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是一個漢語詞語，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學常見論文一詞，謂交談辭章或交流思想。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它既是探討問題進行學術研究的一種手段，又是描述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的一種，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百年奮斗歷程論文5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百年奮斗歷程論文5篇

百年奮斗歷程論文篇1

漢字簡化歷程

漢字簡化百年歷程：簡體字已成為中華文化的負擔？

【摘要】從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人對于漢字漢語的認識有很多誤區。在清末的觀念是，中國科學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國民素質差，都是漢字繁難造成的，是漢字不能表音從而漢語文言不一致造成的;認為西文學起來容易，幾乎不花什么時間就可以掌握，運用起來也非常方便。到1950年代，繼續探索漢語拉丁化，推廣漢語拼音新文字，認為中國語言應該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計算機興起后，漢字在輸入中遇到難題，漢字再次被懷疑。簡化字就是在這些語言觀、漢字漢語觀的背景下產生的。盡管簡化字不是清末才出現的，1950年代制定并推行的簡化字大多都是有歷史根據的，專家學者憑空造出來的字并不是很多，但問題是，古已有之的簡化字一直沒有取代“正字”，更沒有廣泛地通行，如今強行廢除正字，通行的俗字、手頭字、草書楷化字、破體字、生造字等，很多不符合漢字的六書原則，不能根據字形望文生義，實際上比正字更難識、更難記，強行“轉正”為印刷字、正字是有違其本性的。作為“字思維”文字，漢字簡化之后，“字思維”被破壞了，漢字表意體系被弄得不倫不類，雖然在書寫上簡便了一些，但意義區分卻更復雜了，很多規律被破壞了，學起來并不比繁體字容易，意義識別只能靠死記硬背。不僅增加了中國人的學習負擔，也不利于漢字和漢語的國際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體，語言共同體是更深層更穩固的共同體。語言的書寫具有約定俗成性，共同體的成員更改文字須得到其他成員的認同，并且相約一起更改才行。雖然中國內地在漢語共同體中是主體，但漢語共同體的其他成員都不使用簡化字，久之會造成漢語共同體的撕裂，對大中華也是一種傷害。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最大問題不是筆畫太多，而是異體字太多，有些寫法相差很大，這才是漢字學習的最大負擔。倘若1950年代選一種流行最廣、最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字作為標準字，整理出一個分級別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會比推行簡化字要好。歷史已經走到反思簡化字、考慮統一使用繁體字的時候了。

【作者簡介】高玉，1987、1995、2000年分別畢業于湖北大學中文系、武漢大學文學院、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獲得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2003年從四川大學中文系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出站，201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現為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話語”視角的文學問題研究》等。

漢字簡化是漢字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漢字改革又是漢語變革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漢字簡化對漢字改革、漢語變革有什么意義和價值?中國語言學界的思考特別是反思至今甚少;很多知識人(包括一些語言學工作者)主張恢復繁體字，但為什么要恢復?其深層的語言學理論以及文化理論是什么?也沒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達;至于如何恢復?恢復到什么狀況?學術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討和設計。鑒于此，筆者試對清末至今一百年來漢字簡化的背景、理論、推行方式以及實際效果等問題進行檢討，希冀推動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化。

一

漢字、漢語自產生之后就一直在變化著。漢字起源于圖畫，從形體上經歷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再到楷書的過程，在手書的意義上還有行書和草書。總體上看，漢字的變化是一種從圖畫到符號、從復雜到簡化的過程，雜蕪和枝葉的東西不斷地脫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東西;但是，漢字的數量和書寫則呈相反的變化，字數越來越多，異體字越來越多。漢語的變化也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書面語來源于口語，口語不斷簡練而雅化，再加上文人們不斷豐富和創造，使它越來越遠離口語;另一方面，口語不斷變化，也不斷豐富，自行發展，越來越遠離書面語。除了秦朝的“書同文”以外，中國古代不論是漢字的變化還是漢語的變化，都是自然流變，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強力所為，所以變化速度緩慢——漢字“體”的變化比較大，但結構變化不大。在中國古代，沒有人提出漢字、漢語改革的問題;但自清末以來，漢字、漢語改革卻成為一種廣泛的思潮，并最終導致漢字、漢語發生巨變：在漢字方面，最大的變化是簡化以及與之相關的規范化、拼音方案、讀音統一等;在漢語方面，語言體系發生轉型，即從古代漢語轉變成現代漢語，與此相關的語法、詞匯、詞義都等發生了巨大變化。

清末以來漢字漢語變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語言自身，而是語言之外的社會文化變革的要求。中西方自明末開始交流以來就時有沖突，但鴉片戰爭后中國的落敗，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中的慘敗，則使中國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擊。面對西方列強的攻勢，中國一方面是抵御、自保，另一方面也開始反思，進而痛苦地向西方開放，向西方學習。反思的路向和進程可以說是由表及里、由淺及深，開始時認為器物不如西方，后來又認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后認為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于教育不發達、國民素質不高等，于是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社會和文化就此發生了現代轉型，于是有了中國現代社會、現代文化。清末漢字漢語改革就是在這種反思過程中發生的。當時接受了西學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中國教育之所以不發達，國民素質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于漢字和漢語——漢字繁難(難識，難寫，難記)，漢語文言不一致，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文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夠掌握運用，而民眾大多數是文盲，不能讀書看報，不能進行書面表達，甚至于最簡單的記賬都很困難。

漢字復雜難學，可以說是清末語言學界普遍的觀點。例如，盧戇章說：“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難者。”[①]林輅存說：“我國文字，最為繁重艱深……中國字學，原取象形，最為繁難。”[②]陳虬說：“字又著實難識得很……而且筆墨忒多，通扯起來每字總有八九筆，多者四五十筆不等。”[③]沈鳳樓說：“中國文字極煩，學亦甚艱，自束發受書，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④]楊瓊、李文治說：漢字“義頗閎奧，而形則繁縟……形繁縟，故作書不能疾速，日僅可數千言。”[⑤]馬體乾說：“今六書文字，難于辨，難于記，難于解，辭難通，音難同，書難音，字難工，特較標音文字之易習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語矣。”[⑥]因此認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態度和具體方案。

內地漢語用簡體字，海外漢語用繁體字，會造成漢語的分裂，對漢字和漢語都是巨大的傷害。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隨著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簡體字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負擔、一個包袱，即使現在廢止簡化字，它也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來消化。

清末興起的漢字改革有三種態度，也可以說是三種方案。一是最激進的態度和方案，主張廢除漢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創辦《新世紀》雜志的李石曾和吳稚暉。他們認為，西文優質，與其學習、模仿西文，對西文進行改頭換面的漢化，或者漢語西文化，還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⑦]由于民族自尊的原因，這種主張在清末并沒有多少人支持，還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后卻是一種被廣泛認同的觀點，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中不少人認為漢字終當廢除，如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都持這種觀點[⑧];但他們同時又認為，廢除漢字是困難的，所以主張用妥協的方式，即保留漢字，但廢除文言文。二是中庸的態度和方案，以劉師培、潘籍郛、盧戇章、蔡錫勇、王照、勞乃宣等人為代表，主張不否定漢字、漢語、文言文，但在漢字以外另創造一種簡字、快字、合聲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語、官話等構成的漢語書面語，也即寬泛意義上的白話，前者供知識分子使用，后者供大眾使用。這種態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說是一種主流的態度和方案。據倪海曙統計，從光緒十八年(1892)盧戇章提出中國第一套漢語切音字方案，到宣統二年(1910)鄭東湖提出漢字筆畫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時間共產生了二十八種新漢字方案，所創造的新漢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漢字筆畫切音字、速記符號、自造符號、數目代字等，并在一定范圍內推廣、實施，還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書，但最終都成為了歷史;不過，它們對后來的漢語拼音方案、電報數碼、速記等有很大影響。三是保守的態度和方案，主張對繁體字進行改造、簡化或者簡便。這是一種思路很不清晰的態度，當時缺乏深入的討論，提出的方案并不多，也不具體，但卻是本文最為關注的。

簡化字可以說古已有之，符號化就是一種簡化。秦隸之后，漢字結構大致固定，之后的漢字變化主要是減省筆畫，或者變化筆畫。中國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或刻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體在漢字的形體上相對規范，但仍有一定的隨意性;大量的文書則是手寫，而手寫具有較大的隨意性，特別是流布范圍比較小的文書如日記、書信、賬目、收據、借據、文告等，書寫更是隨意，大量使用別字、錯字(例如，偏旁錯誤，筆畫錯誤)、簡筆字、破體字、草書楷化字、符號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們稱這些字為“俗字”[⑨]。最初這些字具有私人性，書寫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隨著文書流布范圍的擴大，這些字慢慢流行開來，越來越被認同、模仿，于是，錯誤變成了正確，別字變成了通假字，簡筆字變成了異體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這是事實上的漢字簡化。

清末最早提倡簡化字的是陸費逵，1909年在《教育雜志》發表《普通教育當采用俗體字》一文說：“文字者，用符號代言語，所以便記憶免遺忘也。符號愈簡，則記憶愈易，遺忘愈難。而其代言語之用，固與繁難之符號無異。……我國文字，義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難實甚，肄習頗苦。欲求讀書識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快捷方式，此近人簡字之法所由創也。故簡字與舊有文字，相去太遠，一時不能冀其通行。竊以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采用俗體字。此種字筆畫簡單，與正體字不可同日語。如‘體’作‘體’，‘鐙’作‘燈’，‘歸’作‘歸’，‘萬’作‘萬’，‘蠶’作‘蠶’之類，易習易記，其便利一也。……余素主張此議，以為有利無害，不惟省學者之腦力，添識字之人數，即寫字、刻字，亦較便也。”[⑩]文章發表后，有讀者致函提出疑問，陸費逵又作答文說：“采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特以簡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創造更難，就俗字而采用之，不過略減正體字之繁重，不得已也。且記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采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體代之也。”他認為，使用俗體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處極多，而苦筆畫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筆字，不知不覺，轉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體字。以其易寫易記，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極易，雖功令懸為厲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體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11]需要說明的是，陸費逵這里所說的“簡字”并不是簡化字，而是盧戇章等所說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才是簡化字，后來稱之為“減筆字”、“簡體字”。陸費逵主張用已有的、已經廣泛流布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簡化字，并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簡化，這與后來的簡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別的。陸費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簡化漢字設想和思路，在當時幾乎沒有什么回應，當時漢字改革的主流還是切音字、簡字等。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這個問題才再次被提了出來。

二

語言變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內容，白話文就是新文學的最重要標志之一。與清末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等不同，面對漢字和漢語的缺陷和問題，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更關注的是漢語而不是漢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廢除漢字，但同時又認為在當時是不可能的，所以采取的策略是把漢字存廢問題擱置起來，專注于漢語改革，即提倡并使用白話文，否定并廢用文言文。對于吳稚暉等人提出的“廢除漢字”以及廣泛的“漢字革命”主張，新文化運動提倡者也是有響應的，概括起來就是提倡簡化字。

翻閱《新青年》，新文化運動陣營最早提出簡化漢字的人是錢玄同，但其思想有一個變化的過程。當他的老師章太炎在民國前夕寫《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長文的時候，他是贊同的;但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又轉而贊成吳稚暉已經放棄的“萬國新語”的觀點，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論世界語與文學》、《答陶履恭論Esperanto》、《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答孫國璋論Esperanto》、《關于Esperanto討論的兩個附言》、《漢文改革之討論》、《答姚寄人論Esperanto》、《答胡天月論Esperanto》、《答區聲白論Esperanto》、《關于國文、外國文和Esperanto》、《Esperanto與現代思潮》等一系列文章，主張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與胡適、陳獨秀等人主要思考語言改革略有不同，五四時期的錢玄同既思考語言改革，也思考漢字改革，他的語言文字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對漢字、漢語反思基礎上的。民國初期到“五四”前后，學術界一些人發現，漢語尤其是文言文不能準確表達西文的思想文化。錢玄同是認同這一觀點的。他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識，不便于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物之名詞，一無所有。”[12]與胡適、陳獨秀等人在語言上主張廢除文言文、改用白話文不同，錢玄同主張廢除漢語，改用世界語，或者在漢語之外增加世界語：“然不廢漢文而提倡世界語，有何不好?弟意最好從高號小學起，即加世界語一科。”[13]“五四”初期的錢玄同很激進，不僅反對文言文，也反對白話，反對漢字，反對漢語拼音化。他說：“中國之字形，不消說得，自然不能攙入于拼音文字之內;中國之字義，函胡游移，難得其確當之意義，不逮歐洲遠甚，自亦不能采用;中國之字音，則為單音語，同音之字，多且過百，此與拼音文字最不適宜者。”[14]漢語不能拼音化的觀點在他后來的文章中講得更明確：“有人主張改漢字之形式——即所謂用漢字羅馬字之類——而不廢漢語……殊不知改漢字為拼音，其事至為困難：中國語言文字極不一致，一也;語言之音，各處固萬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復紛歧多端，二也。制造國語以統一言文，實行注音字母以統一字音，吾儕固積極主張;然以我個人之懸揣其至良之結果，不過能使白話文言不甚相遠，彼此音讀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歐洲言文音讀之統一，則恐難做到。”[15]他的解決辦法就是廢除漢字、漢語，改用世界語，“我以為中國廢漢文而用Esperanto，這是將來圓滿之解決”，至少應該是兩條腿走路，在通行漢字漢語的同時推廣世界語。[16]然而，在1920年代初，文言文作為一種統治性的語言大勢已去，白話文一統中國不可逆轉，錢玄同主張世界語的文章就是用白話文寫成的。所以，對于在中國推行世界語取代漢語——不僅取代文言文，而且取代白話文，錢玄同自己也沒有信心。特別是白話文使用范圍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成為“新國語”之后，錢玄同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在語言上轉而支持“國語羅馬字”。1923年，他提議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17];兩年后又說：“說到制造中國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現在也主張用羅馬字母。以前《國語月刊》出‘漢字改革號’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傾向于羅馬字母了。不過彼時被音理所囿，以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夠用與發音密合一點的，所以又想試用標準音符(國際音標)。但是不久就覺得這個意思是錯誤的。”[18]而在文字上則主張，改造漢字即減省漢字筆畫。錢玄同對于漢字的態度可以說由“漢字革命”轉變為“漢字改良”。

1920年，錢玄同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這是中國自漢語產生以來首次系統地提出的漢字簡化字方案。他說：“前幾天，獨秀先生對我說：‘表中國國語的文字，非廢去漢字、改用拼音不可。’這個意思，我現在是極端贊成的。但是我以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間就能夠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氣、亂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拼音文字制成以后，恐怕還要經過許多波折，費上無數口舌，才能通行。我以為我們就使講‘一廂情愿’的話，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總還在十年之后。如此，則最近十年之內，還是用漢字的時代。漢字的聲音難識，形體難寫，這是大家知道的;今后社會上一切事業發展，識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的用處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這也是大家知道的。既然暫時還不得不沿用漢字，則對于漢字難識難寫的補救，是刻不容緩的了。”[19]其補救的辦法就是減省漢字的筆畫。這是一個妥協、無奈、暫且的辦法，但卻是一個具有操作性、現實性的辦法。錢玄同提出的漢字簡化的八種方法，都為1950年代漢字簡化方案所采用。

到了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一期“漢字改革號”，其中有胡適、黎錦熙、錢玄同、周作人、蔡元培、趙元任等人的文章。[20]從中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和踐行者對于改革漢字達成了共識，差別只是簡化漢字與國語羅馬字的方案。1935年，錢玄同主持編選了《簡體字譜》;在此基礎上，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于同年8月21日發布命令，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正式推行簡體字，但卻遭遇強大的阻力;到了1936年初，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廢止《第一批簡體字表》，這對于漢字簡化之路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再加上1936年后錢玄同的身體每況愈下，并于1939年逝世，簡化字研究、倡導以及推行雖然不乏來者，但微弱的聲音完全被強大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聲音所淹沒。

1949年始，漢字簡化之路峰回路轉。這年5月，黎錦熙聯合當時北平各大學的語言文字專家寫信給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重新開始研究和推動文字改革。吳玉章先請示劉少奇，又寫信給毛澤東，均得到支持;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即宣告成立。[21]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文字改革組織，吳玉章為主席，黎錦熙、胡喬木為副主席，成員既有學者也有官員，主要工作是組織對拉丁化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由于之前在請示劉少奇時，得到的指示是：“可以組織這一團體，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漢字簡化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22]因此，簡化字研究也是其中一項內容。之后，在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學術機構、民間團體的大力推動下，漢字簡化運動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新中國成立之后，簡化字方案從醞釀到出臺到最后推行，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漢字難識、難讀、難寫，是普通大眾提高文化素質的瓶頸，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國政府都無力解決這個問題，新中國進行新文化建設，這正好是一個契機。二是舊中國文盲非常多，而完整、普及、系統的教育體制又不可能一時建立，識字特別需要“速成”，簡化字為漢字識字“速成”提供了可能性。三是與國民政府的精英文化建設不一樣，新民主主義文化更強調大眾文化建設，首先就要解決的是大眾識字問題，漢字改革自然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有：

1952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馬敘倫任主任委員，吳玉章任副主任委員。該機構隸屬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

1953年，中共中央設立文字問題委員會，胡喬木任主任，范文瀾為副主任。

1954年，周恩來總理提議，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批準，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吳玉章為主任，胡愈之為副主任，并于12月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修正后的《漢字簡化方案(初稿)》。

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

1956年，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關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并在《人民日報》發表《漢字簡化方案》全文。

國務院“決議”的公布和《漢字簡化方案》的發表，標志著清末以來漢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后，漢字簡化運動還發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例如，1963年，“漢字簡化方案”小組對《漢字簡化方案》進行修訂，發布《簡化漢字修訂方案草案》，同時編輯出版《簡化字總表》。1977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23]，征求意見，并在一定范圍內試用;但1986年國務院正式廢止這個方案，并在《人民日報》重新發布《簡化字總表》。[24]2009年，教育部新研制出《通用規范漢字表》，網上公布以征求社會意見，其中設計對44個漢字進行“整形”，但遭到廣泛的質疑，2013年國務院最終發布《通用規范漢字表》時，沒有采納漢字整形方案。與1986年《簡化字總表》相比，《通用規范漢字表》收錄了226個類推簡化字，如“閆”等[25]。而對于“整形”字，研制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個說明：“鑒于字形調整目前尚未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而且對印刷宋體字的字形規范，也不應該只著眼于宋體字本身，還應該考慮到與之相關的幾個關系的協調問題，如各種主用字體之間的協調、簡化字與繁體字之間的協調、已定規范漢字與大字符之間的協調等。如此復雜的問題，不可能讓《通用規范漢字表》畢其功于一役，而應做出更長遠更全面的規劃。”[26]漢字“整形”方案雖然“失敗”了，但可以肯定，漢字簡化的研究還會繼續下去。

三

反思一百年來漢字簡化的各種方案、歷程以及理論，需要檢討的方面很多。不管是清末、民國還是新中國初期，語言學界對于簡化漢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認為它是漢字改革的暫且辦法。1955年，毛澤東還說：“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27]但1960年代之后，簡化字被當作了漢字的終極形態，漢字簡化被誤作為漢字改良的主導方向。如果說清末、民國的簡化漢字是“漢字病”之“止痛”的話，那么1950年代漢字簡化則是“漢字病”之“根治”了。

陸費逵最早提倡簡化漢字，但他同時又明確說簡化漢字不是漢字改良的“正法”。同樣，錢玄同“五四”之后一直提倡簡化漢字，并提出了具體的方案，包括簡化原則、簡化方向和具體措施等，但他認為解決漢字問題的根本方式是“漢字革命”，即“將漢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現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28]，“把漢字改為拼音的中國新文字，將來總有這一天”。[29]由于漢字革命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籌備”期還不能完全脫離漢字，而簡化字則是“補偏救弊的辦法”：“有的主張將國語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張將現行漢字減省筆畫的。……我也是持這種主張的一分子。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我們當然應該竭力去進行。但這種根本改革，關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目的的。……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漢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30]可見在民國時期，簡體字并不是漢字改革的根本目標，更關注的還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國音統一等問題。

1950年代，漢字簡化字運動興起，發展成為國家行為，最終產生《漢字簡化方案》和《簡化字總表》，并通過行政方式大力推行，從而實現全國文字印刷簡體字化，似乎簡化字方向成為漢字改革的主流，但其實不然。1951年，毛澤東對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31]所以，1950年代初期文字改革在思路上基本都是強調拼音的根本性，而文字簡化不過是暫時方案，是為最終漢字拼音化做準備。吳玉章說：“漢字簡化并不能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因此我們還必須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準備工作。為了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使漢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準備工作。”[32]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也明確說：“漢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簡化漢字并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是適合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的。”[33]由此可見，簡化漢字在近百年漢字改革中不過是附屬品，被當作是準備性的、過渡性的。然而，漢字一旦簡化并全民運用、普及，就很難有其他可能性了。

近百年漢字簡化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清末和民國是一個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后是另一個階段。兩個階段最大的不同是，前一個階段總體上是學術推動，后一階段總體上屬于組織推動。清末和民國時期的漢字簡化，主要是學者探討，提出方案，討論基本限于學術領域，雖然也得到政府支持，如1935年錢玄同等人設計的“第一批簡化字”就得到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支持，從而以教育部名義發布命令，但民國政府在文化建設方面非常軟弱，推行不到半年就在一批學者、政客的反對聲中宣布收回、廢止。之后，《第一批簡化字表》以及它的前身錢玄同主持編選的《簡體字譜》中的大部分字都被1956年新中國制定的《漢字簡化方案》所吸收，《漢字簡化方案》和《第一批簡化字表》在思路、觀念和具體的方法上、具體內容上都一脈相承。由此可以看出，學術本身并不具有決定性，學術背后的力量才是決定其不同命運的根本原因。

而新中國成立后，漢字簡化運動是根據國家領導人的指示或者批示，確定文字改革的方向，再確定各種組織機構，各種宣傳，最后層級推進，從而以一種嚴格的行政方式推行。從相關的文獻看，文字改革方案是國務院組織專家，經過反復討論，八易其稿，才最后制定出來的;這中間又反復征求專家、學者以及普通群眾的意見。這種大規模的行為，是任何一個學術團體都無法完成的。簡化字方案出臺后，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布決議，國務院公布決議，教育部發布通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布通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分別發表“社論”，這與清末與民國時期漢字簡化運動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正是因為強大的行政推動力，所以1950年代漢字簡化運動推行得非常成功，短短幾年時間，中國大陸就廢除了繁體字，實現了全國教育、印刷、手書的簡體字化。

當然，1950年代開始的中國文字改革，吳玉章等人最初設想和試圖推行的還是在民國時期就思考比較成熟、并且得到一定程度推行的漢字拉丁化，如拼音文字。但結果是，拼音文字后來被放棄了，僅只留下一個漢語拼音方案，而漢語拼音方案和漢字拼音化是有本質區別的。漢語拼音本身不是文字，它不過是一種對漢字進行注音的工具，它不否定漢字，也不能替代漢字，本質上是漢字的輔助性工具，解決了漢字不能表音的問題，當然在其他方面比如通訊、編序、檢索等方面作用也非常大。而漢語拼音新文字則是反漢字的，主張廢除漢字，使漢語脫離漢字而走上拼音字母化。例如，1931年在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有這樣的話：“大會認為中國漢字是古代社會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于現在的時代。”“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并反對用象形文字的筆畫來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麗的拼音、中國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辦法。”[34]由此可見漢語拼音和漢語拼音文字之間的本質差別。事實上，1950年代中國文字改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制定并推行簡化漢字，選定并推廣普通話，制定并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對漢語的進步其作用是巨大的，普通話是統一國音，漢語拼音則是為漢字標注國音，兩者于漢字來說都具有外在性，而只有簡化漢字對漢字具有革命性的影響，真正改變了漢字。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意義和作用爭議很小，簡化漢字卻爭議很多，因為它給漢語和漢字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四

由于漢語在讀音上存在著地域上的差異，以致同樣是說漢語但地域不同的人卻無法交流，但因為有漢字，才維系了中國文化的統一;假如語音不同，文字也不同，那中國在文化上早就四分五裂了。民國時期，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曾經設計出包括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話拉丁化新文字、廣州話拉丁化新文字、廈門話拉丁化新文字的四種方案，假如當時推行了，那今天的中國就不僅是語音不統一，而且文字也不統一，北京人到廣州還得帶翻譯。從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人對于漢字漢語的認識有很多誤區。在清末，語言學領域一個普遍的觀念是，中國科學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國民素質差，都是漢字太繁難造成的，是漢字不能表音從而漢語文言不一致造成的;并且認為西文學起來容易，幾乎不花什么時間就可以掌握，運用起來也非常方便。1950年代，中國繼續探索漢語拉丁化，推廣漢語拼音新文字，認為中國語言應該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計算機興起，漢字在輸入中遇到難題，漢字再次被懷疑。簡化字就是在這些語言觀、漢字漢語觀的背景下產生的。

的確，簡化字不是清末才產生的，1950年代制定的簡化字大多都是有歷史根據的，專家學者憑空造出來的字并不是很多。但問題是，簡化字雖古已有之，卻沒有取代“正字”，更沒有廣泛地通行。強行廢除正字，通行俗字、手頭字、草書楷化字、破體字以及生造的字等，實際上是違背了漢字自然流變的規律。草書是一門特殊的藝術，也是一門特殊的學問，草書本質上是漢字快速書寫的結果，快寫的過程中自然有很多筆畫省略，在這一意義上，草書可以稱為簡體字，漢字簡化借鑒草書的簡化方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草書異常復雜，千變萬化，有時一個字有幾十種甚至上百種寫法，有的寫法不僅與正字相距甚遠，互相之間也相距甚遠，沒有相似性和關聯性，如“白”、“自”、“有”、“不”等。相反，有些完全不同的字在草書中基本上可以寫成一個字，如“成”和“來”、“不”和“石”、“存”和“孝”、“深”和“珍”等;很多完全不同的偏旁部首和點畫在草書中可以寫成一樣，如單人旁和雙人旁在草書中都可以寫成一豎，“二”、“止”、“工”、“土”、“豆”、“”、“匕”、“”、“蟲”、“”、“八”、“人”都可以寫成二橫即“二字符”。[35]正因為如此，草書的很多字不僅一般人不識，就連從事書法創作和研究的人辨識起來也不是很輕松，需要借助釋文以及草書工具書。所以，簡化字的草書楷化方式雖然有歷史的、書寫的根據，但這個根據其實是不足為據的。

同樣，俗字、手頭字包括破體字作為簡化字也是有問題的。所謂“俗”字，是相對于“通”字和“正”字而言，唐代顏元孫在《干祿字書》中對其作過區分，張涌泉教授的解釋是：“俗字是一種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于六書標準的淺近字體，它適用于民間的通俗文書，適宜于平民百姓使用。顏元孫的所謂‘通者’，其實也是俗字，只不過它使用的范圍更大一些，流延的時間更長一些。換句話說，‘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36]俗字可以變成“通字”，通過流行可以變成正字，但這個過程在自然流變中非常緩慢。漢字在唐代之后已變得相對穩定，俗字很多，但要想取得正字的合法性并不容易，因為正字更有優越性，更廣泛地被認同和接受。

根本原因還在于，俗字也好，手頭字也好，其構成很多都不符合漢字的基本規則，即不合六書原則，很多字可以說是很任意的符號，也可以說是“黑字”，有時只有書寫者和特定的接受對象明白，甚至有時就是只寫給自己看的。與陸費逵提倡俗字一樣，1930年代，胡愈之、蔡元培、郭沫若、陳望道等二百余人、十五家雜志社發起手頭字運動，并挑選了三百個手頭字作為簡體字進行推廣，其中中約有一半的字被后來的第一批簡化字所采用，如“與”、“過”、“嘔”、“對”、“盡”、“憐”、“賣”、“戰”等，還有一部分被已經廢止的第二批簡化字所采用。《推行手頭字緣起》這樣說：“我們日常有許多便當的字，手頭上大家都這么寫，可是書本上并不這么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現在我們主張把‘手頭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讀書人記憶幾種字體的麻煩，使得文字比較容易識，容易寫，更能勾普及到大眾。”[37]這實際上是讓正字遷就或讓位于手頭字，也可以說是文字下移。但手頭字實際上是有問題的，第二批簡化字被廢止就說明了其問題。原因在于，手頭字很隨意，很多是破體字、別字、錯字、生造字，不符合漢字規則，不能根據字形望文生義，實際上比正字更難識、更難記。豐子愷曾描述民間手頭字的書寫狀況：“我家自洪楊以來，以開染坊為業，我十來歲時，每逢年假，店里忙的時候，被母親派到店里去幫忙……因此學得了染坊賬簿上所慣用的種種簡筆字，例如‘三藍’，他們寫作‘三艸’，不過艸字最后一筆下面打一個彎曲。‘二厘’，他們只在‘二’字的下一畫上拖一撇，其余不勝枚舉。”后來，作者在上學時也寫手頭字，如把“青出于藍”寫作“青出于艸”，老師罵他說：“你倒不寫青出于卅?”[38]染坊里約定把“藍”寫作“艸”，“厘”寫作一撇，幾個人認同是沒有關系的，但推廣作為全民規范字卻是有問題的，不能說群眾使用了就是正確的。所以，俗字和手頭字在生活中都限于手書，都只適用于通俗文書，主要是記賬、書信、藥方，便條等，通行的范圍非常有限，具有約定性，如果強行“轉正”作為印刷字、正字，其實是有違其本性的。

錢玄同曾歸納出八種簡化字方法：“將多筆畫的字就字的全體刪減，粗具匡廓，略得形似”、“采用固有的草書”、“將多筆畫的字僅寫它的一部分”、“將全字中多筆畫的一部分用很簡單的幾筆替代”、“采用古體”、“將音符改用少筆畫的字”、“別造一個簡體字”、“假借它字”[39]，但這每一種方法都是有問題的，都會造成混亂。例如，現代簡體字中“臺”、“臺”、“臺”、“臺”四個字合并成了一個字，還有“臺”作為“構件”的字，“構件”有時可以類推簡化為“臺”，有時又不能類推。本來，這四個字的意思是極分明的，但簡化成一個字之后，意義也合并了，究竟是什么意思，還得根據上下文來確定。又如，“蒙”、“蒙”、“蒙”、“蒙”四字不分，又保留“懵”作為異體字;“復”、“覆”、“復”、“復”四字不分，“覆”有時簡化，有時又不簡化;“干”、“干”、“干”三字不分，“干”有時簡化，有時又不簡化，“乾坤”不能簡化為“干坤”，還有“后”和“后”簡化之后不再作區分，以致書法家有“影后”之笑話。漢字是“字思維”文字，漢字簡化之后，“字思維”被破壞了，漢字表意體系被弄得不倫不類，雖然在書寫上簡便了一些，但意義區分卻更復雜了，很多規律被破壞了，意義識別只能靠死記硬背，不僅增加了中國人的學習負擔，也不利于漢字和漢語的國際化，它希望解決的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但卻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張書巖等人總結簡化字有五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部分同音代替不適當”，“對于偏旁的簡化和類推規定得不夠明確合理”，“計劃性、系統性不夠，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少數簡化字所用的偏旁或筆畫不適當”，“某些簡化形體代替的偏旁過多”。[40]其實，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并且難以改正。漢字簡化的“利”遠小于其“弊”。

1960年代簡化字推廣之后，國家嚴格控制出版繁體字書籍，繁體字從中國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消失了。但這種局面維持了不到三十年，1990年代以來，繁體字的著作越來越多，最初是古人的作品和著錄用繁體字出版，后來研究古人的現代人學術著作也可以用繁體字出版，再后來一些與“古”有關的邊緣性著作也可以用繁體字出版，近人的著作也算古籍，似乎“作古”就算“古”代。例如，《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41]、《啟功叢稿·藝論卷》[42]都是繁體字印刷的，極少數翻譯著作如《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也是用繁體字印刷的，出版社的解釋是：“由于本書所研究的19世紀漢語語料都是用繁體字印刷的，漢譯本全書也使用了繁體字。”[43]盡管解釋很勉強，但可見繁體字的出版規定不斷地被突破。繁體字在學術領域越來越成為了一種有品位的象征，尤其是一些與中國古代有關的學術領域，學者們已經開始恢復繁體字寫作，除了時尚因素外，更多是為了準確。例如，在古人那里，“臺風”就是“臺風”，現在把它寫成“臺風”是錯誤的。

只要中國古代典籍不消滅，繁體字就不可能廢除。繁體字與簡體字在使用上是不對等的，1950年代出版的簡體字書籍可以轉換用繁體字來印刷，但古籍不能用簡體字印刷，簡體字印刷古籍會造成很多錯誤、很多莫名其妙和不能理解。中國目前事實上是繁體字、簡體字并行使用。一個國家是這樣，國家中的許多個人也是這樣。認識繁體字將越來越成為一個中國人的基本素質之一，而且繁體字有越來越通行的趨勢，所以中國人越來越需要學習兩種字體。這有點反諷，本來當初探討并推行簡體字是為了減省漢字學習的負擔，但現在不僅沒有減輕負擔，反而增加了負擔，不僅要學簡體字，還要學繁體字;過去，繁體字雖然書寫麻煩、費時，學習上難了一點，但那時只學習一種，現在則要學習兩種字體，而且簡體字學起來并不比繁體字容易，因為簡體字中很多字都與字義沒有關系，是硬性規定的，只能死記硬背。1950—1980年代，手書還非常普遍，應用也非常廣泛，簡體字在書寫上的確可以節約一點時間，但這點時間相對于整體漢字漢語運作來說是微不足道的;現代社會特別是計算機普及之后，就連這點微不足道也沒有了。現代人大多都用計算機書寫，不管是拼音輸入法還是五筆輸入法以及其他輸入法，簡體字和繁體字敲打鍵盤的次數在技術上是一樣的。簡體字對于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提高國民素質的作用是有的，但也要看到，香港、臺灣使用繁體字，普及教育并沒有因此而落后，并沒有因此而文盲增多。相反，簡體字倒是大大加深了中國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隔膜，因為普通國民很多人都不認識繁體字，因而不能讀繁體字印刷的古籍。

在中國內地，可以通過政策法規來保護簡體字，推行簡體字，限制繁體字的通行，但它對于臺灣、香港、澳門以及華人聚集較多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不具有約束力，無法改變這些地區和國家使用繁體字的現實。隨著世界交流越來越廣泛，特別是文化交流越來越深入，中國內地用簡體字，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漢語用繁體字，這是不利于文化交流的，簡體字事實上越來越成為中國內地書籍向海外傳播的一大障礙。同時，內地漢語用簡體字，海外漢語用繁體字，會造成漢語的分裂，對漢字和漢語都是巨大的傷害。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隨著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簡體字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負擔、一個包袱，即使現在廢止簡化字，它也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來消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體，既有民族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也有語言共同體，并且語言共同體是更深層更穩固的共同體。在語言共同體中，漢語是重要而有影響的共同體，但簡化字是不利于漢語共同體建構的。因為語言的書寫具有約定俗成性，共同體的成員更改文字須得到其他成員的認同，并且相約一起更改才行。雖然中國內地在漢語共同體中是主體，具有絕對的主導作用，但如果漢語共同體的其他成員都不使用簡體字，久之會造成漢語共同體的撕裂，對大中華也是一種傷害。

反省1950年代的簡化字運動，簡化方案從醞釀到出臺用了六年時間，期間也曾反復修改和征求意見，但對于涉及千秋萬代的文化大事業來說，整個方案仍缺乏充分的學術上的論證，很多問題沒有考慮到。相反，1980年代對于漢字簡化采取非常慎重的態度是正確的。例如，廢止第二批簡化字，王碼輸入法被阻止進入小學語文課本，漢字整形沒有獲得通過等，否則，漢字將更加混亂，中國人學習漢字的負擔將更重。語言越是成熟，就越是復雜，只有復雜的語言才能充分表達復雜的思想。漢語作為表意文字，需要一定數量的漢字作為支撐，并且漢字是需要一定筆畫的，一定數量筆畫的字特別是形聲字反而容易識別和記憶;相反，最容易搞混淆的恰恰是一些筆畫簡單的字，如“已經”的“已”、“自己”的“己”、地支的“巳”，還有“日”“曰”等。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最大的問題不是筆畫太多，而是異體字太多，有些寫法相差很大，這才是漢字學習包括字形字義識別和記憶的最大負擔。倘若1950年代選一種流行最廣、最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字作為標準字，整理出一個分級別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會比推行簡化字要好，更能夠被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華僑所接受。

歷史已經走到反思簡化字、考慮統一使用繁體字的時候了。

[①]〔清〕盧戇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第2頁。

[②]〔清〕林輅存：“上都察院書”，《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7—18頁。

[③]〔清〕陳虬：“新字甌文學堂開學演說”，《新字甌文七音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0—11頁。

[④]〔清〕沈鳳樓“《江寧簡字半日學堂師范班開學演說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53頁。

[⑤]〔清〕楊瓊、李文治：《形聲通·楊序》(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第1頁。

[⑥]〔清〕馬體乾：“談文字”，《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8頁。

[⑦]參見李石曾《進化與革命》，吳稚暉《編造中國新語凡例》、《新語問題之雜答》、《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后》、《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篇后》等文章。關于其具體觀點，筆者另有文章詳細介紹。

[⑧]關于漢字的存廢問題，胡適、錢玄同的觀點前后是有變化的。胡適在美國留學時認為廢除漢字的觀點是幼稚的觀點，新文化運動之后則認為中國最終會走上拼音文字。關于錢玄同、陳獨秀等人漢字存廢問題的討論，見《新青年》4(1918)。

[⑨]“俗字”的產生其途徑是多方面的，不僅僅只是已有漢字簡化，也有已有漢字“繁化”〔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3章〕。

[⑩]〔清〕陸費逵：“普通教育當采用俗體字”，《陸費逵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59頁。此文原載《教育雜志》1(1909)。

[11]〔清〕陸費逵：“答沈君友卿論采用俗字”，《陸費逵文選》，第64頁。此文原載《教育雜志》3(1909)。

[12]錢玄同：“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第1卷，第162、166頁。此文原載《新青年》4(1918)。

[13]錢玄同：“論世界語與文學”，《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21頁。此文原載《新青年》4(1917)。

[14]錢玄同“答陶履恭論Esperanto”，《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97頁。此文原載《新青年》2(1918)。

[15]錢玄同“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164—165頁。

[16]錢玄同：“關于國文、外國文和Esperanto”，《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333頁。此文原載《新青年》2(1919)。

[17]錢玄同：“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125頁。

[18]錢玄同：“國語羅馬字”，《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355頁。

[19]錢玄同：“減省漢字筆劃的提議，《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400—401頁。此文原載《新青年》3(1920)。

[20]前國語研究會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21] “60年教育紀事：開啟漢字的簡化時代”，《中國教育報》2009-09-17。

[22]王均：《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第54頁。

[23]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7)。

[24]分別見《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于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的通知》、《關于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的說明》(王均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第645、646頁)。

[25]《通用規范字表》(北京：語文出版社，2013)，第2頁。

[26]王寧主編：《〈通用規范漢字表〉解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第66頁。

[27]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454頁。

[28]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76頁。

[29]錢玄同：“幾句老話——注音符號，G.R.和簡體字”，《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487頁。

[30]錢玄同：“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85頁。

[31]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27頁。

[32]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第27、30頁。

[33]“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第12頁。

[34]“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中國語言的新生——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9)，倪海曙編，第54頁。文字改革之所以走簡化字廢拉丁化之路，與毛澤東的態度有關。毛澤東曾對吳玉章說，“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吳玉章：“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吳玉章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上冊，第664頁〕。漢字拉丁化其實就是脫離實際。

[35]南兆旭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第5卷，第190頁。

[36]張涌泉：《漢字俗字研究(增訂本)》，第1頁。

百年奮斗歷程論文篇2

百年追夢 創新奮斗

當鮮艷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時，當《義勇軍進行曲》徐徐奏響時，你是否有一種振奮、激昂、驕傲，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你的腦海中是否會浮現共產黨人英勇殺敵的情景！面對國旗，我浮想連篇……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祖國母親千百年來所受到的屈辱和欺凌。

1860年10月6日是我們不可忘記的日子，英法聯軍侵略北京火燒圓明園，沖天烈火連燒三日，燒毀了圓明園，燒痛了所有中國人的心。由于清政府的腐敗，在那段中華民族受盡屈辱的日子里，中國簽訂了300多條不平等條約！這些也只能怪清政府無能，只能怪我們中國人軟弱無能。

如今，沉睡的雄獅已蘇醒，潛伏的巨龍以飛騰，我們站起來了！經過所有中國人的努力，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10月1日，這是一個永遠為中國人民紀念的日子，人民領袖毛澤東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從這一天開始，我們的國家漸漸強大了，中國共產黨開辟的道路是實現民族復興夢想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中國人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兩彈一星”從構想變為現實，創造了非凡的人間奇跡；聯合國升起的五星紅旗，使中國走上了更廣闊的國際舞臺；改革開放續寫了一個個春天的故事；科學發展觀，構建了和諧社會；中國夢，指明了民族復興的光輝前景。如今，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暢通“一帶一路”經濟走廊，在世界政治版圖從容鋪展。

我們是未來事業的接班人，我們要擔當起自己的歷史重任，我們不僅要學好課堂知識，還要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在實踐中把知識變為能力，這樣才能增長才干，長大后創造性的做好工作，為實現中國夢做出貢獻。未來的這片土地將由我們來掌握，未來是我們的，世界是我們的。讓我們不忘國恥，振興中華，為了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為祖國繁榮而努力！

常樂 回郭鎮向陽小學五一班 輔導教師：李江濤

百年奮斗歷程論文篇3

兩個百年奮斗目標

問：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了哪兩個“百年奮斗目標”？

　　答：十八大報告提出兩個百年奮斗目標,一個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是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最早是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的,此后,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以及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都作了重申。？

　　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這兩個百年目標,是要強調,此時此刻,我們正處于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重要時刻,我們既倍加自豪,又對黨和人民確立的理想信念倍加堅定,對黨肩負的歷史責任倍加清醒。也可以這樣說,這兩個百年目標必將成為我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兩座里程碑。

百年奮斗歷程論文篇4

奮斗的青春，致敬七十華誕

我們的祖國地域廣大。我們有巍峨峻拔的高原，修造了與天空最近的鐵路；我們有長年保衛祖國的長城，一起一伏，一直延伸到天邊；我們有水平如鏡的西湖，它美麗的景象，悠久的歷史，讓很多人贊不絕口，留連忘返。這錦繡山河，是龍的故土，是民族的搖籃，也是我們生活的家園。我們的祖國歷史悠久。從最早的甲骨文到現在的方塊字;從最早的用竹子寫字到現在的鉛筆、圓珠筆、毛筆、鋼筆……;從最早的用手抓吃飯到現在用筷子來吃飯。從最早……

70年來，我國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上實現了小康水平，用70年的時間把貧困人口從兩億減少到2000多萬。一國兩制的成功,三峽工程建設的壯觀,神舟載人飛船升天的壯舉,西部開發的激情,奧運會的圓滿成功，兩岸三通的“團團圓圓”……無數偉大成就展現在我們面前，激勵著我們邁向下一個60年!光榮的歷史，已經過去了。美好的未來由我們來掌握。時代的接力棒要靠我們來相傳，站在新的起跑線上響亮地回答。

青春屬于我們，我們要好好使用它，決不能白白糟蹋它。我們要珍惜時間，不虛度年華，讓有限的青春時光，體現出無限的價值。俗話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們上課認真聽講，積極舉手發言，作業講究“精”字……我們用滿腔熱血，回顧祖國的光輝歷史，也終將筑起祖國的未來。

青春在于付出，在于給予，在于為別人著想。在學校里，老師為了讓我們學到更多的知識，弄得自己口干舌噪；在家里，父母不知為了我們操了多少心……我們難道不應該也拿出無私的奉獻來充實青春嗎？我們尊敬師長，孝敬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們主動幫助同學，不給班級扣分，不亂扔垃圾，破壞公物……這不都是奉獻的表現嗎？

有志者，事竟成。少年強，中國強。同學們，我們風華正茂，我們將用自己的青春，繼續書寫祖國發展的美好篇章！

丹東六中 八年六班 孫菁蔚

指導教師：劉盼

百年奮斗歷程論文篇5

《回顧中華民族百年歷程》備課資料

浙江省溫州實驗中學 董杰

課程標準

4-3 列舉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說明它（他）們在社會變革中的突出作用。

4-5 綜合多種因素，認識中國與世界社會變遷中若干重大轉折時期。

6-4 綜合多種因素，說出中華文明在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下逐漸落伍的原因。

6-5 在世界文明的進程中，了解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奮斗歷程，明確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教材分析設計思路

本課不僅是第七單元的階段性總結，而且也是對本冊書的總結。本課以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和浮雕為切入點，回顧了中華民族在近代歷史上所經歷的被動挨打的屈辱歲月以及中華民族為反對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自由多進行的偉大斗爭的歷史，總結百年來的經驗教訓，探索歷史規律，讓學生充分認識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以史為“鑒”，要求本課的落腳點應放在歷史對現實、對未來的借鑒作用上；同時，通過對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的弘揚，升華愛國主義教育。

回顧中華民族百年歷程是一個沉重的話題，本課應著重加強學生情感價值目標的落實。所以不需要過多的設計和花樣，讓學生在史實中直接達到情感上的沖擊和感悟就行。

教學目標

1.通過學習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造始末和浮雕刻畫的歷史事件了解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感受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體會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觀點。

2.能夠列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并了解它（他）們在歷史變革中的突出作用。

3.學會在世界大背景下了解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奮斗歷程，認識到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4.利用多種課程資源收集歷史資料，初步掌握獲取有效信息、理解信息并重組這些信息的能力。

教學重難點

如何從對百年歷史的回顧中去總結歷史教訓和經驗，并能分析歷史對現實，對未來的借鑒作用。

教學過程

在課前將學生分組（4或8組）結合P128頁大事填充表，收集近代史上在中國發生的大事和近代史上著名人物的相關資料（文字、圖片或影音）。首先讓學生在課堂上展示自己所收集的資料。教師可以根據學生收集的情況進行適當的點評、總結。

聽完學生的介紹，完成P128頁的表格，對中國近代史的具體內容加深把握。

一百年來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時 間

重大事件與人物

1840～1859年

林則徐、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

1860～1879年

洋務運動、李鴻章

1880～1899年

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戊戌變法

1900～1919年

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孫中山、五四運動

1920～1929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南昌起義、毛澤東

1930～1939年

九一八、長征、西安事變、抗戰

1940～1949年

抗戰勝利、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

【談一談】了解了中國近代百年磨難史，你有什么感想？

可以引導學生從以下幾方面去討論：

1.落后就要挨打！

2.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和堅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3.我們要居安思危，只有順應時代潮流，才不會落伍。

【討論思考】

1.近代史上中國人民為反抗侵略、追求進步而進行的斗爭的結局如何？

2.中國人民探索獨立和進步，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歷程，為什么早期一直都不成功，而后來能取得成功？

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目的是通過近代史上中國不同革命運動不同的結局之間的對比讓學生得出以下結論：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相繼失敗的結局告訴我們，在中國這樣的國情下，靠舊式的農民起義、先進地主階級分子改革、資產階級改良、資產階級革命等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他們無法帶領中國人民真正獲得獨立和解放。而抗日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告訴我們，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尋找到了一條適應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經過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和斗爭，終于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救中國！

魯迅曾說過，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利用魯迅名言導入到下個環節：介紹中國近代歷史上著名人物的“人物廊”（教師出示任務圖片，讓學生充當講解員，根據教師提供的資料來介紹歷史人物）

1.禁煙英雄林則徐。林則徐從煙毒泛濫中看到“貧民、弱種”的深遠后患和“兵弱銀荒”的政治憂慮，上書道光帝，主張嚴禁鴉片。林則徐到廣州后，整頓海防、緝拿煙販、收繳鴉片，并把兩萬余箱鴉片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虎門銷煙挫敗了資本主義走私鴉片的陰謀，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抵御外侮的決心。面對外來侵略，林則徐積極抵抗，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被稱為民族英雄。同時，他還積極地組織編譯外文書籍，學習西方軍事技術，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2.變法先鋒譚嗣同。譚嗣同，因憤中國積弱不振，創辦時務學堂,投身“戊戌變法”，要求清廷“革去故，鼎取新”。“戊戌政變”后，譚嗣同能逃不逃，“決心一死”。在牢中，他“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墻做書”，詩曰：“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1898年，譚嗣同受刑于京城菜市口，頭顱落地前的一瞬間大叫：“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史書評述為：譚嗣同，中國千百年來一位真男人。

3.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孫中山親眼目睹了中華民族一次次屈辱的經歷，日益認清清政府腐敗的本質。他于1894年在檀香山組織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開始了一生偉大的革命征程。他先后領導了廣州起義等一系列反清斗爭，1095年在日本東京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提出了三民主義學說，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指導思想。武昌起義成功后，他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后，先后領導“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和護國運動，屢經失敗。1924年在中國共產黨和公產國際的幫助下，實現國共第一次合作。他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領導者，在他的領導下，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中國歷史發生了近代以來的第一次偉大轉變。

4.革命女俠秋瑾。又稱鑒湖女俠。少時學習經史、詩詞,善騎馬擊劍。目睹民族危機深重，清廷腐敗無能,曾作《寶刀歌》，示獻身救國事業的決心。1904年夏,沖破封建家庭束縛,自籌旅費只身到日本留學。先后發起組織“共愛會”“十人會”,并創辦《白話報》,宣傳推翻清政府,提倡男女平等。1905年回國,由陶介紹,認識蔡元培、徐錫麟。不久加入光復會。同年7月再赴日本,經黃興介紹拜謁孫中山,隨即加入同盟會,任評議部評議員和同盟會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創辦《中國女報》,宣傳婦女解放。為響應萍、瀏、醴起義,曾在紹興主持大通學堂,并以此為據點,聯絡金華、諸暨、義烏和蘭溪等地會黨首領。事未果,但在浙江舉事的決心未改。1907年春,被舉為大通學堂督辦,遂以該校為中心,組成“光復軍”準備起義。后因叛徒告密,大通學堂被清政府派兵包圍。即與少數學生持械搏斗,失敗被捕。15日凌晨,在紹興軒亭口英勇就義，時年30歲

5.抗日英烈張自忠。目睹列強欺凌中國，軍閥混戰，痛感國家不幸，民族多難，立志報國，于是棄學從戎。1933年初，二十九軍奉命參加長城抗戰，率所部與三十七師在喜峰口與日軍血戰，名聲大震。同年夏，參加察北抗戰。1939年5月，敵酋岡村寧次調集10余萬日軍進犯隨縣、棗陽。他率三十三集團軍在田家集大敗日軍，取得了襄東戰役的勝利。1940年5月，日軍集結重兵向宜昌發動進攻。他率部從右翼打擊向棗陽地區進犯的日軍主力。5月7日，率總部手槍營和七十四師的兩個團，從宜城東渡襄河，給敵人以極大威脅。日軍調集主力，折回反撲。經過七、八天的苦戰，部隊減員甚重，糧彈兩缺。5月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兒山，缸子口。從早晨到中午，他奮勇督戰，不肯退避。在戰斗中，肩部中彈，仍指揮若定。18日，日軍沖上杏兒山，他身中七彈，仍呼喊“殺敵報仇”，為國為民流盡最后一滴血。1940年5月28日，國民政府為他舉行國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并在祭文中給以高度評價稱之為“軍人的楷模”。

6.人民領袖毛澤東。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壓迫，實現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在民族災難日益深重的時期，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為建立中國共產黨積極努力，使中國革命從此有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集團叛變革命，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損失，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受挫的情況下，他選擇了一條把革命引向農村，積蓄革命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的正確道路，并最終形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澤東思想。由于“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工農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戰略轉移。1935年，在長征的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與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毛澤東持久戰思想和敵后游擊戰爭方針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8年抗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近代一百多年來反侵略斗爭的第一次偉大勝利。后來，毛澤東又領導中國人民贏得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獨立自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改造，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上，沖破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封鎖，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

【總結】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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