珍惜組織和大家的信任，以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精神面貌，以埋頭苦干、精益求精的踏實作風，盡快進入工作狀態，打開工作局面。下面，我提出四點希望。

一要勤于學習。一是在加強黨性鍛煉上下功夫。旗幟鮮明講政治，要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學習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增強“四個意識”，樹立“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加強黨性修養，提高思想覺悟。二是在增強履職能力上下功夫。站在新的起點上，謙虛謹慎，增強學習的緊迫性和針對行，盡快轉變教師，熟悉業務流程，更新知識結構。尤其要注重相關法律知識的學習，多鉆研，多思考。虛心向前輩、向同事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努力做專家型、創新型和學習型的領導干部。

二要敢于擔當。工作任務愈加艱巨，科級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主動扛大梁、挑重擔，勇于擔當，勤勉敬業，為大家做好表率，當好標桿。腳踏實地，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創業上。努力做到求真務實不張揚，埋頭拉車不叫苦，敢于擔當不懈怠，勇于創新不停步。要胸懷全局，多謀善斷，干實事，求實效，既要登高望遠，又要腳踏實地，既要仰望星空，又要實事求是。

三要善于協作。科級領導干部處于承上啟下，溝通左右的重要位置。具體工作中，需要做好崗位之間、科室之間和外單位之間的溝通協調，大家一定要牢固樹立團結協作意識和一盤棋思想，做到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誤解；多一些包容，少一些計較，要錘煉自己容忍之短的胸懷，容人之長的美德，容人之異的度量。做到長處相互學習，經驗相互借鑒，問題相互提醒，意見相互溝通，共同營造“氣順、風正、心齊、勁足”的工作局面，形成同心協力干好工作強大合力。

【篇四】1932年蔣介石在廬山宣布

毛澤東曾答應蔣介石回在陸駐廬山

羅時敘

【期刊名稱】《黨建文匯：下半月版》

【年(卷),期】2000(000)006

【摘要】廬山美廬原為英國西伊勛爵(Lord See．O．Reynolds)的別墅，建于1903年。1933年，為蔣介石購得，并增建西部聯體副房。1948年8月18日，蔣介石在廬山的最后一天，于院內的一塊長6米余、寬3米多、狀如賽車的天然巨石上，題刻“美廬”。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它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總頁數】1頁(42)

【關鍵詞】蔣介石;廬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毛澤東;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03年;1933年;1948年;1997年;See

【作者】羅時敘

【作者單位】無

【正文語種】英文

【中圖分類】K827

【相關文獻】

1.中共曾建議蔣介石回來可以住廬山 [J], 銘流

2.毛澤東與蔣介石在廬山相遇？ [J], 谷士鍇

3.蔣介石廬山私議毛澤東 [J], 李鏡

4.王蕓生在廬山給蔣介石講課 [J], 賀偉

5.毛澤東廬山數彎道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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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1932年蔣介石在廬山宣布

蔣介石集團在抗戰時的丑聞

丑聞之一：走私貪污軍用物資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里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污稱為“二戰中最大的丑聞”。

丑聞之二：宋氏家族借機大發國難財

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50年后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

丑聞之三：國民黨軍官乘機大發國難財

蔣宋家族如此，結果是上行下效。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征收“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后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到河南采訪報道了那里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眾的需求，強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后大怒，認為有損于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雇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時代周刊》拒絕。

丑聞之四：40余萬國軍敗在5萬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于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為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占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后，結集50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余萬，面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后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占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輛卡車中的600輛，為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家私。

面對日軍的進攻，國民黨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著把自己的親屬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歷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中，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為強弩之末的日軍面前，國民黨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丑聞之五：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

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國民黨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的行為，使人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們竟然帶著妻妾上前線，這在其它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國民黨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為日本國內的笑話。

丑聞之六：國軍投敵人數50萬

國民黨正規軍抗戰期間投敵人數竟然高達50萬人。《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如是記錄：“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 殺敵人數與投敵叛國的50多萬國民黨正規軍隊相比，實在不能讓國人為蔣介石的國名黨軍隊感到驕傲。連西方國家都嘲諷說：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戰爭奇觀。早在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創造的這個“奇觀”就已成為世人笑柄，國名黨軍隊也因此被說成是二戰盟軍中的“異類”。

丑聞之七：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在抗戰期一個堂堂的國民黨抗日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偽軍投敵后，并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只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丑聞之八：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斗，此點值得注意。”建國以來，我們最多只是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還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歷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讓那些盛贊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精英”們從來不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后還領著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臟事和破事無地自容。

丑聞之九：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第十八章中說：“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劍橋中華民國史》說：“1944年春， 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 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并向他們射擊，然后歡迎日軍。”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愿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本國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在鮮見。國民黨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這個事實令人心酸。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農民也當了賣國賊，但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勝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的。誰逼的？就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

丑聞之十：日本為對付共產黨放蔣介石一馬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能茍延殘喘、勉強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馬。《劍橋中華民國史》說：“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為什么呢？《華北治安戰》說“華北方面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于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次談話更令人驚訝：“攻占重慶后，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日本這位第一部長認為，失去正面戰場后，中共武裝不僅不會被消滅，而且“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

《劍橋中華民國史》談到日本這方面政策的變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萬人從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諒解’。”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把中共威脅說得更具體：“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準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到1944年秋，“在方面軍占領的3個特別市和400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3個特別市以外，只有7個縣(占總數的1.4％)。有139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于66.9％的295個縣屬于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只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黨。”

需要指出的是八年抗戰中共產黨不同于國民黨。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獲得像國民黨那么多的外援，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厲害，如果再獲得外國援助的機槍大炮，這對日軍來說，其后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說：如果八路軍有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

國民黨軍隊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是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丑聞之十一：日偽檔案記錄國民黨消極抗日

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華北軍發表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敵大半為中共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尸中，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說：《新民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載中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于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在日偽軍眼里，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圣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也比不上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發言，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沖在頭里，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日本人實在是嗎？

丑聞之十二：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系曖昧

1、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約》的外交檔案。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第二天（12月1日）還以頭版頭條的位置進行處理。《中日和約》的揭秘，讓蔣介石集團的賣國嘴臉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蔣廷黻后來論斷言：“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只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權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盡管蔣介石一身媚骨，卻時常被日本人出賣。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石感到灰頭土臉，無地自容。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蔣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時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后，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番話真把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抗戰前“竭力消弭戰禍”，戰勝后卻“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還是人說的話嗎？

2、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事實上，蔣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時，對日本總是奴顏婢膝。僅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態度為例，就可看出蔣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岡村寧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招呼”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后，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到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

3、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日本投降以后，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后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說：“我面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著冷靜，默誦白隱禪師夜船閑話語句，并以將上斷頭臺的心愿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后，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請問，這樣的國民黨是在積極抗日嗎？蔣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嗎？共產黨才是積極抗日的，毛澤東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篇六】1932年蔣介石在廬山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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