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刊》（Time）又稱《時代》，創刊于1923年，是近一個世紀以來最先出現的新聞周刊之一，特為新的日益增長的國際讀者群開設一個了解全球新聞的窗口。《時代》是美國三大時事性周刊之一，內容廣泛，對國際問題發表主張和對國際重大事件進行跟蹤報道，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生逢偉大時代,我們無比豪邁6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生逢偉大時代,我們無比豪邁6篇

【篇一】生逢偉大時代,我們無比豪邁

　　《大時代》是上個世紀90年代香港無線電視臺拍攝的一部以港股風云突起為背景的連續劇，由該劇衍生出的“丁蟹效應”影響香港股市至今。只是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的香港市場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大時代”那樣的躁動，不過，如今香港和內地互聯互通越來越緊密之后，一波來自內地的力量有可能開拓另一個港股時代。

　　4月9日，香港恒生指數突破27000點，收盤再度創下7年新高。港股通額度也在下午開盤后不久再度用盡。

　　“之前我們還在討論應該怎樣投資A股，如今，有很多的客戶都打電話來要求加倉港股。”香港一家投資管理公司投資顧問梁宇軒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天納也認為，在內地資本市場逐步自由化的前提下，A股的價值將全面發揮，港股作為A股的周邊股市同步會受惠。

　　恒生指數屢刷新高

　　清明節后內地資金加速南下，香港恒生指數連續數日刷新近七年新高

　　在前一交易日大漲近千點之后，4月9日，恒生股指早盤沖高，成功突破27000點，上摸27922點，再度刷新了新高點位。雖然此后受A股大幅震蕩影響收盤漲幅有所回落，但超過2900億港元的成交額展示出目前港股市場的人氣火爆。收報26944.39點，上漲2.7%，再創7年新高。

　　內地資金跑步入場，成為本輪港股行情的引爆者和主要推動者，港股通已連續第二天出現額度供不應求的局面。4月9日下午13∶48，港股通105億元每日額度全部用完，且比4月8日提早了20分鐘左右。

　　4月8日，滬港通多項指標已經創下歷史新高：港股通半日成交金額達到150.44億港元(約120億元人民幣)，港股通額度用量高達78.14億元，占每日額度(105億元)的74%；滬股通和港股通半日總成交金額高達200億元。這也是自滬港通開通以來，港股通成交金額首次超過滬股通成交金額。4月8日上午，港股通成交金額約占香港證券市場總成交金額的5.6%。

　　根據港股通制度規定，港股通總額度為2500億元，每日額度上限為105億元，截至4月7日剩余額度為2116億元。而在4月8日每日額度用盡后，剩余總額度仍有2011億元。此前，港股通額度用量最大的一天也僅為25.6億元。

　　與4月8日受追捧的個股存在微小不同，4月9日，中海集運、上海石化、中國遠洋替代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成為領漲股，洛陽玻璃則較為堅挺，連續兩日出現在漲幅榜的前列。不過，漲勢不如前一交易日凌厲。

　　中資股繼續雄霸港股成交榜，在20大成交股份當中，絕大部分為中資股或相關股份，其中，金融股占據絕對優勢。建設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中國信達均出現在成交榜的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盤股再度大放光彩，資金輪番推動攀上新高，新宇國際漲幅一度達到92.94%，截至收盤，除新宇國際之外，康宏金融、聯華超市、蒙古礦業的漲幅均超過40%。

　　實際上，資金南下淘金在4月初就已經露出端倪。清明節前的一周，港股通3個交易日累計流入63.36億元，港股也連續成交高企，香港創業板指數創下2015年內新高，恒生指數創下7年新高。4月2日，恒生指數、國企指數、中資指數、綜合大型股指數、綜合中型股指數、港股通精選100指數等主要香港市場指數均創出新高。

　　萬億資金援港

　　由于估值差距擴大，在香港上市的中資股對內地投資者更具吸引力

　　港股為何沒在滬港通開通時就火起來，而是歷經5個月后才后知后覺地爆發？

　　面對這個疑問，溫天納對記者表示，這與上月底中國證監會允許沒有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資格的公募基金參與港股通，有一定的關聯。

　　3月27日，中國證監會發布《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參與滬港通交易指引》(下稱《指引》)，公募基金獲準直接投資港股，港股迎來大量流動性支持。

　　該《指引》主要包括5項內容，最核心的內容是：明確基金管理人可以募集新基金，通過滬港通機制投資香港市場股票，不需具備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資格；《指引》施行前已獲核準或注冊的基金，應根據基金合同約定情況，采取不同的程序參與滬港通。

　　這就意味著約有5萬億規模的公募基金部隊，將直搗滬港通284只股票。

　　該消息一出，3月30日，恒生指數直接跳空高開，并一路高走。

　　“在監管部門放開基金投資港股的消息后，已經展開布局，只是在操作上依然比較謹慎。”梁文軒告訴記者，“誰都沒想到紅包會一個接一個到來。”

　　3月31日，中國保監會發布了《中國保監會關于調整保險資金境外投資有關政策的通知》，其核心內容中有一條：拓寬險資境外投資范圍。具體包括：拓展保險資產管理機構受托投資范圍，將險資投資境外的市場，由香港市場擴展至45個國家或地區；擴大境外債券投資范圍，將可投債券等固收品種由BBB級以上評級，調降為BBB-級以上評級品種；增加香港創業板股票投資。

　　保監會在答記者問中表示，《保險資金境外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放開了險資投香港主板市場，經過兩年多的運作，保險機構境外股票投資取得了一些經驗，此時，放開香港創業板投資，能夠給予保險機構更多的自主選擇空間，有助于優化境外股票資產配置。同時，由于香港創業板很多上市公司的實際業務在境內開展，放開香港創業板股票投資，也符合黨中央及國務院關于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要求。

　　由于險資金額比公募大，并且保險資金更為自主，因此放開險資投香港創業板比放開公募更激進，并且更有“殺傷力”。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2月末，險資運用余額為9.55萬億元。

　　內地資金南下成為港股上漲的巨大推手。

　　野村證券指出，港股大市升高是一眾投資者推波助瀾的結果，當中包括ETF投資者，ETF資金流入恒生指數及國企指數。

　　瑞信認為，此次港股上漲雖然類似2007年“港股直通車”憧憬期間的走勢，但有四方面不同，包括：目前A股、H股估值都較當時低很多，惟一例外是目前A股細價股(指那些相對來說股票的發行股數比較少的股票)已經接近泡沫估值；相比2007年，目前港股反彈幅度很小；現在A股交易活動較2007年活躍很多；預期政府支持會趨強勁，但建議不要過度依賴，因為政策隨時會變。

　　瑞信認為，港股近期仍可能走高，因為現時估值仍屬合理區間。

　　從市場表現來看，去年11月份至今，上證指數漲56.8%，恒生指數僅漲4.9%，恒生AH股溢價指數從不到100飆升至132.48。從估值水平來看，差距極大：A股中小企業市盈率水平為59倍，創業板市盈率水平為99倍，而熱門的互聯網、信息技術等板塊的估值水平，都已經普遍在100倍以上。而港股市場來看，滬港通標的里面的電信/信息技術板塊，平均市盈率才18倍左右。　

　　投資風格倒掛

　　相比香港市場以投資大盤藍籌股為主的市場風格，內地投資者更偏好炒小盤股

　　相比外資券商的謹慎，中資券商感知這波南下熱流的敏感度要更高。4月1日，廣發證券策略分析師陳果發布了“港股盛宴，不可錯過”的研究報告。

　　“當時，我的投資顧問力薦這個報告，但我沒怎么當回事，畢竟A股現在很旺。”港股投資者陳建文對記者表示，“還好后面反應過來，還不算太晚。”

　　陳果在報告中表示，目前，以A股的估值體系來看，香港市場有很多標的的估值非常的有吸引力。雖然兩地市場的分割讓估值鴻溝被抹平的過程并不順利，但內地投資逐漸國際化卻讓這一過程存在可能。站在目前的時間點，未來部分港股的估值將有逐步向A股靠攏的趨勢，而目前是布局的最好時機。

　　“當前在一些大型公司上，也存在一些公司與同股同權或者同類型的A股公司存在較大估值差異，也具有一定的安全邊際和投資價值。”陳果也提示，由于港股發行制度實行的是注冊制，交易機制上存在較多沽空行為。因此，雖然目前港股中小公司存在較高的預期收益率，但也存在一定風險，需要選擇優質公司。

　　他建議關注恒生小盤股指數。原因來自三方面：恒生小盤股指數有望成為深港通標的，小盤股中新興產業的比例較高，定價權易于取得。

　　確實，如果深圳成分股指數成為了深港通標的，那么相應的在港股標的中，也應涵蓋一部分小盤股。目前的滬港通標的所涵蓋的港股標的為恒生大盤股與中盤股指數，如果要納入小盤股，采用恒生小盤股將是一個優先的選擇。因此，恒生小盤股有望成為深港通的標的，打開A股投資者投資港股小票的機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港股對于新興產業通常并沒有給出很高的估值，因此小盤股中新興產業的比例較高。在這些公司中，按照A股的估值體系，有不少標的都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值得去挖掘，擁有新興的概念，符合A股的審美邏輯。

　　溫天納也認為，資金涌向港股，受惠的港股視乎內地投資者的取向和態度，因此，如何捕捉內地投資者的喜好，成為香港投資界學習的重點。“中資股將主導港股未來市況，而強勢應可維持一段時間。”

　　最后，陳果強調，取得標的的定價權是投資港股并且獲利的一個很好的方法，也是未來A股投資者投資港股的大趨勢。由于港股機構投資者的比例較高，對于大型的股票來說，投資股票可能面臨現有機構投資者賣出的壓力，同時還面臨著港股賣空制度所帶來的風險。對于小盤股來說，這樣的壓力與風險就可控了很多。

　　曲線布局搶時間

　　港股的暴漲，讓更多的投資人開始意識到海外資產配置的重要性

　　能夠直接配置港股的投資者畢竟是少數，在這樣的背景下，業績爆發的QDII基金成為廣大散戶追捧的香餑餑。

　　來自同花順的統計數據顯示，按照復權單位凈值增長率來看，截至4月7日，115只QDII基金(分類單獨計算)今年以來整體上漲，同期平均漲幅為3.52%。

　　盡管同期業績無法與A股基金相提并論，但基于對港股的走勢的樂觀預期，外界對QDII基金的后續表現非常看好。

　　4月1日以來，易方達亞洲精選、交銀全球資源兩只基金漲幅均在10%以上，而華安香港精選、富國中國中小盤、華寶興業海外中國、信誠四國配置、南方中國中小盤、華安大中華、嘉實海外等基金，近期漲幅排名均靠前。

　　除了場外QDII基金，場內的QDII分級基金更加活躍。惟一一只跟蹤恒生國企指數的分級基金——H股B表現搶眼，4月1日以來，累計漲幅已經接近50%。

　　與此同時，另外一只類似產品恒生B也有不錯表現。恒生B自3月30日起連續大漲，其中3個交易日漲停。

　　此外，銀華基金近日發布公告，銀華H股母基金份額將于4月13日正式上市交易。根據深交所交易規則，銀華H股上市后可實行T+0回轉交易，這意味著真正的分級基金T+0來襲。

　　港股的暴漲能夠持續多久？這是眾多投資者最關注的問題。

　　陳果認為，行情在非常一致的市場預期下可能演繹得比較急促，因此投資時間窗口可能會比較狹窄。要把握狹窄的時間窗口，除了可比公司的估值外，建議投資者要密切關注代表資金流量的指標，類似港股通使用額度的實時數據等都是很好的觀測指標。雖然真正通過港股通流入香港股市的資金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它所代表的資金流動情況值得重視。

　　民生證券策略分析師李少君認為，根據A股此輪牛市風格與節奏，南下資金在港股市場將先掃貨對A股折價的金融、國企等藍籌板塊，再殺入高科技板塊。4月8日，恒生國企、恒生紅籌和恒生金融指數的走勢也印證了這一判斷。從節奏上看，港股市場從低估值藍籌到科技板塊的輪動將快于A股市場，一方面是由于沒有單日漲跌幅限制導致低估值藍籌修復速度更快，另一方面是來自創業板的資金對科技板塊的天然偏好。

　　“最后，展望未來，影響資金南下預期的變化因素是滬港通額度何時擴大，擴大至多少，深港通額度多大，深港通中港股范圍是否包含恒生小盤股指數成分股等。這些因素如果能有超預期，將是非常積極的影響。”陳果分析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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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生逢偉大時代,我們無比豪邁

股權投資大時代
作者：宗和
來源：《齊魯周刊》2015年第40期

????????所謂“無股權，不創富”。一生沒有投資過一個實業的美國股權之神巴菲特，投資阿里巴巴獲得100億美金收益的日本首富孫正義告訴我們，首富們大都是資本經濟的弄潮兒，他們以擁有股權的形式，逐漸完成了財富夢想。

????????當代中國正處于以資本經濟為源動力的時代，股權投資將領銜主演投資理財的八點檔黃金劇場。

????????互聯網圈的股權投資神話

????????BAT，這個取自中國互聯網三巨頭（百度、阿里、騰訊）首字母的名稱，已成中國互聯網界知名度最高的一個簡稱，也象征著三巨頭遠高于其他同行的特殊地位。

????????據估值計算，在曾入股過BAT的十余家投資方中，回報最低者為李澤楷旗下的盈科數碼對騰訊的投資為11.45倍，回報倍數最高者為南非MIH公司對騰訊的投資為1473倍。

????????2000年，正值互聯網泡沫爆發，騰訊被非洲國際傳媒大鱷MIH（米拉德國際控股集團公司）一舉收購了公司46.5%的股份，取得了與QQ的創業者們相同的股權份額，相對控股了QQ，當時的IDG占據7%。

????????此后，IDG和盈科數碼都套現退出，獲利僅十幾倍。面對后來騰訊勢如破竹的增長，想必雙方都悔青了腸子。

????????據稱，在IDG內部，當年賣掉騰訊股份被認為是一次“決策失誤”，騰訊是IDG的三大痛之一。有人認為，為什么短短一年時間就將騰訊股權轉手套現？只怕不是簡單的決策失誤所能解釋，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IDG和盈科數碼皆對騰訊看走眼了。但誰又能完全預料到，騰訊能成長為如此龐大的“企鵝帝國”呢？

????????接盤者MIH成了最大的贏家，不僅投資回報倍數創了紀錄，而且超過470億美元的凈收益額也是史無前例的。

????????從一組有趣的數據就可以看出騰訊對MIH意味著什么：MIH為南非傳媒巨頭納斯帕斯（Naspers）的全資子公司，根據Naspers公司2013年年報數據，其在騰訊的持股市值，是其資產總額（99.75億美元）的4.72倍，是其年度總收入（74億美元）的6.36倍，更是其年度凈利潤（7.97億美元）的59.1倍。

【篇三】生逢偉大時代,我們無比豪邁

北洋時代是不是“大時代”

　　“大時代”之名的由來

　　中國人素來崇尚“大”。大時代之說，由來已久。不過哪些時代屬于大時代，卻眾說紛紜。漢唐盛世，被譽為大時代，不難達成共識；北宋初期與中期，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不是大時代，則有爭議。這條爭議鏈，在近二十年，新增一環：北洋時代。

　　所謂北洋時代，即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始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終于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東北易幟，宣布服從國民政府，共計16年9月有余。此間，盡管國號“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國家主權“本于國民之全體”，其實質則與民眾無關，而由北洋軍閥一手操縱。具體說來，國家從未統一，政權屢遭更迭，袁世凱、皖系（段祺瑞）、直系（曹錕、吳佩孚）、奉系（張作霖）軍閥先后執政。奪取政權的手段，往往不是通過選舉，而是憑借戰爭，算起來，大戰至少三次，小戰不計其數，成者王侯敗者寇，誰打贏了誰執政。故而，北洋時代的政治屬性，只能歸結于軍政，在袁世凱去世之后尤其如此：其統治根基，不是血統，不是神權，不是法律，而是槍桿子。軍政與軍閥，互相成就。這一點，乃是我們討論北洋時代必須明確的前提。

　　國共兩黨一度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然而它們對北洋時代的批判（盡管二者都誕生于北洋時代），卻出奇一致。在兩黨編撰的歷史教科書中，定位北洋時代的詞語，皆是“四分五裂”“喪權辱國”“橫征暴斂”“民不聊生”等。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北洋時代的嚴重貶斥，終于迎來反彈。歷史好像一根被壓彎的樹枝，到了一定時刻有其彈性。不知最早的反彈起于何時，就我所見，這些年來，試圖為北洋時代翻案、正名的著述，可謂比比皆是，蔚然成風。在一些論者口中，北洋時代實在是令人神往的黃金時代。

　　既然流行以“大時代”命名北洋，那么，北洋時代到底是不是一個大時代？

　　既不強盛，亦非繁榮

　　這就需要明辨，何謂大時代。大時代往往由大國開創，它的標準或特色，與大國聲應氣求：一是強盛，二是繁榮，三是朝氣（元氣），四是開放，五是自由。這五點，血肉相連，不可分割，若不強盛，則難繁榮，若不開放，何來自由。對一個時代而言，這五大要素必須齊備，才有資格稱之為大時代。

　　由此來說北洋時代。強盛、繁榮，肯定與其沾不上邊。晚清以降，衰朽的國門被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落后挨打的中國人便開始編織富國強兵之夢，然而直到北洋時代終結，這依舊是空中的夢幻，無法落入現實的黑土；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可視為北洋時代的三代追夢人，有心一統天下，安邦定國，使中國與列強抗衡，可惜絞盡腦汁，窮盡手段，無一成功，甚至效果恰恰相反，中國愈來愈分裂，愈來愈孱弱。縱觀北洋時代，從袁世凱到張作霖一路下來，對列強的依賴一路深化。以與日本的關系為例。袁世凱執政，還有資本和手腕與日本虛與委蛇，討價還價；張作霖則完全受制于日本，當他不能滿足對方要求，隨即慘遭毒手。說到底，北洋時代的中國，絕非強國，而更接近弱國。

　　至于繁榮，我們不妨看看北洋時代的經濟數據。據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1912～1920年，按總產值計，平均每年增長率為16.5%，按凈產值計，為13.4%。又依珀金斯所引資料，計算1912～1921年凈產值的年增長率為11.7%。”“官僚資本的發展在1911年以后就進入頹勢，外國資本的發展也在1914年以后受挫，惟民族資本始終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全時期平均發展速度為13.8%，還略高于外國資本的13.1%”。這光華奪目的數據，使得北洋時代被譽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但是，經濟增長只是繁榮的一個側面。國家繁榮與否，還得看政府財政狀況、人民生活狀況等。說到前者，問題就來了。北洋時代，經濟一路飆升，資本高歌猛進，然而這對于緩解拮據、割裂的國家財政困局，卻如杯水車薪，以致北洋政府只能舉債度日。所謂舉債，可分內債和外債。據《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26年間，北洋政府共發行27種國內債券，票面總值計6.14億元。據黃逸平、虞寶棠主編《北洋政府時期經濟》，北洋時代，政府沒有一年不借外債，舊債未清，新債又舉，算起來，中央政府及所屬各省共借外債387筆，借款總額12.8億元。政府如此困窘，國家談何繁榮？

　　從政府頻頻舉債，還可窺見一點，即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甚至行政能力（或者借用“國家能力”這個概念）之糟糕透頂。理財是袁世凱的命門之一，民初著名記者黃遠生曾借朋友之言談到這一點：“袁總統一世不會辦的事是財政，將來中國恐以財政亡國。”在他看來：“今日袁總統對于財政，可名曰自己不要錢，而不能不稱為太會用錢。自己雖會用錢，而卻不管國家之錢從何處來。”其實袁世凱不是不想管，而是無能為力。當時中國號稱一統，實則諸侯割據，北洋貌似一體，實則派系林立，地方對中央陽奉陰違，偷奸耍滑，截留中央專款，減交各省解款，只道是尋常（后來袁世凱復辟帝制，目的之一正在集權，他因此身敗名裂，不能說與財政問題全無關系）。當袁世凱無計可施，四處借款便成唯一出路：“今日大借款，明日復小借款；今日小借款，明日復大借款。但能有錢到手供旦夕之揮霍，則其為鴆為砒，不暇問也。”袁世凱一代梟雄，尚且如此技窮，后任如段祺瑞、曹錕之流，只可能等而下之，國家能力越來越弱，向列強出賣利權越來越多，其終點，便是一個時代的覆亡。

　　人民生活貧苦如舊

　　再說北洋時代的人民生活狀況。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據《北洋政府時期經濟》，1912年全國總人口約為4.1億，到1928年增至4.65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7.9‰，同期之日本為13‰。我沒有查到20世紀初葉世界人口自然增長率，現在這個數值大概是17‰。這一對比，可知北洋時代人口自然增長率之低。須知彼時并無計劃生育，死亡率之高，只能歸咎于疾病、饑荒和戰亂。就此而言，人口自然增長率恰可從側面反映人民生活狀況。

　　今人談北洋，常與晚清對比。不過民初與清末，并非一刀兩斷，涇渭分明，其斷裂的程度，遠遠小于承續的程度。我們的歷史書，高估了辛亥革命的殺傷力。我更認同一種說法，這是一場計劃外革命、精英革命、城市革命。這場革命，無論對傳統還是對現實，無論對文化還是對制度，破壞力十分有限，它所造成的裂變，更多在形式，而非實質。說到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正如時人描述的那樣：“……剪發興，辮子滅；盤云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歷興，陰歷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卷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這些興與滅，大都浮于表面，并無根本性的顛覆，如“剪發興，辮子滅”，國人腦后的辮子雖然剪掉了，心底的辮子依舊糾結；再如“鞠躬禮興，拜跪禮滅”，有些人見到官員，照舊堅持跪拜，哪怕鞠躬，人格也早已匍匐在地。說到底，從清末到民初，老百姓的生活貧苦如舊，壓抑如舊，稀飯和豆腐還是從前的味道，如果不是更壞的話。 　　民國初年，曾有民諺，曰“民國不如大清”“袁世凱不如光緒爺”，拋開其中政治懷舊的成分，則可視作時人對新朝的觀感。北洋時代，烽火四起，戰亂不息，對老百姓而言，最怕的就是戰爭，和平狀態之下，他們還可以做奴隸，戰爭狀態之下，則欲做奴隸而不得，所謂“寧當太平犬，莫作亂離人”，堪為注腳。而且，除了戰爭對社會秩序的敗壞，打仗所需的軍費，同樣著落在百姓頭上，如羊毛出在羊身上，軍閥養兵，終究由百姓買單。

　　當時中國屬于農業國，農民最揪心的問題，莫過于田賦。清朝有“永不加賦”的傳統，至光緒中葉，為了賠款、新政等，開征田賦附加稅，以“附加稅”之名，規避祖宗之法；光緒末年，憲政編查館編定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規定附加稅不得超過正稅的10%。1912年，參議院制定國家稅和地方稅法，規定地方征收田賦附加稅不得超過正稅的30%，比之晚清，增至三倍。1914年，濮陽黃河決口，山東、直隸兩省呈請中央，隨田賦正稅征收10%的附加稅，以作河工費用，中央批準，這是北洋政府正式征收田賦附加稅之始。1915年，北洋政府以預算不敷，電令各省一律仿照直隸、山東先例，征收田賦附加稅，決口一開，急轉直下。行之十余年后，附加稅名目與日俱增，有百余種之多，如江蘇省有105種，浙江省有74種（要知道當時江浙吏治以清明著稱，對農民的盤剝都是如此嚴重，其它省份可想而知）；而且附加稅額大大超過法律所規定的30%，而達到正稅的若干倍，如江蘇海門縣田賦附加稅超過正稅26倍。

　　田賦附加稅，只是凌遲農民的一把刀。軍閥雄霸一方，權力不受制約，所設苛捐雜稅，簡直多如牛毛。最著名的一例，當如奉系軍閥張宗昌，他主政山東期間，所納捐稅的名目足有六七十種，養狗要交狗捐，運牛出界要交牛捐，其余如軍鞋捐、青菜捐、娼捐、戲捐、鍋頭捐、修張宗昌生祠捐、修張宗昌銅像捐等，還有一個臭名昭著的“糞稅”。對此，時人諷刺道：“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除卻屁無捐。”

　　與苛捐雜稅呼應的是預征，即提前征收稅賦。預征最初一年兩征，漸漸改作一年三征，一年六征，最后一發而不可遏止。電影《讓子彈飛》有一情節，師爺告訴新官上任的鵝城縣長，前幾任縣長已經把稅收到90年以后，即西歷2010年。這絕非向壁虛造，而有其歷史依據。電影把鵝城設置于四川省，四川梓潼軍閥早在1926年，就已經預征稅賦到1957年。

　　再寫下去，或有控訴之嫌。讓我們回到正題。我想強調的是：第一，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并無必然關系（當然不是說一點關系都沒有，據蔣廷黻回憶錄，他于1911年離開湖南邵陽出國留學，1923年返鄉，香煙、洋布、煤油燈、新織布機、機器制造的鐵絲、鐵器等已經在農村普及，“種田的方法卻如十年前一樣不曾更改”）。北洋時代，經濟騰飛，然而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得到相應提高，有些地方反而愈發敗落。今人論史，往往側重前者而忽略后者，或者企圖以前者來證偽后者，這顯然都有違治史之道。第二，對中國的普羅大眾而言，他們最怕的還不是秩序的嚴酷，而是秩序的喪失，君主還是民主，專制還是立憲，之于他們，分別不大，戰爭才是他們的天敵。北洋時代恰恰戰火漫天，武夫治國，稱之為亂世，并不為過。如果給人民以選擇權，我不認為大多數人愿意留在這個兵荒馬亂的世道。

　　普羅階級歸屬感低

　　說罷北洋時代的人民生活水平，也就其時人民的政治水平說兩句。1926～1927年間，時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社會調查部主任的李景漢，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兼職授課，曾率學生到北京附近村落進行社會調查。其中對距燕京大學半里地的掛甲屯村百戶人家的訪談，最具參考價值：

　　問“現在大總統是誰”（在掛甲屯村調查期間，中國并無大總統，張作霖在北京自封安國軍總司令，顧維鈞和杜錫??先后擔任國務總理），回答沒總統者8人（這是正確答案），回答不知道者91人，回答王士珍為總統者1人。李景漢感慨：“掛甲屯村距京極近，尚且有這樣多的人不知道中國有無總統，豈非笑話。距大城較遠鄉村人民的知識可想而知了。”

　　問“現在管理中國的是誰”，回答不知道者84人，回答張作霖者10人，回答北方張作霖、南方蔣介石者1人，回答顧維鈞者1人，回答杜錫??者1人，回答“兵”“有兵的人”者3人。李景漢說：“以上的回答總算不壞，尤以末三個答案為有趣。”

　　問“民國是什么意思”，回答人民平等者5人，回答沒皇上者4人，回答以民為主者3人，回答采取民意者1人，回答人民受苦者1人，回答不知道者86人。

　　問“民國好，還是有皇上好呢”，回答民國好者23人，回答有皇上好者25人，回答一樣好者36人，回答不知哪種好者16人。

　　最后一番問答，耐人尋味。如果說在辛亥年以及此后三五年，民眾無法分辨總統與皇帝的高下、民國與清朝的優劣，尚且情有可原，那么民國建立十余年后，回答民國好的還沒有回答帝制好的人多，回答兩者一樣好的人數恰恰最多，則當發人深省：民國的形象與價值為什么難以深入人心，抑或因為，從民國到清朝，改朝換代只是換湯不換藥，于老百姓并無分別，以至百名受訪者中，逾六成認為民國與清朝一樣好，甚至清朝更好？無論答案是哪一種，都不妨礙我們的結論：普羅階級對于北洋時代，歸屬感極低，這不是他們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翻云覆雨，終將化作張養浩的一聲嘆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何種開放？何種自由？

　　后人稱頌北洋時代，譽之為大時代，最堂皇的理由，在于這個時代的開放與自由。對此需要深究，北洋時代的開放是怎樣的開放，自由是怎樣的自由。

　　說起北洋時代的開放與自由，我們第一反應往往是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所主張的辦學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當時的北大，大抵落實了這八字。可是，當我們的目光越過大學，去往社會，去往廟堂與農村，將看到幾多開放與自由？

　　質言之，北洋時代的開放，對外而論，在列強的威逼、壓迫之下，不得不開放；對內而論，如政風、民風、家庭觀、婚姻觀等，遠遠談不上開放。當然這更多是時代局限，彼時中國正努力從傳統的桎梏之中掙脫出來，殘留封閉、保守的痕跡，實屬正常，不必苛責。至于自由，問題更大，這究竟是誰之自由，何種自由呢：自由屬于全體國民，還是少數人？自由表現為一種權利，還是一種氣質？自由背后是大治還是大亂？ 　　北洋時代的自由，究其實質，乃是一種放任。楊度論晚清政府，曾有“放任專制”之妙語，正可挪用于北洋政府身上。其政府之本心，還是欲求專制，然而因專制能力不足，對地方，對民間，對社會，對大學，只好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換言之，政府不是有意放任，而是不得不放任。放任專制的結局，則是一個“不負責任之政府”。自由與放任的差異，恰在于此：自由與責任是孿生兄弟，放任則與責任無關；自由講究權責一致，放任則放縱權利，同時不顧責任。北洋時代，國人的確擁有極大自由度，只是當其自由受到侵犯，卻難以得到法律保護，這便是放任的惡果。這樣的放任，絕非大多數人的福音。

　　北洋政府的放任，可以其意識形態建設為例。何兆武《上學記》曾對比北洋軍閥與國民黨統治，最大一點區別，即前者沒有意識形態。那時他住在北京，各路軍閥如走馬燈般進京奪權，軍隊過境，高唱軍歌，唱什么呢：“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長坂坡前逞英雄。”這“表明北洋軍閥沒有抓住意識形態這一環，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三國演義》”。他還提到北洋時代的國歌《卿云歌》：“卿云爛兮，?j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對照國民黨的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顯而易見，前者過于文藝范，毫無政治意味，怎能喚起國人對國家的熱愛和忠誠呢？話說回來，北洋軍閥不是不重視意識形態，袁世凱曾提倡尊孔、讀經，直至復辟帝制，其意圖正是重建意識形態，不過終告失敗，后繼者一蟹不如一蟹，只能放手，此即放任的由來。

　　而彼時的媒體，的確自由，然而有時卻漠視、忘卻了相應的責任，則是取禍之道。邵飄萍、林白水，在我們印象當中，都是為新聞自由而獻身的先烈，不過細究之下，這二人的職業倫理，未免有虧：一是搞有償新聞（章士釗曾批評邵飄萍“頗以言揚抑人，而言皆有值，恩怨井井，銖兩都稱”），二是評論文章近乎人身攻擊（如林白水嘲諷長腿將軍張宗昌的智囊潘復為“腎囊”：“某君者，人皆號之腎囊，因其終日系在某長腿軍閥胯下，亦步亦趨，有類于腎囊累贅，終日懸于腿間也。”這若擱在法治國家，潘復完全可以起訴林白水侵犯其名譽權）。這兩點，特別是后者，固然大快己心和人心，卻是不負責任之舉。基于此，我從不覺得邵飄萍、林白水有資格作為民國新聞人的代表，黃遠生和張季鸞，遠比他們合格。

　　論述至此，大抵可以斷言，強盛、繁榮、開放、自由，大時代這四點特質，北洋時代都不具備。它唯一擁有的一點，則是朝氣。這個辭舊迎新、大破大立的時代，好似黎明之前的暗夜，盡管孱弱，盡管混亂，卻能給人以生機，以希望。現實固然不夠美好，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卻相信只要奮斗，只要努力，便可打碎眼前的黑暗，光明的未來觸手可及。倘拿晚清作對比，晚清流淌的是暮氣，北洋流淌的是朝氣，晚清流淌的是死氣，北洋流淌的是生氣。

　　誰來定義“大時代”？

　　如果我的論析能夠成立，可知北洋時代與大時代的距離何其遙遠，那么，為什么這樣一個貧弱、迷亂的時代，會被譽為大時代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大時代的命名者：知識人。如你所知，誰掌握了話語權，誰便掌握了對歷史的詮釋與對時代的定義。由知識人命名大時代，他們自然會追尋最適合知識人生存、知識人地位最為尊崇的時代。北洋時代之于知識人，第一有自由，哪怕是放任之自由；第二重文教；第三，在那個激變年代，傳統搖搖欲墜，新生正在孕育，供知識人發揮、馳騁的空間異常遼闊，倘有充足創造力，自當開宗立派，退一步，則可引進西學，開一代之風氣，領百載之風騷。揚名立萬、成為大師、令后世頂禮膜拜的機遇簡直俯拾皆是。這樣的時代，知識人怎能不愛，怎能不夢寐以求？

　　不過，我們今天說，北洋時代是知識人的樂土，這里的“知識人”，恐怕不具普遍性，而主要指我們所熟知的那些知識人，那些大家、名流。能夠青史留名，終歸少數，他們在當時的知識人群體當中所占比例，自然不會太大。更多的知識人，默默無聞，無權無勢，與販夫走卒一樣卑賤，同呼吸而共命運。生活在茅屋、亭子間與地下室里的他們，不曾享受北洋時代的榮光，卻必須承擔北洋時代的苦難。

　　大知識人與普通知識人之間存在差異，正如知識人與普通百姓之間存在差異。一旦這些差異不可轉化、祛除，必將導致他們對大時代的理解出現霄壤之別。有些時代，對知識人而言是大時代，對老百姓而言則是小時代，反之亦然。若把大時代換作“盛世”，小時代換作“亂世”，正適應這一論斷：“對老百姓來說，魏晉是亂世；對知識分子來說，魏晉是盛世，魏晉有了‘人’的覺醒，有廣陵散，有陶淵明。對老百姓來說，康乾是盛世；對知識分子來說，康乾是亂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斷頭臺。”以此能不能說，對老百姓來說，北洋是亂世；對知識人來說，北洋是盛世？

　　老百姓不會喜歡亂世，知識人就一定喜歡亂世么？我看未必。如果投票，他們對亂世的接受率，也許還比不了武人。“國家不幸詩家幸”（趙翼《題遺山詩》），與其說呈現了詩歌的幸運，不如說呈現了詩人的困境：當國家與詩家不能兩全，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悲劇。畢竟，還有更佳選項：國家強大，詩家盛大，“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對比“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單論氣概，便勝出不止一籌。

　　基于身份差異、價值差異，知識人與老百姓對大時代的想象和向往發生了沖突。話語權在誰手中，大時代便由誰來定義。就此而言，北洋成為“大時代”，不是一種歷史事實，而是一種現實情懷。這種情懷令人感念，卻也需要警惕。我們不必再要求今天的知識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不過，他們心底起碼要有一點公理與公義，他們的知識與思想，不可局限于一個群體或階級的私欲，而遺忘、拋棄了蕓蕓眾生。恕我直言，把北洋時代塑造為大時代，我只看見知識人一己的得失，而無萬民的憂樂，我只看見一派一系的安危，而無天下蒼生的興亡。若以電影《一代宗師》所言習武之人的三個階段“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來權衡，他們大抵停留于第一階段。

【篇四】生逢偉大時代,我們無比豪邁

2019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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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把天線接到地線上

　　2月初的延慶，還是一派隆冬景象。地處延慶北部的香營鄉聶莊村村委會里卻載歌載舞、熱鬧非凡。村民們穿紅戴綠，正在為即將拉開帷幕的“村晚”進行帶妝彩排。黨員學習室、村民醫務室、矛盾調解室、村民之家等設施一應俱全，精心制作的“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展板使參觀者的內心再一次得到凈化。村委會的門口，赫然掛著兩塊牌子：延慶區新時代文明實踐基地、延慶區新時代文明實踐站。

　　在延慶，像這樣的新時代文明實踐站共有423家。這是北京市延慶區2018年10月份入選全國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試點縣(市、區)后的新舉措。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很多人對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還比較陌生。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是什么?怎么建?要達到什么樣的效果?延慶的探索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一項啃硬骨頭的改革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我們黨一向重視文化建設，結合中國具體實際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當代中國生根和發展。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這一主題，創造性地回答了現階段我國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目標以及路徑等問題。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仍存在“短板”，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在農村體現得更為明顯。錢包鼓起來的農民開始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文化需求旺盛，但供給側暫時無法完全滿足這種需求。這主要表現在文化供給總量不足和方向不準兩個方面，文化產業相對落后、供需不對接等問題在不同地區或多或少地存在，成為供需矛盾需要解決的重點。這種情況下，消極文化開始向農村滲透，封建迷信活動沉渣泛起，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進程中的不和諧音符。

　　解決這一矛盾，自然成為我們黨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2018年7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把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切入口。通過調動各方力量、整合各種資源、創新方式方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牢牢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動員和激勵廣大農村群眾積極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根據中央部署，首先確定50個縣(市、區)作為全國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試點地區，試點工作從2018年8月開始，為期一年。北京市延慶區是50個試點之一，也是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唯一的試點地區，寄托著中央的期望、承載著市委的信任。北京對此高度重視，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杜飛進明確要求，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要突出“四氣”：聚人氣、提心氣、淳風氣、樹正氣，為延慶的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指明了方向。

　　一場為期一年的“賽跑”

　　全北京乃至全中國的目光聚焦在延慶區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延慶在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的情況下，要用一年的時間，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北京鄉村開花結果，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首都經驗”，責任重大、任務艱巨。

　　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磨刀不誤砍柴工”，做好頂層設計才能確保不走彎路。延慶沒有急于“過河”，而是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研究文件、實地調研、座談研討。通過扎實的前期工作，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的樣子在大家心中逐漸清晰。延慶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黃克灜作出如此判斷：“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不是新設機構、不是文化場所、不是協調機制，它是新時代的鄉村之家、社區之家。”

　　扎實的前期籌備工作完成后，在市委宣傳部和首都文明辦的指導下，延慶區出臺了《北京市延慶區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試點工作方案》，明確40項重點任務,涵蓋學習實踐科學理論、宣傳宣講黨的政策、培育踐行主流價值、豐富活躍文化生活、持續深入移風易俗、積極響應群眾訴求、助力添彩冬奧世園等方面。2018年10月26日，延慶區召開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成立大會，進行動員部署。這標志著建設延慶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的大幕全面拉開。

　　延慶將新時代文明實踐納入黨建工作總體安排，各級黨組織主要領導擔任負責人。在區級層面成立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負責頂層設計、統籌協調和推動實施。街鄉鎮成立實踐所，承上啟下，一手抓資源對接，一手抓活動設計。社區村成立實踐站，關注群眾生產生活需要，聯絡對接服務資源，組織好、開展好、落實好新時代文明實踐活動。各級黨組織負總責，上下貫通、各負其責的三級綜合管理平臺，構建起新時代文明實踐的組織體系。

　　開展文明實踐活動有大量工作需要做，各街道、鄉鎮沒有為此增加一個工作人員，區級層面沒有設立專門機構，只是從承擔工作職責較多的單位借調了9名同志。借助現有資源，組建了一支“2+6+N”志愿服務隊伍，構成了延慶新時代文明實踐的工作力量。讓志愿服務隊伍成為黨組織服務基層的重要力量，是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的一個亮點和重大突破。

　　據了解，目前延慶區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進入全面實施階段。40項重點任務中，已經完成26項，共成立志愿服務隊124支，活躍在基層的新時代文明實踐志愿者總數7000余人。各類文明實踐活動從初期的自發探索向組織化、系統化、規范化發展。

　　一番重在實踐的探索

　　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承擔著打通宣傳群眾、教育群眾、關心群眾、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的使命任務。怎么打通?中央在規劃此項工作時，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實踐”。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真正送入千家萬戶，屬于改造人們主觀世界的范疇。根據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里的判斷，需要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打通“最后一公里”光靠“嘴”不行，還要靠“腳”，走到群眾中去，拉近與群眾的距離;還要靠“耳”，聽聽群眾怎么說，了解群眾需求;還要靠“手”，帶著群眾一起干。只有這樣，才能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們能做什么，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才能接地氣、才能有生命力。

　　在康莊鎮的老年餐桌前，老人們圍坐在一起等待用餐，一名志愿者拿著一份《延慶報》，聲情并茂地給老人們講發生的新鮮事。老人們聽得饒有興趣，頻頻發表自己的看法。這樣的場景每天都發生在延慶的許多文明實踐站中，很受老年人歡迎，被稱為“十分鐘知家鄉事”。這項活動的誕生就是實踐的結果。延慶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調研發現，農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很閉塞，很多人不會用智能手機，讀書看報眼神不好，有的甚至連電視遙控器都用不熟練。細心的工作人員發現，到老年餐桌用餐，總要等上十來分鐘飯菜才能端上來。這段時間，老人們就是閑聊或悶坐著。延慶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賀利介紹：“了解到這些情況，我們就琢磨，能不能利用這十幾分鐘給老人們讀讀報，潤物無聲、日積月累地把黨的聲音傳遞給他們。”因為貼近需求、符合實際，這項活動迅速在全區推開。現在漸漸發展到村里開議事會前、文體活動前都要讓工作人員來上一段。

　　探索規定活動與自選活動相結合的實踐模式。本著這一思路，延慶區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每月推出一個全區集中活動主題，如“新時代文明實踐溫暖過大年”“延慶是我家 世園靠大家”等，引導大家圍繞主題參與到實踐中心建設中來。同時，鼓勵各級黨組織圍繞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的功能、結合自身實際，開展豐富多彩的自選活動，突出時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力爭實現“一村一品”。

　　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重在實踐，效果也要靠實踐來檢驗。工作人員這樣描述，如果延慶的老百姓都能做到說文明話、辦文明事、積極參與學習活動、認真參加志愿服務，那就說明我們成功了。

　　一次直面需求的供給

　　延慶區香水園街道興運嘉園社區“紅色家園”展廳，原是一個面向本社區黨員、群眾的黨建活動園地。被列為新時代文明實踐基地后，“紅色家園”變得熱鬧起來，來這里參觀的人不光是社區周邊的，還有從各個街道和鄉鎮專程趕過來的。香水園街道黨委書記馮浙軍介紹，僅2019年1月，參觀人數就超過了1000人。“紅色家園”從社區黨建園地成為全區黨員、群眾共享的教育資源，得益于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工作的蓬勃開展。

　　長期以來，公共文化服務效能不高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切實解決。“重建設輕服務”的思路一方面造成了建設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又無法實現有效的文化供給。針對這種情況，延慶區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沒有新建文化設施，而是著力于盤活整合資源，初步實現了區域內服務資源的共建共享。延慶專門開發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網站，開設“微課空間”“基地預約”“服務超市”等欄目。現階段，各級文明實踐站(所)的工作人員可以通過點單、預約的方式共享全區113項文化服務資源。這不僅盤活了現有資源，更重要的是文化服務供給方式從“要你學”變成了“我想學”，群眾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得以體現。以前，各村村民有文化方面的需求，需要村支部書記找包村干部商量辦法或者到街道、鄉鎮去反映，現在只需動動手指就能解決了。據初步統計，各街道、鄉鎮的積極性都很高，有的村正在發展民宿旅游想學習禮儀知識，有的村想學習種植技術，還有的村想了解黨的最新政策……延慶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辦公室的李景軍介紹：“我們會統籌區內甚至全市的各種資源。‘點單’的人還能對需求響應效率和課程質量進行評價，形成了從提出需求到考核評價的閉環系統。”

　　延慶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的試點工作時間過半，進程過半。半年多的探索，通過一次次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增強了延慶人的信心，也進一步明確了發展思路。如何與“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有機結合，如何更好地圍繞中心工作服務大局，如何解決干部的本領恐慌，如何更精準地對接群眾需求，是他們正在思考的問題。

　　我們期待一張完美的延慶答卷!

【篇五】生逢偉大時代,我們無比豪邁

偉大時代的偉大宣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深刻把握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重要轉化的歷史要求，創造性地闡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系統闡述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和歷史使命，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和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新發展，是21世紀中國“偉大時代的偉大宣言”，必將在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在世界社會主義和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寫下具有劃時代政治意義、理論意義、戰略意義、文化意義和世界歷史意義的輝煌篇章。

一、偉大時代的莊嚴政治宣言（弘利教育）

黨的十九大報告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題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明確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堅持發揮建設偉大工程的決定性作用，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強烈而卓越的使命感、擔當感、歷史感和寬廣而深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追求，是21世紀中國“偉大時代的莊嚴政治宣言”。

進行新時代的偉大斗爭，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的偉大進程。建設新時代的偉大工程，就是要建設我們黨正在深入推進的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進新時代的偉大事業，就是要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實現新時代的偉大夢想，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

二、偉大時代的創新理論宣言（弘利教育）

黨的十九大報告圍繞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大課題，創造性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系統闡述其主要內容、精神實質、豐富內涵與基本方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新飛躍和我們黨的基本理論與指導思想的新發展，是21世紀中國“偉大時代的創新理論宣言”。

【篇六】生逢偉大時代,我們無比豪邁

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故事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精神

原標題：“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故事”——改革開放四十年世界回響

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迎來“四十不惑”。

撫今追昔，何以“不惑”？緣于回看了走過的路、比較了別人的路、遠眺了前行的路，清楚自身從哪兒來、往哪兒去……

這是一條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40年，中國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讓世界刮目相看，成為“人類發展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例子”“世界最成功的發展樣板”。

這是一條中國和世界合作共贏之路。40年前，鮮少有人能夠預見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之于世界的意義。40年后，一個古老又青春的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國際關系中的中國元素空前突出，“世界之中國”——一代代中華民族仁人志士的期盼和夙愿正成為現實。

這是一條給人以啟迪和思考的探索之路。改革開放40年，中國走出了一條全新的大國崛起之路，接續奮斗、實事求是、和平合作、變革創新、共享發展、謙遜好學等等，已成為當代中國的鮮明氣質，日益被世界所感知和欣賞。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迎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關鍵節點。在時間和空間的坐標中思考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其世界意義和歷史意蘊就愈為清晰而深刻。

（一）

“21世紀始于中國的1978年。”不少國際知名人士驚嘆，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中國的轉變已經使世界的重心東移”，隨著中國走向世界步伐的加快，“它也正在重塑國際關系”。

發展起來的中國深刻影響了世界，成為引領國際合作的關鍵因素。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描繪各國同舟共濟共創未來的美好愿景，“一帶一路”倡議凝聚合作發展的國際共識，全球舞臺一次次見證中國方案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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