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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在韓志愿軍烈士遺骸歸國感想3篇

第1篇: 第八批在韓志愿軍烈士遺骸歸國感想

2014年02月18日 08:28
來源：解放軍報 作者：王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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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四次戰役，即1951年“春季攻勢”，發生于1951年1月25日～4月21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為制止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及其指揮的南朝鮮（韓國）軍發動的攻勢，爭取時…[詳細]

核心提示：這是中國人民志愿軍20軍59師177團6連、60師180團2連、27軍80師242團5連除一名掉隊戰士和一名通信員，成建制被凍死的壯烈場面。

本文摘自：《解放軍報》2014年2月17日第11版，作者：王根成，原題為：《“冰雕連”：鋼鐵鑄就的意志》

20軍、27軍的軍史，記載著“冰雕連”史詩般的悲壯。

1950年11月下旬，朝鮮戰場長津湖戰役中，美軍南逃沿途被這樣的情景震驚：一排排志愿軍戰士俯臥在攝氏零下40度的陣地上，手握鋼槍、手榴彈，保持著整齊的戰斗隊形和戰斗姿態，仿佛是躍然而起的“冰雕”群像。

這是中國人民志愿軍20軍59師177團6連、60師180團2連、27軍80師242團5連除一名掉隊戰士和一名通信員，成建制被凍死的壯烈場面。從此，“冰雕連”成為一座精神豐碑、一種文化符號，被載入軍史。

是什么力量讓“冰雕連”不懼攝氏零下40度的嚴寒？長津湖地區海拔1000至2000米之間，當年是50年不遇的嚴冬，夜間最低溫度達到攝氏零下40度。官兵向美軍后方穿插行軍時，寒冷比敵人的子彈、炮彈更可怕。有的戰士腳凍腫了，脫了鞋再也穿不上，干脆光著腳在雪里奔跑；有的戰士又冷又餓，只能抓把雪往肚子里咽。

“冰雕連”沒向嚴寒屈服，按時埋伏在美軍撤退的必經之路。可是，戰斗命令下達后，卻沒有人站起來沖鋒，全部凍死在露天掩體里。當美軍軍官里茲伯格向這些“冰雕”致敬時，心中疑惑，他們為何寧愿凍死也決不放棄自己的陣地？里茲伯格沒看到、也讀不懂177團6連戰士宋阿毛身上的一首絕筆詩：我愛親人和祖國，更愛我的榮譽。我是一名光榮的志愿軍戰士，冰雪啊!我決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凍死，我也要高傲地聳立在我的陣地上。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黨和毛主席發出的號召。黨領導下的忠誠戰士就要為信仰而戰，宋阿毛的絕筆詩的本意是不惜用生命捍衛信仰。“冰雕連”官兵心中燃燒著信仰的火炬，身上有源源不斷的、斯諾筆下的“東方魔力”，何懼攝氏零下40度的嚴寒？

恩格斯說：“槍自己是不會動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強有力的手來使用它們。”“冰雕連”官兵把身子死死地鉚在陣地上，展開的戰斗隊形槍口一致朝著美軍途經的方向，許多戰士的手凍結在槍托上掰不開。我們平常站在零度左右的天氣里，會身不由己地搓手、揉耳朵。“冰雕連”官兵不是一下子被“封凍”的，而是經過漫長的等待。我們一感覺到冷，常用“像貓咬的一樣痛”形容，俯臥在攝氏零下40度的雪地里紋絲不動，“冰雕連”官兵都有斷腕、剜心般的痛。

整個陣地上，再怎么冷、再怎么痛，沒有一個干部戰士站起來活動一下，沒有一個干部戰士點把火烤烤身子，因為大家明白，任何一個動作都有可能暴露目標。“冰雕連”官兵如烈火中的“邱少云”，為了戰斗的勝利，寧死絕不脫離戰位一步。從威嚴整齊的戰斗姿態上可以看出，“冰雕連”官兵有鋼鐵鑄就的身軀，有鋼鐵鑄就的意志，不為任何艱難困苦動搖戰斗決心，一息尚存就要沖鋒。

未來信息化戰爭，作戰行動將在陸、海、空、天、電多維戰場全面展開，戰斗更加殘酷，對抗更加激烈，官兵更需要“冰雕連”的戰斗精神。要像他們一樣有堅不可摧的戰斗意志，打不垮、凍不倒，勇往直前；要像他們一樣有視死如歸的戰斗血性，人在陣地在，誓于敵人決戰到底。

克勞塞維茨說“勇氣是軍人應該具備的首要品質”。目睹“冰雕連”悲壯犧牲的場面，軍人的士氣和戰斗精神撲面逼人，令美軍生畏、起敬。一位參加過長津湖戰役的美軍軍官說：“他們冒著嚴寒和陸戰隊的炮火源源而來，其視死如歸的精神令陸戰隊員們肅然起敬！”可見，“冰雕連”靜默的陣地上，卻有強大的心理“殺傷力”。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冰雕連”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練成的，而是在漫長的戰斗歲月中歷練的。“冰雕連”參加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戰火硝煙錘煉出了這種“冰雪雄魂”。如今，20軍的戰士業余演出隊根據“冰雕連”史實創作的歌舞劇《冰雪雄魂》，每一場演出過后都點燃了沉積于官兵血脈中的戰斗因子。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軍隊的魂魄。當前，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和戰斗精神，廣大官兵就要多讀、讀透“冰雕連”這類史詩作品，就要常挖、深挖這座“富礦”，從中汲取能量、增添動力，在實現強軍目標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第2篇: 第八批在韓志愿軍烈士遺骸歸國感想

議論文論據大全韓國將歸還具中國志愿軍遺骸

　新華網12月19日消息，根據中韓雙方共識，雙方就移交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事宜進行了工作磋商，韓方同意盡快將迄今發掘的遺骸、遺物移交中方。雙方將本著人道主義精神，通過友好協商推進相關工作。
　　人民網同日引據韓聯社消息，韓國國防部當天表示，中韓兩國已就韓方歸還安葬于韓國的中國軍人遺骸一事達成協議。此外，對于仍在發掘的中國軍人遺物，韓方也表示將盡早歸還。
　　報道稱，首爾北部的京畿道坡州市的中國軍人墓地埋葬著朝鮮戰爭時期陣亡的中國軍人遺骸，共計425具。
　　遺骸發掘工作已正式開始
　　《新京報》援引據韓媒報道，韓國國防部負責人說，遺骸發掘工作已12月19日正式開始。遺骸的清洗和干燥需要2-3個月的時間，另外還要對遺骸、遺物和鑒定記錄進行整理并收殮入棺，大概需要數個月的時間。遺物包括印章、鋼筆、徽章、錢包和軍裝等。
　　該負責人說，兩國就歸還中國軍人遺骸達成協議是韓中關系的里程碑。準備工作由韓國完成，歸還過程由中國負責。
　　韓國駐華使館新聞官員表示，此事由韓國國防部負責，據他所知，這將是韓國首次直接將中國人民志愿軍遺骸交還中國。
　　韓國曾于1981至20xx年間通過朝鮮向中國歸還過42具軍人遺骸，并于20xx年再次歸還1具。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對于如何迎接軍人遺骸回家，韓方表示主要由中國負責，民政部新聞辦工作人員在7月就已表示，烈士遺骸安置、褒揚等工作，由民政部優撫安置具體負責。不過，這次韓國政府要送還數百具中國人民志愿軍遺骸歸鄉，事件重大，社會各界都很關注，民政部將與外交部等有關部門協商妥善的迎接方案。
　　樸槿惠曾提議送還
　　據《南方周末》今年7月報道，6月29日，韓國總統樸槿惠提議，要將位于“三八線”附近墓地中的中國志愿軍軍人的遺骸送還給中方。
　　安葬于韓國的志愿軍戰士，擁有一座陵園，而且是世界上為對手修建的“敵軍墓地”。
　　“敵軍墓地”位于板門店的韓國一側，屬于京畿道坡州市轄地。面積約6099平方米，分為第一墓區和第二墓區，其中約有遺骸1100具，東邊第一墓區安葬著朝鮮人民軍的遺骸，西邊第二墓區則既有朝鮮人民軍又有中國人民志愿軍。中國志愿軍的遺骸為362具(數據截至20xx年7月)，樸槿惠提議歸還給中國的遺骸正是安葬在此處。
　　“韓有意完全解決戰時遺留問題”
　　延邊大學朝鮮韓國研究中心專家金強一在接受前述《北京青年報》采訪時表示，韓國歸還中方軍人遺骸這一舉動象征意義比較大，標志著韓國有意完全解決以前戰爭時期的遺留問題，開啟兩國關系的新篇章。
　　金強一說，這一問題屬于戰爭時期的遺留問題，以前冷戰時期的對立理念導致韓國將這些軍人視為“敵對國”的遺骸。戰爭遺骸的返還在世界各個國家不乏先例，這一次韓國歸還中國軍人遺骸數量大、較為徹底，所以，此舉的象征意義也更大。
　　金強一認為，這一結果是中國和韓國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兩國領導人也在公開場合討論這一事宜。當樸槿惠訪華提出要歸還中國軍人遺骸時，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表示感謝，并稱落葉總要歸根，即使走得再遠，也要回到祖國。此外，韓國在近幾年逐漸“示好”，除了設立專門部門來打理墓地外，還破例讓中國老戰士前往墓地祭掃。

第3篇: 第八批在韓志愿軍烈士遺骸歸國感想

志愿軍為何回國：朝鮮有人視其為占領軍 侵犯主權

1956年“八月事件”使中朝關系日趨緊張，金日成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攏的步伐。借著當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蘇聯出兵匈牙利，南日向蘇聯大使表示，朝鮮“今后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同蘇聯的友誼”，“我們認為現在所有的進步力量都應當更加緊密地團結在蘇聯周圍。”在朝鮮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對他說，“除了鞏固與蘇聯的聯系和友誼，朝鮮沒有也不會有其他的政治路線。”

此外，為了取悅莫斯科，朝鮮外務省還不斷向蘇聯使館散布一些有關中國的消息，挑撥中蘇關系，如聲稱中國單獨約見朝鮮、越南和蒙古大使，通報匈牙利事件時說，蘇聯承認在波蘭問題上犯了錯誤；李相朝(朝鮮“延安派”骨干，曾任朝鮮駐蘇大使)有親華情緒而輕視蘇聯等。

對于這些情況，北京未必一無所知，但卻沒有做出進一步反應。因為，這時中國看問題的角度也出現了很大變化。

犧牲“延安派” 毛澤東安撫金日成

波匈事件發生以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及蘇共二十大路線的看法逐步發生了轉變，認為蘇聯放棄階級斗爭、與美國實現緩和的方針是錯誤的，并由此表露出對蘇共繼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能力和地位產生了懷疑，特別是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后，中蘇之間的分歧逐漸擴大。

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和影響，中共不得不對朝鮮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針。這首先反映在中國對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態度上，中國地方檔案中有這樣一些材料：

1957年3月4日，移居長春的朝鮮勞動黨平壤市委前組織部長金忠植(Kim Chyn-sik)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寫信，要求向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遞交有關他個人和勞動黨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若是在幾個月前，這些材料確是中共急需的，但現在已經沒有人關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書記富振聲在與金忠植談話時，不客氣地說：“你從朝鮮來我國，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們曾經要求你回國，但是你堅決不愿意回去，我們只好把你留下來。”然后嚴肅地告訴他：中朝兩黨和兩國關系一向友好，中國也“不愿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最后，富根據中共中央的委托轉告他，在中國期間，要盡量避免與朝鮮人及中國朝鮮族人接觸和通信，更不能談論朝鮮的問題。

6月28日，前朝鮮駐蘇大使館工作人員金俊根(Li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寫信給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國參加一定的組織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聯絡部答復吉林省委：“告訴他們，我們沒有這樣合適的組織給他們參加。至于幫助他們自學的問題，請你們就近指定一適當的同志，幫助他們自學。”

的確，此時的中朝關系有了迅速好轉的勢頭。“八月事件”前后，中國政府對于朝鮮提出的在1957年給予額外無償援助或5000萬元貸款的請求一直沒有回應，最后干脆予以拒絕。因此，朝鮮也取消了預定的以副首相金一為首的經濟代表團訪華的安排。

現在情況完全不一樣了。為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鮮勞動黨中央經濟代表團訪華，與中方商討朝鮮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和援助問題，中國政府做了非常周密的準備和安排。10月25日志愿軍入朝作戰七周年時，中朝關系的升溫最為明顯。金日成不僅致函志愿軍司令員楊勇表示感謝，還專門給毛澤東發出賀電，毛澤東也親自回電致謝。朝鮮政府還在平壤召開紀念集會，并組織群眾開展慰問、立像和掃墓活動。幾天后的十月革命紀念日，據《人民日報》報道，“志愿軍駐地一片節日景象。”

在這樣的氣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與金日成舉行了會談。金日成在會談中強調了朝鮮在法律上的獨立地位，并向毛澤東詳細講述了“八月事件”“陰謀顛覆”朝鮮政權的性質，取得了毛的認可。

回國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動，進一步在黨內進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擊的金奉這次也沒有逃脫噩運，先是被開除黨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順安(Sunan)農場進行勞動改造。隨后被肅清的，不僅有延安派干部，還有對金日成不滿的其他派系的領導干部金元鳳(Kin Von-bon)、趙素昂(ChoCo-an)等。

中國使館獲得的一份勞動黨內部講話材料稱：到1958年初，朝鮮“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國家反黨的宗派分子”，進一步肅清了“崔昌益、樸昌玉、尹公欽、金承化、徐輝、李弼奎等反黨宗派分子的殘余毒素”。講話在談到國際形勢時，特別提到了“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還頌揚中國“以強大的力量登上國際舞臺，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這一切自然是中朝關系改善的結果。

此時，中共對勞動黨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變。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稱贊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簽了字，是反帝國主義的，是堅持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還說，1956年中國和蘇聯派人去朝鮮解決人家的內部問題，用意是好的，但結果不好，方式不對。周恩來在1958年2月訪朝回國后也說，從朝鮮跑過來的那些人反映的情況很片面，導致中國對朝鮮產生了錯誤看法。《人民日報》還摘要刊登了樸金在勞動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其中有一大段是專門點名批判“崔昌益、樸昌玉反黨宗派”的。

朝鮮欲借力“聯合國”，志愿軍成了“占領軍”

為了安撫金日成，進一步鞏固中朝關系，毛澤東又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即撤回在朝鮮的全部志愿軍部隊。

就社會主義陣營一方來說，停戰后的朝鮮問題主要由中國出面解決。中朝關系緊張以后，雙方對解決朝鮮問題的方式和途徑產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擺脫北京對這一問題的控制。

1956年11月，當中朝關系陷入低谷時，也出于對中國的不信任，朝鮮政府向中國政府發出備忘錄，提出讓聯合國出面協助解決朝鮮問題。中國對此表示反對，認為這個建議違反了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蘇、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則。

毛澤東甚至判斷，朝鮮這一舉動表明，他們有可能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與蘇聯大使尤金的談話中，毛澤東對朝鮮提出嚴厲的指責：金日成要趕走志愿軍，他可能要走鐵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納吉的道路。

在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見后，中國政府在12月8日回電朝鮮政府，指出聯合國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是參戰的一方，而且聯合國只承認南朝鮮政府，故沒有資格出面協調；目前“全面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條件還不成熟”，為此“需要經歷長期的斗爭”。

同時，中國政府還遇到了一個更棘手的問題。針對志愿軍干部違反朝鮮的法律和風俗、傲慢地對待朝鮮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鮮內政的個別事件，有朝鮮公民甚至領導人把志愿軍看成是占領軍，認為他們侵犯了朝鮮主權，因而繼續在朝鮮駐守是不受歡迎的。正是因為了解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在1956年9月與米高揚會談才提到，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國撤軍，盡管蘇聯人對此表示懷疑。

朝鮮停戰以后，中國軍隊便陸續部分地撤退回國。1954年9月撤回7個師，1955年3月撤回6個師，到1956年4月在朝鮮的志愿軍部隊還有44萬人。在中國和蘇聯看來，志愿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抗美國在南朝鮮駐軍的主要力量。雖然1956年4月中國政府發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時從朝鮮撤軍，但是正如中國在向蘇聯通報時自己認為的，這個建議只不過是為了減輕來自中立國方面的壓力，對美國企圖取消中立國委員會的主張的回應，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在1957年1月周恩來訪蘇前夕，考慮到中國的立場，蘇聯外交部確定的討論朝鮮問題的既定方針是，蘇聯政府認為應該強調，在目前局勢下，中國人民志愿軍繼續駐扎的朝鮮，“不論是從朝鮮人民利益還是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觀點看都是必要的。”然而，到1957年11月，毛澤東的主張就完全改變了。

志愿軍回國，中朝同盟水到渠成

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兩次與金日成談話，主動提出中國軍隊全部撤離朝鮮，并指出現在形勢大好，“東風壓倒西風”，美國不敢妄動。這個建議令金日成感到驚訝，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謝，認為如同毛澤東所說，這樣做可以給美國施加壓力。

金日成回國后立即召集會議討論，隨即兩次給毛澤東發電，表示勞動黨中央贊成志愿軍回國，并提出了具體實施辦法。最后雙方商定，朝鮮政府首先發表聲明，要求雙方撤兵，中國政府再表示響應和支持，然后開始單方面撤軍，至1958年底志愿軍全部撤離朝鮮。

1958年1月8日，周恩來向蘇聯大使通報了這一情況。1月16日蘇聯外交部答復，這一舉動“非常英明”。于是，2月5日朝鮮政府發表聲明，要求一切外國軍隊同時撤出南北朝鮮，實現全朝鮮自由選舉，實現南北朝鮮和平統一。2月7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響應朝鮮的和平倡議，準備同朝鮮協商撤出志愿軍，要求美國和其他有關各國也采取措施從南朝鮮撤軍。不久，蘇聯政府也發表聲明，支持這一建議。

2月14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朝鮮，商討撤軍的具體步驟和其他事宜。雙方確定，從3月至年底，分三批實現全部撤軍，并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朝鮮問題應由朝鮮內部通過談判解決，無需外國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隊6個師共8萬人，從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6個師及其他特種部隊共10萬人，從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軍總部、3個師和后勤部隊共7萬人，從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愿軍撤退時將營房、設備和物資全部無償地移交給朝鮮人民軍。

至此，在朝鮮作戰和駐守8年之久的中國軍隊，終于全部撤退回國，此舉無疑進一步加強了中朝之間的友好關系。此時，在朝鮮形成了金日成一統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陰影也云消霧散。

兩年半以后，中朝同盟水到渠成，1961年7月12日中國和朝鮮終于簽訂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其內容和用詞與1950年2月的中蘇同盟條約幾乎完全一樣。至此，中朝同盟以條約的形式，在法律意義上正式形成。兩國關系進入官方宣傳的“唇齒相依”的新時期，休戚與共，命運相連。

“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

從1946年夏天中共東北局在平壤成立辦事處，第一支中共軍隊中的朝鮮族部隊開赴北朝鮮起，中朝非正式“同志關系”就已確立；到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援朝鮮，結成事實上的同盟關系；再到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正式在法律意義上確立同盟關系，其中的波折起伏，真是人們從表面上看到的“唇齒相依”的親密聯盟嗎？

面對中朝關系，毛澤東有兩種心態：從歷史的角度講，他有一種傳統的中央大國的統治者心態，對于周邊小國都要保護，都應該寬容；從現實的角度講，他有一種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心態，對于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有責任給予幫助和支援。

在冷戰的格局中，對于毛澤東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點就是亞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對國際共運的領導權。所以，盡管朝鮮戰爭是中國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實，他仍然不顧個人屈辱和國家安危，毅然決定出兵朝鮮作戰。所以，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形勢發生變化，中共需要朝鮮黨支持的時候，他不僅容忍了金日成對延安派的打擊和迫害，還向朝鮮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

中朝同盟對于金日成而言，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他本人統治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朝鮮又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無論在革命理念上還是在現實政治中，金日成明白一個道理，陣營的利益高于國家的利益，沒有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就沒有朝鮮勞動黨的統治。因此，在危急關頭，在戰爭期間，他只能接受莫斯科和北京的主宰，忍受國家主權和個人尊嚴遭受侵犯的現實。不過，這一經歷也更加刺激了金日成的民族主義情緒。當國際斗爭的中心轉移之后，作為革命陣營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金日成巧妙地利用陣營內部(主要是中蘇之間)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隨機應變，提出了朝鮮獨立發展的“主體思想”，其矛頭所指，不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京。

在“唇齒相依”這一表象的掩蓋下，中朝關系其實是一種很不穩定的“政治聯姻”，其內在的不穩定性和多變性體現了社會主義同盟關系的共同特征，而根源在于兩種結構性弊病：其一，在原始共產主義政黨理論中，本來就沒有國家和主權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權，但黨內和陣營內通行的最高原則還是國際主義；其二，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后，黨際關系中領導和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被移植到國家關系中。

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領導人也逐步意識到國家利益應該是處理國家之間關系的政治準則，但是卻沒有人能夠否定這些基本原則。因為一旦這樣做，就會有人指責你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否定了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

或許，這就是中國和朝鮮在處理他們相互關系時所遇到的邏輯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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