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治理理論與數字政府建設探討

　摘要：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的蓬勃發展，助推傳統科層式政府向數字化政府轉型。數字政府建設與跨界治理模式有著密切的理論聯系，二者在價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結構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論模型，從結構、過程、領導三個維度構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行動框架，借助廣東數字政府建設的典型案例分析，發掘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現實困局與突破路徑。網絡時代推動數字政府改革創新，需要重塑組織架構，構建適應數字化轉型的政府職責體系；加強制度供給，形成數字政府與數據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運行機制，做好數字政府建設的全流程評價監督；鍛造跨界領導，營造協作共享的組織文化與政治生態；創新工具應用，推動顛覆性技術與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當前，全球政府數字化浪潮風起云涌，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顛覆性技術嵌入政府治理全流程，重構政府的思維理念、治理結構與運行方式，助推政府全方位變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數字政府建設”，明確了新時代政府改革的方向。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從疫情防控到復工復產都是對數字政府運轉的一次實戰檢驗，在這一過程中，一系列數字化抗疫舉措成為強有力“武器”，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實保障。在各地不少有益經驗值得借鑒的同時，也暴露出數字政府建設的短板問題。本文基于數字政府建設的特點和規律，秉持“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改革邏輯，引入跨界治理理論作為研究工具，構建跨界治理理論與數字政府建設過程有機銜接的分析框架，發掘數字政府建設的行動內容、現實困局和改革邊界，研議如何善用技術治理工具，突破傳統界域藩籬，增強改革的跨界協同效度，將信息技術紅利充分轉化為數字政府治理效能。

　 一、跨界治理：數字政府建設研究的新視角

　傳統意義上“界”多指地理上的界線劃分，或不同事物的類別范圍。在全球化、信息化高速發展的當今社會，政府治理中“界域”的指向更為廣泛，涉及不同行政區域的地理邊界，線上和線下的虛擬界域，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邊界，縱向政府層級間以及橫向部門間的邊界（見圖 1）。據此，跨界治理可以定義為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等不同治理主體為實現共同目標及增進公共利益，跨越區域、層級、部門等界別限制，形成一套整體協同的體制機制、行動策略與制度安排，參與方主體在跨界領導者的引領下，通過充分協商建立共識，凝聚彼此合力，遵循約定規則優化資源配置，采取一致性協作行動，實現整體收益最大化。中國政府數字化轉型已經把跨界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習近平在 201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以數據集中和共享為途徑，推進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三融五跨”的戰略要求為我國數字政府改革升級指明了方向，跨界協同、數據治理成為數字政府建設的核心內容，業務整合、平臺共享、數據共享是為數字政府運行的基本邏輯。

　 圖 1 跨界治理的拓撲結構模型

　 （一）跨界治理與數字政府建設的理論聯系

　數字政府建設是一場全方位、系統性、協同式的創新，這與具有整體性、協同性特征的跨界治理范式有著深刻的理論聯系。從概念內容可見，跨界治理理論與數字政府建設有著較高的契合度。首先，價值理念的一致性。習近平強調，“讓億萬人民在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上有更多獲得感”。數字政府建設目標是通過數據整合、開放、共享，充分釋放數據資源價值，為群眾提供高質量、精細化、個性化公共服務，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跨界治理旨在整合政府內部“上、下、左、右”，政府外部的市場、社會多主體力量，強化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承擔起公共責任，解決與人民群眾利益息息相關的跨域公共事務問題。二者都是基于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致力于增進公共利益。其次，治理工具的一致性。數字政府建設是網絡化、智能化技術與信息集成系統在政府治理中的深度融合，構成“互聯網+政務服務”與“互聯網+政務管理”的解決方案及應用場景。跨界治理行動中，通過信息技術加持形成跨越區域、層級、部門等邊界的必要連接，降低治理主體間溝通協調的制度性交易費用。最后，治理結構的一致性。跨界治理呈現出跨不同區域、跨縱向權力線與橫向職能線、跨公私部門多主體協作的網絡化組織形態，以及基于信任、共識、協作的治理機制，由科層制下的金字塔式權力結構轉為聯動協作的扁平化權力結構，這與數字政府治理架構是一致的。數據分布結構的交互性和信息傳輸方式的開放性，決定了數字政府權力系統能夠在跨區域、跨層級、跨部門中進行政務流程再造和機構職能整合，成為一個政府內部縱橫聯動，外部與國家社會治理協同開放的高效運行體系。

　 （二）跨界治理對數字政府建設的現實觀照

　政府治理概念語境下的跨界界域非常廣泛，數字政府重塑的治理體系也是全域式的，那么，數字政府改革中是如何突破傳統界域概念、實現互聯互通？

　第一，跨縱向權力線的行政層級邊界。這里指的是“條條管理”，涉及央地關系和地方政府上下級之間的關系。依托自上而下對權力、資源的掌握，上級制定政策，基層貫徹落實，有利于政策的統一執行，但是層層傳遞指令存在著信息失真、行動遲緩甚至執行走樣的弊端，跨界治理即是以扁平化管理突破科層

　制桎梏，縱向貫穿到底，提升信息、資源運轉效率。運用跨界治理理論，通過縱向統籌設計，能夠為“全國一盤棋”建設數字政府提供理論支撐。第二，跨行政區域的地理邊界。地區管轄治理權分屬不同地方政府，基于屬地管理原則與“晉升錦標賽”的雙重作用下，不同地區政府之間存在著畫地為牢、各自為政、地方保護的問題。通過跨界治理模式的引入，構建跨區域數字政府建設與運營方面的協作互助機制，克服政府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容易出現的地方本位意志性以及由行政區域劃分所產生的發展障礙。第三，跨橫向職能線的政府部門邊界。這里指的是同級政府各職能部門間以及條塊部門間的邊界。跨界治理突破了科層制職能裂解性與機構碎片化的藩籬，將部門間交疊或相近職能進行重新整合及流程再造，形成一種基于總體服務導向而非單一部門導向的跨部門、條塊間整體治理格局，這也契合了數字政府建設中的跨部門信息共享與業務協同要求。第四，跨公私不同主體邊界。網絡社會背景下，社會正在從以政府為中心的控制導向、層級支配的治理格局向多主體互動的合作治理結構轉變。共同目標利益追求條件下，不同主體資源稟賦的差異化與互補性是促成跨界協作的重要動因，正如科研機構、科技企業在信息架構設計與基礎設施提供方面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形成基于公私合作伙伴關系的數字政府建設模式，發揮市場、社會等主體資源特長，能夠彌補政府本身技術能力之不足。

　 二、數字政府建設的困局與突破：“數字廣東”案例分析

　跨界治理指向的是多邊主體參與的公共議題，構成多層次、網絡化的復雜拓撲結構。跨界治理過程既包括組織機構設置、運行機制重塑、政策制度供給、戰略工具選擇，又包括主體間共識達成、共享資源知識、過程承諾管理，涵蓋了靜態的“結構性協同機制”與動態的“程序性協同機制”。其間，領導者的作用至關重要，跨界領導促成主體間共識建立、信任增進、合作動議形成，負責資源管理與關系管理、執行過程監控，保障跨界行動按照既定方向展開，并做好行動調適的權變準備。綜合三個維度的相互作用，產出適宜跨界治理行動的制度安排，在實踐中轉化為治理效能。由此，構建出一套跨界治理的“三位一體”分析框架，它包括靜態的結構、動態的過程、核心的領導（見圖 2）。

　圖 2 跨界治理的“三位一體”分析框架

　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加快數字化轉型進程，截至 2019 年底，已有 10 個省級政府出臺數字政府規劃，19 個省份成立省級大數據管理機構。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前沿與制度創新高地，于 2017 年底啟動“數字政府”改革，兩年多時間已取得顯著成效。2020 年 5 月，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公室委托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開展 2019 年度省級政府和重點城市網上政務服務能力第三方評估，結果顯示，廣東省 2019年排名位居第一（2016 年第九，2017 年第四，2018 年第一），“數字廣東”改革經驗已成為省級數字政府建設樣板。本部分基于“結構—過程—領導”的跨界治理分析框架，對“數字廣東”改革進行考察，探究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困局與突破。

　 （一）組織變革：數字政府建設的靜態結構分析

　治理結構作為實現公共目標的工具，是被有意識的組織設計或機構重組。傳統科層制模式肇始于科學管理時代，是適應大規模復雜性社會管理需求的標準化組織結構，政府整體職責被細分到各單位和具體部門承擔，行政管理體系及其運轉呈現出封閉性、機械化的特點，這就決定了各部門的運行大多是單邊行動而非跨部門協作。信息時代，科層制成了組織網絡化數字化轉型的掣肘。從政府橫向職能線來看，省級政務信息化建設職責分散在發改委、工信廳等多個職能部門，缺乏一個權威機構統籌。改革前，廣東省直各部門均設有信息中心，省級各單位自建信息系統多達 1068 個，煙囪林立、互不聯通，生成部門壁壘、數據孤島。從政府縱向權力線來看，屬地管理原則與分級財政制度下，各市縣（區）均自建政務服務網、政務云、數據中心，呈現出區域分割、各自為政、重復分散建設的局面，省級政府缺乏統籌協調。此外，條塊分割體制下，信息系統建設呈現“縱強橫弱”的特點，中央垂管部門業務系統自上而下延伸至縣（區）一級，與地方職能部門之間彼此獨立隔絕。如此科層組織結構與政府數字治理所需的整體性、扁平化治理體系相矛盾，導致橫向數據既“聚不了”，又“通不了”，縱向數據既“上不去”，又“下不來”，企業群眾辦事反復跑、多頭辦。

　 廣東率先改革數字政府建設運營的體制機制，成立省政府電子政務管理辦公室，統籌全省政務信息化規劃、建設、監督；組建省、市、縣三級的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負責數字政府的政策供給、項目審批、業務應用系統集約、政務數據資源管理等；探索“管運分離”模式，撤銷省信息中心以及省直各單位共計44 個信息中心，成立數字廣東公司作為專責運營機構，承擔信息化基礎設施和系統建設運維；建設省級統一的政務云平臺，整合大數據中心，推動省直部門和 21 個地市一體化協同辦公；建成覆蓋省、市、縣、鎮、村五級線上政務服務的廣東政務服務網，形成“全省一盤棋”的省級統建管理體制和省市縣協同聯動機制。推出“粵省事”“粵商通”“粵政易”“粵監管”“粵政圖”等“粵系列”移動應用品牌，旨在從“互聯網+政務服務”與“互聯網+政務管理”雙重維度助推跨部門信息共享與業務協同。其中，“粵省事·協同辦公”平臺擬覆蓋廣東省四套班子與各委辦局，服務 50 萬公務人員。

　 （二）制度創新：數字政府建設的動態過程演繹

　跨界行動過程是治理機制設計與行為調適的過程，以溝通對話、共享資源促成主體間明確價值共識，以過程承諾、執行控制確保協作關系的穩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在于數據治理，如何把數據統起來、用起來，不僅從技術工具層面推動，而且要探索共享協同的動力機制，保障信息共享與數據治理的主動性、持續性。廣東省內一些先行先試地區已實現區級數據的匯聚，但依舊解決不了數據應用問題，根源

　一方面在于部門間專業知識壟斷與信息權力保護，牽涉到數據資產確權確責、數據使用、信息安全等問題；另一方面由于職能部門專注自身業務需求，缺乏跨部門共享協同的原生動力。例如人社局、公安局、衛健委分別推出社保卡、身份證、健康卡，而非從便利群眾出發“一卡通用”，上級部門出于行業統籌管理的目的，統建系統并統管數據，認為“數據是本部門權力的抓手”，每個卡證的內容雖是信息數據，背后卻體現的是一種或幾種權力，致使部門間各自推出重復的卡證并存在數據權之爭。加之整體上業務協同度不夠導致全程網辦比例低、跨域事項難辦理，陷入數據“聚而不通、通而不用”的窘境，數據共享耗時費力卻無法顯著促進部門業務，提升治理績效，久而久之會削弱各職能部門數據共享的動力。

　 “數字廣東”改革中，圍繞協同辦公、營商環境、民生服務等重點任務組建工作專班，明確牽頭部門及配合單位，落實主體責任，優化業務流程，對接系統數據，強化數據治理意識，整合聯通政務數據與市場數據，破解“部門壁壘”與“數據孤島”，實現“數據上云、服務下沉”。此外，依托法律法規的強制作用以及制度規范的約束作用，能夠使跨界行動保持創造性與穩定性的平衡。有學者提出新技術發展與基于規則治理的四個階段：創新、商業化、創造性無政府狀態和規則。制定規則面臨的挑戰在于，舊的制度不太可能涵蓋新興技術，而新制度的制定需要時間。改革中，廣東注重制度規范的建立，推出指導數據采集、平臺設計的 15 個技術規范，數字政府建設運行管理 7 個服務標準，形成覆蓋線上線下全渠道，囊括技術、管理和服務的標準規范體系，確保改革穩定不走樣。例如，廣東建立起全省統一的事項庫，已完成省市縣三級政務服務事項“十統一”標準化梳理；省財政廳與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聯合印發《省級政務信息化服務預算編制規范和標準（試行）》，從預算管理層面確保數字政府建設項目規劃的可計量、可檢驗、可實施，最大限度地避免信息化項目重復建設或標準不統一等問題。

　 （三）行動調適：數字政府建設的跨界領導作用

　數字政府建設中，跨界領導格外重要。一方面，數字政府的整體性與整合性治理結構超越了科層式的連接方式，需要將不同類型組織乃至存在競爭關系的團體調動起來，構成一種促使跨界協作產生效果的領導機制，用以創新政府數字治理策略，協調主體間行動。另一方面，大數據時代，系統和算法是“被設計的”，系統割據、重復建設等亂象說明在頂層設計環節人力尤其是領導者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為避免“屏幕官僚”將基于個人意志的自由裁量權植入程序，領導者對于業務信息化設計過程的監督作用必不可少。廣東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關于數字中國與網絡強國建設的重要論述和戰略部署，高度重視數字政府建設，將其列為全面深化改革 18 項重大任務的第一項，作為“一把手工程”進行頂層設計，成立由省長任組長的“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制定總體規劃和建設方案。每季度召開領導小組會議，總結經驗、發掘問題，做好下一階段改革部署。省領導每周關注改革進展，省長一年三次赴數字廣東公司調研建設情況，以“高度重視”的領導注意力分配方式保障改革強力推進。

　網絡時代的跨界治理過程不僅是協調組織內部或組織之間事務，而且需適應信息技術環境并嘗試改造組織現有技術條件。相比其他組織要素，領導在應對環境、引領變革中起到核心作用，跨界領導力被看作“成事的機理”。廣東領導秉持“跨界思維”，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技術優勢，成立騰訊與三大運營商的合資公司———數字廣東網絡建設有限公司，通過“政企合作”模式將前沿技術引入政府治理。與此同時，數字廣東公司基于能力互補和資源共享與其他技術企業展開合作，打造數字化生態圈/生態鏈系統，已有 700 家合作伙伴在為廣東數字政府建設提供核心能力和技術支撐。充分發揮智庫的“外腦”作用，組建“數字政府”專家委員會，以共享先進知識的智力支撐為改革賦能。做好預算管理，通過系統化、集約化建設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跨界領導作為決定跨界協作有效性的一個關鍵因素，體現在與利益相關方

　的溝通談判協作水平、交易博弈能力以及應對內外部環境風險的能力。正如改革并非毫無疏漏，廣東撤掉各廳局信息中心后，本計劃將運營職能交給企業，行政職能回歸機關，但現實中行政職能并未完全回歸，數廣公司派到各廳局的職員僅負責系統運營維護，廳局內信息化統籌的行政職能缺乏具體部門承擔，使得需求不明確或缺乏整合，重復提交項目致使資源浪費。今后，領導者應及時抓住新一輪機構改革契機，在各廳局成立專職的業務與信息化規劃部門，對廳局內部信息化需求進行統籌設計。

　 三、推進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制度供給與跨界協作

　囿于傳統體制障礙、思維觀念滯后、運行機制梗阻、制度保障缺失等制約，數字政府建設之路并非坦途。改革試點過程也是在不斷試錯發現問題，當前各省市數字政府改革中，仍然存在著不少盲區與短板。基于“結構—過程—領導”的跨界治理分析框架能夠為數字政府建設研究與實務提供方法論依據，可從組織架構、制度供給、運行機制、跨界領導、工具應用等方面助推政府數字化轉型。

　 （一）重塑組織架構，構建適應數字化轉型的政府職責體系

　2001 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遵循政務信息化發展規律，作出統一建設全省政務信息網的前瞻性部署，指示“要統籌不要多頭辦”。當前，應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統籌聯動的數字政府管理體制，明確各部門職責，形成縱向聯動、橫向協同、整體推進格局。遵循新一輪機構改革的基本邏輯，“堅持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整合中央網信辦、國辦電子政務辦公室、工信部、發改委國家信息中心等部門相似職能，成立跨部門協調機構———國家大數據局，與中央網信辦合署辦公，按照“黨管數據”原則，由黨中央職能部門統一領導，作為數字政府戰略規劃、需求統籌、項目審批、集約建設與數據治理的機構，出臺我國數字政府發展戰略、建設規劃及相關政策性文件，擘畫數字化改革藍圖。目前，政府數字化轉型正處于從以組織為中心、以職能為中心的電子政務階段到以服務企業群眾“辦好一件事”為中心、以部門間整體協作為遵循的數字政府階段，亟需政府組織機構做到垂直整合（垂直機構的統一業務管理系統、縱向業務的標準化處理）、水平整合（跨部門信息系統的整合、一網通辦業務集成），從而實現跨界治理的職能整合、信息整合、業務整合、流程整合。可通過建立跨部門首席信息官聯席會議機制，關注政府間組織和程序的變革，有效推動各部門、機構公共數據開放共享和開發利用。

　 （二）加強制度供給，形成數字政府與數據治理的制度保障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政府承擔著供給制度性公共物品的職能，數字政府建設運行中，應當制定維護數字治理有效運作和發揮數字政府整體功效的制度。加強政府與立法部門協同，出臺實施諸如電子簽名、電子印章、網絡安全、信息公開、數據管理、隱私保護、公民參與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構建部門協同的信息化建設財政預算制度，設立省市專項資金用以部門間共性系統及綜合性應用開發，避免重復投資建設。秉持標準化思維，由先行先試省市聯合制定數字政府建設的標準化體系，如統一的規劃建設、信息數據、權責事項、運維安全、監管考評等標準，做好省級標準認證的同時向上推動形成國家標準。現如今，數據已成為國家重要生產要素之一，開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應構建一套數據資源暢通流動、歸集交換、開放共享、

　開發利用的全鏈條數據治理體系。加快制定數據共享責任清單與交換目錄，明確界定主體間信息共享與業務協同的責任義務，實現跨地區、跨層級、跨部門數據資源整合；健全數據公開制度，對于能夠公開共享的數據，打通無障礙調用渠道，對于原則上不能向外公開的數據源，在保證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分權限實現內部調用共享；推動社會數據采集規范化和標準化，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建立統一的數據安全管理制度，加強信息安全保護。

　 （三）改善運行機制，做好數字政府建設的全流程評價監督

　為降低數字政府建設過程的交易成本，避免組織集體行動陷入困境，跨界治理主體間的合作須通過機制設計，強化過程承諾與執行監控，減少不確定性。一是構建協調溝通機制。只有跨界治理參與主體充分溝通才能實現信息、資源等要素的共享和流動。可成立臨時任務小組、跨部門工作專班等組織及時協調行動；打造數字政府跨界合作聯盟，如高層聯席會議制度，定期召開合作論壇，通過簽訂府際服務契約、組織間協議等方式解決分歧。二是完善資源整合機制。通過各自優勢資源互換彌補單一主體能力不足；探索政府間聯合采購方式，整體議價降低合同成本；完善“試點-推廣”機制，向社會開放數據，鼓勵企業提前做好技術預研工作，通過試點細化深挖應用場景，給出解決方案充分回應需求痛點問題，進而全面推廣使用。三是構建評價與監督機制。設計一套包括滿意度、有效性、數量、比例等“軟”“硬”指標相結合的數字政府建設評估體系，不僅衡量投入產出效果，而且檢驗跨界協同效度，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開展評估工作，以保證評估過程與結果的公正性、科學性。跨界治理主體在形成資源和能力優勢互補的同時，亦可能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治理失靈問題，出現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機會主義行為。政府與技術供給側跨界合作時，應健全項目計劃管理制度、準入與退出機制、風險防控機制等全流程監督體系，避免出現因合同糾紛而被承建商“綁架”的問題。

　 （四）鍛造跨界領導，營造協作共享的組織文化與政治生態

　信息時代的領導者需要理解政治可以塑造技術。邁向數字政府治理模式，應注重領導者互聯網思維提升和跨界領導力塑造，發揮領導者之于數字政府建設的促進作用。一是培養領導者“互聯網+”的思維理念，即用戶思維、平臺思維、跨界思維、數據思維。將辦事企業群眾的用戶體驗度、獲得感、滿意度作為數字政府建設效果評價標準；從“地方本位”“部門本位”思想轉變為“合作共治”思維，搭建主體間合作平臺，推進政務管理和政務服務的協同整合；讓領導干部心中有“數”，從關注技術應用轉向重視數據治理，即信息化項目設計與建設過程均充分考慮數據是否可以共享、選取何種共享方式、需要哪些部門相關數據等，同時應具備隱私保護與數據安全意識，強化數據運行流程的監管。二是塑造跨界領導力。培養領導者跨界網絡構建的能力，通過數字政府戰略規劃、資源整合、磋商溝通，安排、激活、構建合作網絡，優化伙伴關系管理；增強文化價值塑造的能力，通過互惠互利、信任合作的政治文化、組織文化重塑，緩和部門間分歧，營造激勵與約束并重的跨界協作生態環境；提升聯合行動執行的能力，運用制度規范、契約協議、組織協同等工具，進行監督管控、績效評估、風險防控，確保跨界行動有序展開；增進運用技術治理的能力，學習信息技術知識，弄懂基本原理，提高業務需求分析、與技術外包企業談判、應用場景設計、解決方案落地等本領。

　 （五）創新工具應用，推動顛覆性技術與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正如摩爾定律揭示的信息技術迅猛發展速度，顛覆性技術的不斷成熟應用有助于解決政府數字化轉型之路的重重困局，接下來應著力整合先進技術工具，探索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在推進數字政府跨界協同方面的應用場景和賦能機制，破除部門間知識壁壘，打破業務部門復雜多變的規則及規則解釋權，實現知識學習、數據互用、資源整合、業務協作。第一，打造跨界聯通的政務云平臺，建設跨部門合作的環境框架，構建數據中臺、技術中臺、業務中臺、運維中臺“多位一體”的數字中臺架構體系促進部門協同。中臺技術能夠最大限度梳理和整合共性業務、功能、信息系統，打通政府橫向數據，落地數據共享應用，進而根據業務屬性厘清部門間交叉權責，助力政府機構改革，實現優化協同高效。第二，借助區塊鏈去中心化、分布式和信用共識等特性，應用基于區塊鏈的智能合約技術增進主體間協作共識，實現跨部門信息數據的開放共享、開發利用、安全與隱私保護。第三，運用大數據技術，促進政府決策機制從單一化、碎片化向協同化轉變，從以有限判例為基礎的經驗決斷向“用數據說話”的科學決策、共識決策、協同決策轉變，從靜態的、被動的治理向動態的、主動的治理轉變。第四，整合使用“5G+AI”技術在市場監管、調度以及綜合執法等領域實現標準化、智能化管理，應用“5G+增強現實/虛擬現實”技術，協同“辦好一件事”的多個職能部門重塑政務服務辦事場景，開發“場景直通車”，推行無接觸式、一次不用跑的政務服務。

推薦訪問： 治理 探討 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