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部一詞應該來自于天干地支，干部一詞亦同。如“己丑”，天干部分為己，只代表天干己自己，不包括其它，而地支部分丑則包括“癸辛己”三個天干。所以干部是指起骨干作用的某一個人，支部卻是包括幾個人甚至更多人的集體，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基層黨支部學四史5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基層黨支部學四史5篇

【篇一】基層黨支部學四史

中國“四史”

所謂四史，其實就是廿四史的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

《史記》

“史記”原本是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后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的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后，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后世。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人，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撰寫的《史記》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

《史記》對后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鄭樵稱：“六經之后，唯有此作”。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趙翼《廿二史札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對于司馬遷的死，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使得卒年無法確定，死因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司馬遷一直到漢昭帝年間善終，有人認為司馬遷完成《史記》之后，便隱居山野，不知所終，故無從查考。

《漢書》

班固繼承父業，撰寫了《漢書》，共一百篇，包括紀十二、表八、志十、傳七十，后人析為一百二十卷，改了史記的體例，廢除世家一體。班固編寫《漢書》時，有人告發其“私修國史”，因而被捕入獄。他的弟弟班超向皇帝說明班固修《漢書》的目的是頌揚漢德，讓后人了解中國歷史，從中獲取經驗教訓，并無毀謗朝廷之意。后來無罪開釋，明帝更給了班家一些金錢，幫助史書寫下去。有一天，漢明帝問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說：“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

漢明帝頗賞識班固的才能，召為蘭臺令史（中央檔案典籍管理員），秩俸為太守等級的二千石，奉詔與陳宗、伊敏、孟異等撰《世祖本紀》及諸傳記，后轉遷為郎，典校秘書，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列傳，共成列傳、載記28篇。

《后漢書》

《后漢書》，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東漢一代的歷史。今通行本共一百二十卷。本紀、列傳部分為范曄撰，志未作完，范被殺。南朝梁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與之配合，北宋時將兩書合刻為一書。本書在內容上“貴德義，抑勢力；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

范曄（公元398—445年）字蔚宗，小字搏。順陽（今河南淅川縣東）人。南宋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宋左光祿大夫范泰之子。曾任秘書丞、新蔡太守和尚書吏部郎。官場多磨，后因事被殺。《宋書》本傳稱他：“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任宣城太守時，曾博采魏晉以來各家關于東漢史實的著作，刪繁補略，撰成《后漢書》紀傳九十卷（十志未及完成），為我國史學名著。北宋時，人們把晉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三十卷與之合刊，成今天《后漢書》。范曄所寫紀傳，筆勢縱放，詞句綺麗凝煉，頗具駢文句法，其中一些人物形象也刻畫得真切感人。名篇有《班超傳》、《張衡傳》、《范滂傳》等。尤擅長論贊，如《皇后紀論》、《二十八將傳論》、《宦者傳論》皆為名篇。又于紀傳中收錄大量政論、辭賦、使該書兼具一代文章總集的性質。

《三國志》

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現四川省南充縣）人，史學家。蜀漢亡國后，仕于西晉，少舉孝廉，除著作郎，著有《三國志》，評價甚高。

陳壽少時勤學，曾拜譙周為師，研讀《尚書》、《春秋》、《漢書》、《史記》等史書。后來擔任蜀漢的觀閣令史，因不愿曲附權宦黃皓，屢遭譴黜。

公元263年蜀漢為曹魏所亡，265年司馬炎竄魏，改國號為晉。晉之司空張華十分賞識陳壽的才華，舉其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

在此期間，陳壽編撰了《蜀相諸葛亮集》上奏朝廷，因此功而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陳壽之后致力于編寫魏吳蜀的歷史，遂成《三國志》，共六十五篇，在當時即為人稱頌。

陳壽去世后，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上書給皇帝，稱贊陳壽的《三國志》一書“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而請求派人采錄，《三國志》因此得而流傳于世。

【篇二】基層黨支部學四史

學四史小報

【篇三】基層黨支部學四史

學四史，守初心

四史專題學習黨課/主題班會

前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覺，擔當使命才能更加堅定，要把學習貫徹黨的創新理論作為思想武裝的重中之重，并同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結合起來。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黨員干部及全體師生的一門必修課，“四史”內容各有側重，但整體講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實踐史，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四史”的主線。

第一、什么是四史

四史，又名新四史。即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

馬克思把人類歷史比作“歷史劇”，“四史”堪稱劇中最壯美和感人的篇章。董大偉在其《共青團干部如何學“四史”》中將“四史”概述為，黨史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奮斗的歷史，其“主人公”是“中國共產黨”。黨史內容既包括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理論發展與實踐歷程，也包括黨推進自身建設的理論發展與實踐歷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2021年，黨的歷史已是百年滄桑，百年輝煌。新中國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強盛的歷史，其“主人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史的內容是黨領導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實踐歷程。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算起，2049年新中國將有100年歷史。改革開放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歷史，是黨領導中國人民創新創造、融入世界的實踐歷程。其“主人公”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改革開放一路高歌猛進。社會主義發展史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既包括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史，也包括科學社會主義在各國的實踐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歷程。其“主人公”是“各個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國家”。從1516年空想社會主義鼻祖托馬斯·莫爾發表《烏托邦》算起，社會主義發展史已經跨越半個千年。

第二、我們為什么要學習四史

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是青年學生人生成長的的一門必修課，也是一堂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大課。學習“四史”，可以讓青年知道自己從哪來，要往哪去。可以讓青年弄清楚艱苦卓絕是什么樣的，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怎么來的。學習“四史”，可以讓青年以史為鏡，進一步檢視和校準自身坐標，做到不忘歷史、不忘初心，知史愛黨、知史愛國。

學好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不僅僅只是黨員干部的必修課，作為新時代中國青年大學生，也同樣要學好“四史”，筑牢思想之基。

我們要學習“四史”，在思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要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深刻認識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切實做到理論上清醒和政治上堅定。

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重視學習歷史，他曾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從這個意義上講，學習“四史”，實際上也是對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的貫徹。從歷史這本“教科書”中，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共產黨，了解我們的國家，了解改革開放的歷程，以及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形成過程和發展態勢。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深入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深刻領會蘊含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是推進思想建黨和理論強黨、永葆黨的先進性的重要舉措，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向前推進的必修課。正因為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深刻把握并熟練運用歷史規律，增強理論自覺和行動自覺，從而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破浪前行，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三、大學生該如何學好四史

深入認識黨情國情，學好科學文化知識青年大學生肩負時代重任，理應深入認識黨情國情。而面對當前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面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任務的艱巨性、復雜性、繁重性，大學生也需要重視學習、善于學習，永不自滿、永不停滯，才能確保在不斷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為人民服務，實現自己的價值。學好歷史知識，形成歷史認知，重在以史為誡以史為訓、歷史是留給我們最好的一本教科書，我們要主動學習歷史，銘記歷史，不忘初心，筑牢守初心勇擔使命。通過學習歷史不斷強化愛黨愛國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自覺以史為師、以史為鑒，把新時代的青年奮斗之路走得更穩更好。
一要從經典原著中學。“欲知大道，必先知史。”閱讀史書，學習歷史，可以縱覽世事變遷，從中領悟人世間的道理，興亡成敗的規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學習貫徹黨的創新理論作為思想武裝的重中之重，同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貫通起來，同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結合起來，同新時代我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豐富實踐聯系起來，在學懂弄通做實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在深化認識中提高認識，切實增強貫徹落實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作為新時代中國青年，要堅持讀經典原著，利用課余時間認真讀一讀《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新中國7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1949-2019)》《影像中國70年·上海卷》《記憶中國?新聞串起的歷史》《中國改革開放全景錄·上海卷》《口述金山改革開放（1978—201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的開端》等經典書籍。“四史”中的任何一部都是中國歷史濃墨重彩的一筆。學習“四史”不能只靠簡單的碎片化閱讀材料，而要做到系統學習，學習中國的整部歷史。通過對黨史的系統學習，知紅色政權來之不易。通過對新中國史的系統學習，知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來之不易。通過對改革開放史的系統學習，知發展來之不易。通過對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系統學習，知道路來之不易。

二要從偉大實踐中學。從實踐中學“四史”，就是要將“四史”學習融入日常生活，融入具體實踐中。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偉大斗爭實踐中，我們身邊有很多的“90后”、“00后”青年加入進來，他們有的是在校學生，有的是醫護工作者，有的是快遞小哥。他們當中，有一些即便不是黨員，但在國家、民族遇危難時候挺身而出、奔赴一線，很好體現了青年人的責任擔當、社會意識與家國情懷。因此，在具體實踐中學習“四史”，是青年學生學“四史”的重要途徑之一。

疫情防控常態化的今天，學習“四史”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不但可以加深青年學生對歷史規律性的認識和歷史必然性的把握，從歷史中汲取經驗和智慧，堅定“四個自信”，堅定抗“疫”必勝的信念，增強努力奮斗、開拓創新的勇氣和力量，還可以增強青年學生的使命擔當，提升自我的精神修養與社會責任意識。在這一特殊時期，青年學生應當響應國家號召，主動加入各級抗“疫”組織，在抗擊疫情的偉大斗爭實踐中學習“四史”，積極投身抗“疫”實踐、復學實踐、脫貧攻堅實踐，發揮青年青春力量，為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為實現脫貧攻堅、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自己的貢獻。

三要從深入思考中學。對“四史”的學習，既要學知識，更要學思辨、學方法。學習“四史”，要做到既知其一亦知其二，既知其表亦知其里，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學習“四史”的過程，其實就是思考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的過程。因此，對“四史”的學習，不能只是簡單的對歷史事件進行回顧。我們在學習“四史”的過程中，要把“四史”的學習貫通起來，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結論進行充分思考，從多個角度、多個層面進行綜合分析，只有經過獨立、深入的思考才能總結出科學的正確的認識。只有把“四史”有機聯系起來深入思考學，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只有把黨的奮斗、新中國的發展、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貢獻放到中華民族上下5000年文明發展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80年斗爭史之中，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整個征程上，放到古今中外的對比分析中加以考察，才能理解其更為深層的歷史意蘊，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通過對“四史”的學習，青年必須引發自身對歷史的思考，進而了解歷史規律，深刻認識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道路，以及改革開放的必然性。

結語：行程萬里，不忘來路。飲水思源，不忘歷史。只有認真修好“四史”這門重要人生大課，青年才能堅定理想信念，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才能保持定力，銳意進取，開拓創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篇四】基層黨支部學四史

中國“四史

所謂四史，其實就是廿四史的前四史，即《史記》 、《漢

書》、《后漢書》和《三國志》

史記》

史記”原本是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 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后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 約在東漢時期， 就已經成為此書的專名。 司馬遷完成 《史記》 后，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 后世。

司馬遷（前 145 年或前 135 年－前 86 年），字子長， 左馮翊 夏陽（今陜西韓城）人，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 家。他撰寫的《史記》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因此被后 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

史記》對后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鄭樵

稱：“六經之后，唯有此作”。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 今，發凡起例， 創為全史， 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

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 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 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對于司馬遷的死， 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 使得卒年無法確定，

死因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司馬遷一直到漢昭帝年間善終， 有人認為司馬遷完成 《史記》 之后，便隱居山野， 不知所終， 故無從查考。

漢書》

班固繼承父業，撰寫了《漢書》 ，共一百篇，包括紀

例，廢除世家一體。班固編寫《漢書》時，有人告發其“私修 國史”，因而被捕入獄。他的弟弟班超向皇帝說明班固修 《漢 書》的目的是頌揚漢德，讓后人了解中國歷史，從中獲取經 驗教訓，并無毀謗朝廷之意。后來無罪開釋，明帝更給了班

家一些金錢，幫助史書寫下去。有一天，漢明帝問班固：“卿

漢明帝頗賞識班固的才能，召為蘭臺令史（中央檔案典籍管 理員），秩俸為太守等級的二千石，奉詔與陳宗、伊敏、孟

異等撰《世祖本紀》及諸傳記，后轉遷為郎，典校秘書，又

篇。

后漢書》

后漢書》，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東漢一代的歷史。今通 范被殺。南朝梁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與之配 合，北宋時將兩書合刻為一書。 本書在內容上“貴德義， 抑勢

力；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 范曄（公元 398 —445 年）字蔚宗，小字搏。順陽（今河南 淅川縣東）人。南宋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宋左光祿大夫范 泰之子。曾任秘書丞、新蔡太守和尚書吏部郎。官場多磨， 后因事被殺。《宋書》本傳稱他：“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 隸書，曉音律。 ”任宣城太守時， 曾博采魏晉以來各家關于東 漢史實的著作，刪繁補略，撰成《后漢書》紀傳九十卷（ 志未及完成），為我國史學名著。北宋時，人們把晉司馬彪

續漢書》八志三十卷與之合刊，成今天《后漢書》 。范曄 所寫紀傳，筆勢縱放，詞句綺麗凝煉，頗具駢文句法，其中

些人物形象也刻畫得真切感人。名篇有《班超傳》 、《張衡 傳》、《范滂傳》等。尤擅長論贊，如《皇后紀論》 將傳論》、《宦者傳論》 皆為名篇。 又于紀傳中收錄大量政論、 辭賦、使該書兼具一代文章總集的性質。

三國志》 陳壽（ 233 年－ 297 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現四川省 南充縣）人，史學家。蜀漢亡國后，仕于西晉，少舉孝廉， 除著作郎，著有《三國志》 ，評價甚高。

陳壽少時勤學，曾拜譙周為師，研讀《尚書》 、《春秋》、《漢 書》、《史記》等史書。后來擔任蜀漢的觀閣令史，因不愿曲 附權宦黃皓，屢遭譴黜。

公元 263 年蜀漢為曹魏所亡， 265 年司馬炎竄魏，改國號為

晉。晉之司空張華十分賞識陳壽的才華，舉其為孝廉，除佐 著作郎，出補陽平令。

在此期間，陳壽編撰了《蜀相諸葛亮集》上奏朝廷，因此功

而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陳壽之后致力于編寫魏吳蜀的歷

陳壽去世后，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上書給皇帝，稱贊陳壽 的《三國志》一書“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而請 求派人采錄，《三國志》因此得而流傳于世。

【篇五】基層黨支部學四史

學四史 守初心——學四史心得體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史可以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深入研究黨的歷史，認真學習黨的歷史，全面宣傳黨的歷史，充分發揮黨的歷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欲達此目的，就必須編寫一系列觀點正確、史料充分、真實可信的黨史著述和讀物。最近，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經數年努力編著而成的《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第二卷（1949——1978），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即是為此所做的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第二卷全面準確地記述了從1949年天津解放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時期內，在黨中央領導下，天津黨組織帶領全市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黨組織自身建設發展的不平凡歷程。該書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黨性原則與科學精神相統一的指導思想，堅持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秉筆直書的史學品格和傳統，牢牢把握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把握、對歷史成就與失誤的評判、對歷史經驗與教訓的總結、對歷史規律與趨勢的概括，體現了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央有關重要文獻為依據，彰顯了編著者把握這一重大歷史研究課題的智慧和能力，凝聚了編著者長期以來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一部蘊含豐富正能量和營養劑的天津地方黨史研究專著，一部可供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和青少年學習研究、汲取營養、接受教育的教科書，一部對于我們看成敗、鑒得失、明正誤、知興替大有助益的信史力作，具有鑒古曉今、資政育人的功能和效用。該書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和特色，舉其要者，以下幾點尤其突出。?

? 一、基本觀點堅定正確。該書記述的是中國共產黨天津黨組織帶領人民在新中國建立后的近三十年間進行曲折探索的歷史，這是一段正確與錯誤、成功與挫折、經驗與教訓錯綜交織的歷史，其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是剛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和國艱難探索的真實反映和生動寫照，要全面準確地寫好這段歷史，并非易事，而該書基本做到了這一點。該書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了在天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個階段，各級黨組織充分發揮領導核心和戰斗堡壘作用，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并在長期奮斗中積累許多寶貴經驗，形成一些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同時并不回避期間發生的失誤和得到的教訓。可以說，作為修史之本和立論之基、據以統領全書的政治理論觀點是堅定正確的，從而使得該書兼具營養劑和清醒劑的雙重功能。

? 二、篇章布局嚴謹科學。該書共設置四編十七章計六十二節逾四十萬字，基本上以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為經，以每一歷史階段發生的重大或重要事件為緯，秉持時空交叉、經緯結合理念，基本做到篇章布局嚴謹科學，結構安排規范合理，貫徹了黨史研究應當遵循的“古今中外法”原則，做到從縱向聯系與橫向比較中求得歷史的真諦和規律，敘述事件條分縷析、層次分明，形成結論水到渠成、毫不生硬，具有較強的真實性、可信度、說服力和感染力。

三、地方特色比較明顯。該書作為專門記述新中國成立后近三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發展的正史專著，無論在章節設置還是內容安排上，都注重體現天津地方特色。例如天津解放初期的“實現城市接管”、“沒收官僚資本與組建國營經濟”、“依靠工人階級恢復生產”、“穩定經濟秩序”，以及在革除舊社會痼疾過程中的“收容安置乞丐”、“鏟除腳行把頭制度”、“禁絕鴉片煙毒”，“取締妓院”、“取締一貫道等反動會道門”，尤其是“三反”“五反”運動中揭發出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并予以嚴懲的新中國第一反腐大案，都是發生在天津但對推動全國相關工作進程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史實和事件，書中都予以詳細交代和論述。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由陳伯達一手策劃制造許多冤假錯案的天津南郊“小站奪權經驗”，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由江青炮制的天津“評法批儒”、“揪現代大儒”、“批黨內大儒”典型和“小靳莊經驗”，都在全國產生了惡劣影響，該書均秉持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以較多篇幅予以揭露和批判。這樣就比較明顯地體現了天津黨史的地方特色。

四、文獻資料豐富翔實。該書大量引用了第一手的檔案、文件資料，以及由權威文獻出版部門編印的文獻資料，統計數字則采用由權威統計部門編印的正式統計資料；所引某些領導的報告或講話，則是代表某級組織在正式會議上所作，已不具個人色彩，實則具有檔案文獻的意義；對純粹的個人回憶資料則是慎而又慎、基本不用。該書還盡可能吸收和借鑒了近年來黨史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研究成果。編著者以嚴謹科學的態度對待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從而使得該書對歷史文獻資料的引用既做到旁征博引、豐富翔實，又做到取舍得當、繁簡適度，有助于實現史料確鑿、立論有據、經得起檢驗和推敲的編著宗旨。??

? 五、文字表達嚴謹規范。該書是在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統一組織下多人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是集體智慧和奮斗的結晶。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在內容把握上前后照應、語言風格上相對統一、文字表達上基本一致，形成“文雖成于眾卻如出一人”的效果，往往很不容易做到，而該書在這方面也達到了令人滿意的效果。從整體上看，該書語言風格基本一致，文字表達基本做到清新流暢、嚴謹規范。尤其是結束語部分對新中國成立后二十九年間天津黨組織領導人民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五個方面偉大成就和八點重要啟示的概括，做到了抓重點、秉大義、去陳言、有新意，高屋建瓴，凸顯功力，無論是內容的歸納和凝練，還是文字表達的嚴謹和規范，都達到較高水平，在同類著述中堪稱典范。

? 如同任何優秀作品都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疏漏和缺陷一樣，《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第二卷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如該書的某些章節對一些引用資料提煉不夠，一些屬于議論性質的內容表達顯得有些細碎和不夠連貫。這雖屬瑕不掩瑜，但畢竟為有待升華和完善之處。?

?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第二卷作為全面記述從天津解放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這一階段天津黨組織歷史發展的奠基性黨史著作，是一部非常有助于人們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的信史力作，具有較強的先進性、權威性和示范性，以及較強的理論價值、實踐價值和導向意義。該書的出版發行，對于深入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對于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用黨的歷史教育黨員、教育干部、教育群眾尤其是教育青少年”的重要指示，推動和促進學黨史、聽黨話、跟黨走的主題教育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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