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是一個漢語詞語，讀音是zěn me，常用來詢問情狀、性質、方式、原因、疑問、行動等，一般當做疑問用語，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任前考察 怎么考察3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任前考察 怎么考察3篇

任前考察 怎么考察篇1

考察報告怎么寫

　　百度《考察報告怎么寫》，覺得應該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有所收獲。
　　考察工作概述字左右。
　　現將考察情況匯報如下：一、對現任領導班子的總體評價(簡明扼要，突出特點，不超過字)㈠主要特點：從思想政治建設、領導水平、工作實績、反腐倡廉建設、完成全局性的重點工作等方面分別進行闡述。
　?、嬷饕蛔悖骸?。
　　……。
　　……。
　?、缑裰鳒y評得票情況：人參加民主測評，有效票張，得優秀票張，合格票張，基本合格票張，不合格票張，棄權票張。
　　二、對單位黨的建設、干部隊伍、人才隊伍建設評價對單位黨的建設的評價。
　　對單位干部隊伍建設的評價。
　　對單位人才隊伍建設的評價。
　　二、對現任領導班子成員主要特點和不足進行評價×××同志，出生年月，學歷學位，畢業院校和專業，現任××職務，分管××工作。
　　主要表現：對每一位班子成員分別從德、能、勤、績、廉等方面進行分析、闡述，寫明主要優點(字以內)。
　　主要不足：………。
　　近三年年度考核等次。
　　民主測評得票情況：人參加測評，有效票張，得優秀票張，思想匯報專題合格票張，基本合格票張，不合格票張，棄權票張。
　　民主推薦得票情況：會議投票推薦，人(、)參加，有效票張(、)，得職位推薦票張(、)，列第位(另得某職位票張)。
　　個別談話推薦，應談人(、)，實談人(、)，得職位推薦票張(、)，列第位(另得某職務票張)。
　　其他需要說明的情況：………。
　　×××同志，………。
　　三、有關意見和建議請各考察組結合考察情況，對各考察單位提出包括加強單位黨的建設，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
　　附件：聽取市委、市政府分管領導對××單位領導班子及成員評價意見及建議;聽取主管單位領導對××單位領導班子及成員評價意見及建議。
　　中共市委考察組考察人：××××××年月×日

任前考察 怎么考察篇2

辦公室任主任考察材料

xxx同志考察材料
　　????????xxx同志，男，xx歲，漢族，xxxxxxx人。中共共產黨員，大專學歷。于xxxx年xx月參加工作，xxxx年x月加入中國共產黨?，F任xxxxxxxxxxxxx主任。?
　　xxx同志，于xxxx年xx月出生，xxxx年xx月－xxxx年xx月在xxxx服役；xxxx年xx月－xxxx年xx月在xxx工商行政管理局；xxxx年xx月－xxxx年xx月在xxxxxx鎮任副鎮長；xxxx年xx月－xxxx年xx月在xxxxx鄉人民政府任鄉長；xxxx年xx月－xxxx年xx月在xxx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大隊任大隊長；xxxx年xx月－xxxx年xx月在xxx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任局長；xxxx年xx月－xxxx年xx月在xxx區農委任主任；xxxx年xx月至今在xxxxxx辦公室任主任。
　　xxx同志能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不斷提高政治素質，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的決策部署，能夠做到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頭腦，經得起考驗。該同志無論在工作中，還是生活中，時時刻刻對自己嚴格要求，常警醒自己，嚴格遵守廉政勤政各項規定，自覺抵制不正之風。凡要求別人做到的，他都身先士卒，以身作則。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給其他班子成員和一般干部做了表率，發揮了領導班子的核心作用。在工作中，始終堅持集體領導，民主集中的原則，能結合班子成員各自的特點，用其所長，避其所短，明確分工，做到有權、有責、有事干，培養他們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年輕同志工作勁頭十足，老同志一如既往。同時，他還注意同班子成員和干部的溝通和聯系，不主觀武斷，與同志們一起研究問題，誰提出的意見合理就采納誰的，給每名干部都提供了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使全辦上下形成了民主的工作氛圍和寬松和諧的人際關系。該同志在工作中，積極地探索和尋求依法行政、文明辦公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在依靠制度管人、管事上下功夫。此外，他還在用車、值班、干部考勤考績等方面加強管理，做到辦公有章可循，行政有法可依。該同志先后調動幾個單位，無論是基礎好的，還是相對落后的單位，特別是組建xxx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大隊，都克服了許多困難，較好的完成了各項任務。
　　

任前考察 怎么考察篇3

建國前北京監獄罪犯作業科目考察

北京監獄作為清末已基本建成的中央監獄，理所當然的成為了民初推行新式監獄作業計劃的典型。在作業科目的選擇上，早在《大清監獄律草案》第七十九條中就規定：“非有正當事由不得中止、廢止或變更作業種類”。而且在民國罪犯作業的相關規則中多次重申，民國政府也大力監督各監獄作業科目，有一份《監獄禁止印刷日報令》 ：“查監獄作業實與普通營業不同，選擇稍有不適宜于紀律即多妨礙。查各監作業間有包印日報情事，深宵趕印，既于秩序有妨且日報中記載議論涉及時局社會者一經輸入，尤于監獄嚴重執行之首務相違背，為此仰各該廳處長轉飭所屬各監獄對于日報一項務須禁止印刷以昭嚴重而杜流弊，此令”?？梢?，民國政府對監獄罪犯作業科目有嚴格規定，作為典范的北京監獄的作業科目與民國相關法規的要求之間有著對立統一的特色。

一方面是民國一系列作業規則對作業科目的總規劃，甚至細化到每個監獄的必要科目。1915年，司法總長借第一次監獄會議之機頒示十一條訓條，其中第四條規定：“作業應定必要科，監獄作業必要科如下：裁縫科、建筑科、織布科、雜務科、印刷科、木工科（以分署必需品為限）、制紙科、種菜科、洗衣科、制米科。其余因地方特別情形得設之必要科但以有余力為限，例如：織毯科、竹工科、制醬科。”另一方面是北京監獄在遵守基礎上的自我拓展，表現在作業科目的自我認定與更迭。即使對罪犯作業的理解，北京監獄也有自己的定位，在京師模范監獄創辦之初，并非所有勞作項目都可稱之為“作業”。王元增對“作業”的定義為，不僅可以通過勞動使罪犯歸于良善，而且必須能夠創造一定的社會價值，只有這樣方可使罪犯獲得一技之長，出獄后不致再犯。因此當時京師模范監獄的作業項目基本以手工業科目為主，農作、洗濯、打雜、營繕、炊夫五項勞動由于主要供監獄自用，無法創造社會價值，因此未被列入作業項目之中。

一、以手工業為主的科目選擇

關于罪犯作業的科目選擇一直是民國監獄立法的重點，早在趙爾巽上奏折之時，就提出“精而鏤刻熔冶諸工，粗而布縷縫織之末，皆分別勤惰，嚴定課程，其愚劣過甚者，令作舉重等項苦工?！北本┍O獄作業開辦初期，罪犯作業水平極低，從制作犯人的尿桶入手練習操作工藝。同時，由于監獄經費奇缺，監獄僅能提供一百人使用的服裝、物品，其余的只能依靠罪犯作業來提供，制成一人所用的服裝及物品，就增收一名犯人。王元增明確提出“作業為監獄行刑之生命”的觀點。而作業的順利開展，作業科目的正確選擇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北京監獄的作業科目以手工業為主，這是由諸多歷史、社會、經濟因素決定的。

首先，清末民初的諸多作業法規對罪犯作業科目選擇提出整體要求。作為各監獄罪犯作業的科目本可以由各監獄按需選擇，民國政府出于以下考慮多次使用立法的形式對監獄作業科目選擇加以指導：

適于經濟。科目選擇必適于經濟原理，首先，對于資金方面，是否合于周轉。因為建筑工場，購置種種設備，搜羅人才等等，須集合巨資，而采用手工機具，無需多大資本，輕而易舉。當時的社會工廠也多有此選擇，例如上海三友實業社1912年創辦時只有50元資本，只能從手工作坊開始，但當時毛織機的電力織機每臺價格300元，而一臺木織機只須10元，投資比例為30：1，生產效率是3：1，換言之，一臺電機產量只相當于3臺木機，投資額卻可購置木機30臺， 同樣，浙江第一監獄開辦毛巾科，僅有200元本金，其它需要不考慮的話，尚不足購買1臺電機，但除去其它原料所需外，仍能購置木機二十架，雖額定40人作業，但可提供50人作業，能夠完成“有作業能力皆需作業”的政策要求。再如，織襪廠始于1907年在廣州開設的華興織造廠，織襪用德式手搖機每臺價約80兩，美式電力織襪機在在上海賣900兩。 而浙江第一監獄用于開辦襪科的本金僅有1500元，卻要提供65人的作業，為保證作業的進行，僅能購置的手工機具“粗機30部，細機30部”。 在監獄，罪犯勞動力成本相當低廉條件下，選擇手工機具作業既符合經濟規律，又遵守政策規定。其次，對于生利方面，是否有利可圖?！吧w以經濟為萬事之母，科目可設，而無經營之資本，則其科目即不能開辦。科目可設，而無利益可圖，亦不能開辦”。因監獄作業的目的，一方面為技能訓練，一方面為補助國庫，一方面又為人犯自食其力，積存賞與為出獄謀生之助，三者缺一不可也。故科目選擇，“不可不采用生產較多之日常手工藝，更不可不以經濟為要件也”。

適應地方。科目選擇，必適應地方，而后方可銷路暢達。如同一鞋工也，位置于都會商埠之地者，不妨設置皮鞋科，以制作革屐。位置于鄉鎮之地者，則可設置布鞋科，以各應地方之需要，又如南通產棉，不妨利用棉花以設紡織科，北方產毛，可以利用羊毛以設毛織科，諸如此類，因地制宜，其業務未有不發達者。

適應個人。如女監工場設立之科目，以輕而易舉，只用技巧而少用氣力之工藝為最合宜。女子秉性精細，如縫紉刺繡紡紗織布等科，是其所長，而營繕搬運金工木工則難以勝任，又如幼年監之作業科目，使用體力之工藝，絕對不能采用。

合于衛生。監獄執行自由刑，僅剝奪人犯之自由，而不害其健康，故入工場工作，只能利用其勞力，而不害其身心。選設科目應注意于其衛生方面。如因制造而最易發生職業疾病止科目，鉛漆水銀玻璃顏料等，最好不用。蓋因不合于衛生科目，于制造之中，或生毒氣，或有異味，致有腹痛喉痛血管病膀胱病種種現象發生，不可不避免也。

不害民業。監獄工場，設置科目，應調查社會情形，不妨害民業。蓋以監獄工場，利用無租金之廠屋，無子金之資本，不支薪之職員，無工價之工友，以于營業，普通商廠，耗費較大，所出成品之價，自難與監獄比擬，倘監獄產品增多，勢必妨礙民業，故監獄工場應選擇不害民業之科目，或多選科目，使各種產量不多，毫無礙于民業，方為妥善。

監獄作業應以農業為中心。我國古諺曰，國之本在于農。國外學者也言人能開拓土地，土地能感化人的理想，故主張犯人，特別是未成年犯人，應該以習農為中心。同時，罪犯作業應限制外役。罪犯作業只是一種訓練、陶冶、不是苦工、奴隸、懲治，若罪犯外出作業，勢必戒懼其身，昭彰眾目，有礙廉恥，喪失名譽，影響出獄后的為人，而與國家刑罰秘密之旨不合。

其次，北京監獄選擇以手工業為主的作業科目，也是由近代監獄的根本任務與罪犯本身特點所決定的。監獄承擔著看押罪犯，教化罪犯的使命。作業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以勞動的方式對罪犯施以教化，而不是經濟的盈虧，這就要求作業內容必須充實豐富。手工業具有工作過程簡單、工作人數需求量大等特點，符合監獄作業選擇的要求。同時，由于當時罪犯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犯罪種類又以財產型犯罪為主，手工業不僅對文化素質要求不高，而且便于罪犯掌握一技之長，出獄之后足可糊口，不致再犯。

再次，北京監獄罪犯作業的科目選擇受日本影響較大。由于清末獄制改良的學習對象主要是日本，京師模范監獄第一任典獄長王元增又師從小河滋次郎博士，并曾于日本監獄實習，因此京師模范監獄的作業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監獄作業制度的影響。以王元增曾經實習過的日本川越分監為例，其作業基本科目為耕耘、小木工、印刷、草帽邊、炊事、搗米等。而日本著名的鴨巢監獄在1904年時，監獄共有六個作業工場，分別為鐵工、木工、竹工、紡工、皮工、印刷工。由此可見，即使在當時重工業相對發達的日本，監獄作業依然是以手工業為主的。

值得一提的是，民國《監獄法草案》第五十一條規定：“作業之種類以適合衛生、教化及經濟者為之。” 可見罪犯健康是監獄作業種類選擇的首要標準。如果將重型機械、化學制劑等作為監獄作業的內容，不僅不符合監獄實際，也會大大增加罪犯受傷害的可能。同時，考慮到監獄作業均由罪犯完成，成本較于社會工廠要小很多，如果過多參與市場，勢必有害民生。因此必須對監獄作業的具體種類進行嚴格的規范。由于以上諸多因素，司法部于1915年以《司法總長訓條》的形式固定了如下監獄作業項目：必要作業科目有裁縫科、建筑科、織布科、雜務科、印刷科、木工科、制紙科、種菜科、洗衣科、制米科；其余則以地方特殊情形量力而為，如織毯科、竹工科、制醬科等。

但是，標準的確定總是在理論上很完善，執行起來卻有諸多現實困難，作為模范監獄的北京監獄在作業科目的選擇中還是有自己的考量。王元增對種種法規限制有評價：“或者曰監獄勞役免有妨害民業之弊，則試問囚人在社會亦為從事勞動者否，其為從事勞動者則豈在社會勞動而無害，在監獄勞動而有害乎，即或有之，則非監獄勞役之過，乃監獄施行勞役方法之不得其宜，假令以監獄之勞役不免有妨害民業之弊，遂使千百萬囚人徒手仰食則不僅傾范國家之帑源加重良民之負擔，而彼等無職業之囚人則安然飽允良民之膏血，出則悍然剝奪其衣食，使良民不得安其生業，其弊害之所及又復何如故？從國家全體之經濟觀之，利害疏大固不待智者而知也”。

從以上考慮出發，北京監獄認為：監獄最宜手工業，不宜機械業。因手工業主要依靠罪犯人力，而不需操作大型機器，一旦出獄，以一人之力，少數之資，即可以獨自營業，工作謀生，而不求雇于人?！皺C器業縱技能習得，仍非仰賴于他人傭雇不可也”。況且，就當時全國情況來看，罪犯作業也不適于使用機器，因為當時的社會工廠出于降低成本的考慮還大都使用手工，1912年到1920年，天津先后開設地毯工廠43家，共有織機37臺，平均每家14，8臺，地毯均屬手工生產，具有工場手工業形式。 并進一步要求：監獄工場，固宜手工業，尤須近于日常應用之科目。如紡織科、洗染科、縫紉科、毛織科、木工、竹工、藤工、石印、鉛印等等，一方面適應個人之關系，一方面不妨害民業，故監獄工場科目設立于廢止，非常慎重，須經司法部核準，不得任意設置與變更。

二、作業科目多次更迭，無明顯增加

監獄作業制度的順利建立和運行，依賴于許多先決條件，比如工場選址，囚犯教育，器械購置等。此時的北京監獄，雖然名義上已經落成，但在地勢選擇、房屋質量等諸多環節存在著大量的問題，而社會的動蕩，國庫資金的缺乏，也為京師模范監獄的前景蒙上了陰影。據文獻記載，京師模范監獄的籌辦費用總數為二萬三千零八十八元，其中用于開辦作業事項的經費為四千三百二十元（機作機器七百二十元，縫紉機器伍佰元，皮作器具六十元，藤作器具四十元，材料三千元）。 籌辦之始，原定收容五百人的京師模范監獄，僅有先前購置的二百張囚床可用，其余衣服用具均無著落。無奈只得先行收入一百囚犯，以這些囚犯的勞動，為新的囚犯收容做物質準備。這一時期京師模范監獄的作業項目，其目的主要是生產日用必需品，包括了織工、小木工、縫工、洗濯工、板金工五項。木工、織工、縫紉、板金、洗濯等五科自1912年11月開辦。

木工科主要制造中西桌椅、床柜，修理本監使用的織布機、鉛字架以及修補工場、監房等，除此之外還制造豢養院所用恩物和各學校所用教育品。

織工科織造各種花素粗細愛國布，但銷路不暢，所出布匹大量積壓，于1915年3月在順治門外草廠胡同西口設置售品所一處，銷售積存布匹。1916年9月，開始生產各種高陽布，銷路暢旺。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織工科曾一度停頓，直到1935年4月才又著手籌劃，將原有織機40架完全恢復并添置織機50架，以擴大生產規模，所生產的布匹有供不應求之勢。

縫工科從事被服制作，加工本監所需的囚服、囚被。另外，還對外加工制作清道夫的制服、制帽，女子師范學校的制服，第二豢養院的恩物等等。

板金科制造銅鐵文具、玩具等。洗工科以制作囚犯被服為主，同時兼洗一些委托品。

在籌辦報告書的文字里，我們可以充分的感覺到這個時期北京監獄實施作業的困難處境，以及王元增面對困難時的不輟經營：“以上五科所用材料器具均由開辦費獄用項下移挪支付，制成一人之服物，即增收一人。迨滿五百人時，工藝之成熟者，已居其半。屆時擬制造愛國布、西式桌椅、軍衣、電鍍并添設西洋洗濯，供本署以外各衙門之應用。至革工、印刷、氈帽三種，現正在籌劃，如開辦費稍有盈余，當盡先設置?！痹谕踉龅牟恍概ο?，北京監獄作業的籌辦終于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在監獄開辦的半年之內，作業科目由最初的五項增加至九項（其中不包括洗濯、打雜、營繕、炊夫）。并且做到了“一切公用獄用各品大半出諸犯人之手”，“籌劃不可謂不力，進步不可謂不俗”。

鞋工科1912年12月開辦，制造皮鞋、皮包、皮靴及各種皂鞋。1947年7月4日，奉河北高等法院令，承制軍鞋150雙，于當年12月完工。

印刷科1912年12月開辦，曾經是京師第一監獄最大的作業項目，分石印、鉛印兩種。設有裝訂、鑄字、刷印、排字四項。當時正值外省司法衙門急需狀面紙，而司法部狀紙處剛剛裁撤，所印狀面紙大有求過于供之勢。于是擴充石印科， 1914年新工場落成，增置器械13架，又向司法部裁撤的狀紙處領取5架，連同原有的8架共計26架，專門印刷司法部狀面紙，日產量達5萬余張。開始還供不應求，經常被催促，但三個月以后竟出現了積壓現象，積存達147萬多張，石印科因此受到打擊。在此期間鉛印科也幾經擴充，作業人數達110余人。主要承攬司法部各機關的書報表冊，農商部的公報及實業淺說、教育部的教育公報，蒙藏院的蒙藏回文報、商會會報、勸農淺說等月刊多種。1915年2月又增設印刷司法機關簿冊卷宗封套，信封信紙等，且隨印隨銷。北京政府時期司法部所用的狀紙、司法公報、司法例規、大理院判決錄、《中華雜志》、《政法學報》、《法學雜志》均由本監獄印刷。

營繕科1913年1月開辦，主要修理本監監舍及看守住所，附帶開鑿溝渠、建筑工場等，1914年，營繕隊擴充至80余人。

農工科1913年3月開辦，主要利用監獄內外的空余土地，種植蔬菜，兼種植花草、養豬等，種植蔬菜供本監犯人食用。1916年12月又購買了民地8畝多，四周用圍墻圍起來作為菜園，自此犯人食用的蔬菜不再需要向民間購買。

藤竹科1913年5月開辦，主要制造花竹桌椅及各種藤器。1915年，藤竹科成品銷路比較暢旺，就役人數逐漸增至50余名。

1915年1月，受揚輝制面公司委托設了糊紙盒項目，就役者15人。女犯除糊火柴盒外還承擔一些縫紉工作，當時女監工場尚未建筑，女犯暫時在監房門外作業，作業人數50余人。

至此，北京監獄的作業科目基本固定，此后數十年間沒有太大的變化。北京監獄《民國二十四年報告書》中記載，當時京師模范監獄共有作業科目十科，印刷科一百五十六人，織布科一百七十五人，制面科八十三人，農作二十四人，縫紉科二十三人，鞋工八十一人，毛線科四十人，板金科四人，木工科十人，洗工二十五人。

此外，監獄還設置一些外役項目，外役犯由刑期一年以上，殘余期不滿四個月的犯人擔任。如建筑、耕耘、開墾、采礦、搬運等。1912年至1914年，負責改建原刑部南監為京師第一監獄分監。1915年10月至1919年8月，京師第二監獄改建時，承擔了70％以上的任務量，投入犯人320余名。

1928年，北京政府被北伐軍推翻以后，北京降為地方城市，商業逐漸蕭條，影響監獄產品銷售，積壓成品不斷增多。例如藤竹、木器及布匹等大量積壓。

1931年，作業稍有恢復，監獄設有織布科、裁縫科、木工科、藤竹科、板金科、洗工科、農作科、制面科、理發科、糊盒科各一處，鞋工科、毛線科各兩處，印刷科六處分為制版課、鑄字課、鉛印課、石印課、刷印課、中西裝訂課等，以上作業工場共計十三科二十處，此外還有炊場兩處、看守廚房一處、男女監清潔共四班以及營繕一班。

1935年，北京監獄罪犯作業共分十科，其中，印刷科、織布科規模最大，工作人數也最多。為緩解出品積壓現象，呈準將積存的各種成品按照商會鑒定價格陸續脫售，緩解了產品積壓的現象。又將原有織布科恢復，并盡量擴充修理舊織布機、添置新織布機各20張。按購貨者訂購的布匹種類和數量進行生產，因此雖出品增多，但并無積滯現象。還將印刷科各項機械加以修理 并將鉛印機膠滾改用洋膠，使出品更加精良，工作更加迅速，印刷科的規模仍然是作業項目中最大的，但其他科目也有了較好的發展。如織布科將原有四十臺布機擴充為九十臺，所出布匹在當時已供不應求，并于1914年參加世界萬國博覽會，制面、農作、縫紉三科除供本監自用外，還與外人進行交易。鞋工、毛線二科純系委托業。板金科、木工科、洗工科規模甚小，僅供本監自用。

1939年，汪偽政權統治下，基本延續了前面的作業制度及管理制度。包括印刷科、織布科、制面科、農作科、縫紉科、鞋工科、毛線科、板金科、木工科、洗工科等十科，較之前基本維持并稍有減少。侵華日軍占領北平之后，監獄生產更加困難，由于資金枯竭，出品不多。據民國二十九年報告書記載：“至1940年作業以印刷科、制面科、織布科為主要，作業人數也比較多，每月作業收入最高。”。

而到1944年時，北京監獄的作業科目數量發展為十一科，其中印刷科一百人，織布科二百二十九人，制面科八十四人，農作三十六人，縫紉科十四人，毛線科六十一人，木工科十六人，板金科十二人，鞋工十七人，洗工二十一人，造紙十九人。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2月9日接收時，作業科目有印刷、織布、農作、縫紉、鞋工、毛線、板金、木工、洗工、造紙等十科。到1947年，作業分印刷、織布、制面、農作、縫紉、鞋工、毛線、板金、木工、洗工、造紙等十一科。

稍加分析，不難看出北京監獄罪犯作業科目無明顯增加與其他新式監獄作業科目在幾年內無顯著增加的情況較為一致，據《司法公報》第三十三期統計，1914—1918年間，部分監獄作業科目變化情況：

表21 1914年～1918年間部分監獄作業科目變化情況表

從上表不難發現，各監獄自開辦各科后，沒有太多的增加科目，在四年間，較好的情況也僅是增加幾個科目，也說明罪犯作業展開是較慢的。1924年，王文豹在《監獄改良紀要》中提到增設科目的有“京師第一監獄之印刷、京師第二監獄之造磚、京師第三、直隸第一監獄之絨毯、草帽，奉天第一監獄之制醬油、山東第一、第二監獄之制發網、福建第一監獄之雕畫漆器，利用土物，加以人力，供社會之需要”。歷經十幾年的發展，能夠增加的科目尚不稱多。

通過比較可知，從1912年到1947年的三十余年間，北京監獄的作業科目僅增加了制面與造紙兩科。而在早期產品受到廣泛歡迎的藤竹科，由于原料不足、銷路不暢，于1945年取消。北京監獄作業科目基本完成政府指定的必要科目，同時，也表現出比指定科目多的特點，而且多的數量相對較大。例如，京師第一監獄，指定科目僅為7個，而實際開辦為11個；之所以表現出這樣的特點，王元增對于北京監獄設科較多的解釋有代表意義：首先，按《監獄規則》規定，定役自由刑的實行以分類雜居為原則，“工場宜多，作業之種類宜豐富”。因為“凡監房、工場不得不區別在監者性格、犯數、年齡等，以求合乎類別雜居之制”。其次，工場規模小，容額少，而“有能力之罪犯均需作業”，故只能多設工場，北京監獄就將“食堂三處改為三小工場”。也就是說，從經濟角度考慮的因素很少，科目的顯著增加是因為刑罰執行的需要，甚或有的科目的增加并不是為了獲取經濟收益，而是僅為保證刑罰的執行，有些監獄的縫紉、洗濯等科目純為保障罪犯所需，沒有贏利的記錄，北京監獄即是如此。

三、從科目考察看監獄早期現代化的緩慢原因

就各監獄的作業科目表現出的特點來考慮，民國政府對作業科目的限制是沒有太多合理性的，希望通過限制作業科目的選擇達到遵守開辦作業標準的考慮也是很不現實的。因為標準本身就有相互矛盾之處，若想達到適于經濟必將與民業有一定爭利，若不與民業爭利只能在科目選擇上相互避讓或價格上給民業一定空間，而又規定科目選擇要適于地方，民業科目也一定是適于地方所用的，所以民國政府有“價格高于民業”的規定，但罪犯作業屬手工粗制，出品本已不精，若沒有價格優勢，顯然難以為繼。同樣，作業科目若合于教育感化罪犯，就很難兼顧經濟效益的獲取，因此，大半作業科目考慮了罪犯年齡等因素外，若想再獲取經濟效益已失去可能。出于這樣的標準要求，各監獄雖增加作業科目也多是洗濯、雜役、外役等，真正稱得上監內工場手工業作業的不多，上表足以說明此問題。相應地，也就能理解北京監獄作業科目雖時有更替，但無明顯增加的事實了。

推薦訪問： 考察 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