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代表理念或有完整體系的思想和信念，也可視為實現不同目標的不同方法。若在政治理論中，冠以“主義”此一后綴，往往具有“思想、運動、體制”三種互為相關的內容，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新型資本主義制度是什么意思3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新型資本主義制度是什么意思3篇

新型資本主義制度是什么意思篇1

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什么？


引論

? ? 關于資本主義的實質，許多人談過。例如西方有馬克思，韋伯，桑巴特（Werner Sombart），陶普（Maurice Dobb），……中國有梁漱溟，余英時，黃仁宇……最后，哈耶克在1988年發(fā)表了一本書《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算是給這場“主義”之爭蓋棺論定。我要在這篇小文章里敘述的，大致就是這些大學者們說過的話。但是我把這些話分做兩段說，一段是人們在哈耶克那本書發(fā)表之前的認識，我稱為“傳統(tǒng)的看法”。一段是哈耶克的看法，我稱為“最后的看法”。一提到“最后”之類，就難免有質疑說“僵硬”或“教條”。不過我這里的“最后的看法”確實是哈耶克最后的看法，這位從本世紀初即參與了人類認識“資本主義”的思想運動的學者已經于1993年3月辭世而去了。

一、傳統(tǒng)的看法

? ? 黃仁宇先生在與李約瑟共同撰寫《中國科技史》的十幾年里曾對研究資本主義的諸多作者有過一個綜述：“……寫資本主義的文章大略有三類。一類注重生產關系的轉變……。一類注重資本主義精神……。還有一類注重自然經濟之蛻變?yōu)榻鹑诮洕！瘪R克思自然被歸入第一類。韋伯是第二類。諾斯（Douglass North）應屬于第三類。也許這種把作者簡單歸類的辦法會誤導讀者。事實上，韋伯和桑巴特以后，黃仁宇，余英時，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種整體演變的看法。即“資本主義”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是由許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時先生又稱韋伯和他的立場為“歷史多元論”，以別于”一元論史觀”。極而言之，從西歐歷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時代，古希臘，……）都會使現在西歐北美的社會不成其為“資本主義”。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后來的《中國文化要義》中一直認為中國即便再獨自發(fā)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資本主義”。他的觀點后來由余英時先生再度提出。
? ? 黃仁宇提到，形成“資本主義”的三個主要條件：（1）信貸關系的拓展。（2）專業(yè)經理人員的使用。（3）各種有利于資本主義管理的技術的社會共享。我們也可以認為這里的第一個條件包括了金融市場的發(fā)展或資本的自由流動。第二個條件其實是要求“企業(yè)家的自由進出”（隱含著“企業(yè)家與資本家職能的分離”）。第三個條件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隱含著“信息的自由流動”）。“企業(yè)家的自由進出”被新奧地利學派的領袖克茲涅爾（Is-real Kirtzner）認做“資本主義”的定義。如果我們把“信貸關系的拓展”擴充理解為“一般的合作信任關系的擴展”，那么資本主義形成的三個條件實際上就可以涵蓋在“一般信任關系的擴展”這一個條件里。不僅專業(yè)經理人員的任用依賴于“代理人關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術的分享和法律，會計，契約等等的可計算性，都是職務于“信貸關系的擴展”這一目的的。這就要說到哈耶克后來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 ? 說一個封閉的中國再有幾千年也產生不了資本主義，梁漱溟是有極扎實的根據的。他的根據首先是，中國社會自秦漢始已經用倫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禮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關系調和了西方社會固有的“個人與社會”和“社會與國家”的沖突。所以自“戰(zhàn)國”以后中國社會“廢封建，建郡縣”，兩千年以來徘徊于一個既非“資本主義”又非“封建”的社會形態(tài)中。梁漱溟的另一個根據是，中國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資本主義”的方向。余英時先生在“關于中國歷史的一些特質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缺失的原因，一個基本的問題是搞個清楚中國社會的傳統(tǒng)價值體系。他認為若沒有西方的沖擊，中國社會仍會在自己的傳統(tǒng)內演變下去，出不了“資本主義”。中國人的精神是中庸與主調和的。即使我們無視“宗教倫理導致資本主義”的簡單說法，假設一個沒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產生資本主義，我們仍然難以相信中國人會把任何一個工作推進到如此大的規(guī)模以致“人”必須從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種種“生活的藝術”異化出去，變成大機器的奴隸。對于按照狹窄的“科學方法”組織分工以至人生，誠如馮友蘭論及中國哲學的特點時指出的，中國人認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類，非攜泰山以超北海之類”。換句話說，中國人“志不在資本主義”。
? ?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到底“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呢？還是歐洲人文化傳統(tǒng)與擴張精神產生的獨特結果呢？對于這個問題，余英時認為在歐洲資本主義誕生之前的幾百年里，確實先有了一場連續(xù)不斷的，指向資本主義的精神運動。當然，我們還可以進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黃仁字和李約瑟對威尼斯城邦民主與信貸擴張，低地尼德蘭的市民自治與貿易管理，到后來英國限制王權和金融發(fā)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們對英國法庭法律變遷的研究。又例如許倬云強調資本家參政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所以，政治，法律，這些“上層建筑”的演變是伴隨了資本主義的“物質發(fā)展”的。政治事件與精神運動的關系（例如“三十年戰(zhàn)爭”）在歐洲十四到十七世紀間極其錯綜復雜。我們考查的最后結果也許仍是不了了之的“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huán)。所以，從宏觀上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應當同時“伴隨”著一個精神過程，我們無法證明哪一個為主，哪一個為輔。但是從微觀上說，人的精神導向總會隨著人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發(fā)展（即擺脫物質生產的束縛）而越來越占據主要的方面。只不過現代精神仍受約束于“傳統(tǒng)”，而傳統(tǒng)的精神是從原始物質生產狀態(tài)脫胎而來的。所以我們才觀察到兩個過程（精神的和物質的）相“伴隨”的現象。
? ? 在“傳統(tǒng)的看法”里，馬克思和韋伯代表了兩個幾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堅持認為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為了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而寫的。我假定雙方的觀點已經為讀者熟知。這里要討論的不是他們的觀點，而是他們的觀點或他們關于“資本主義”的概念可以從具體歷史過程中抽象出來的程度。
? ? 韋伯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觀念與他對“歐洲理性”的理解有關。他著名的觀點是，商業(yè)行為，甚至大規(guī)模商業(yè)行為，在中國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歐洲。但那不是資本主義，因為那里缺少一種“理性”，缺少一種依賴于精確計量的法律，會計，契約，雇傭關系，政治活動等等的有理性目標的社會組織（德克海姆的“有機的社會”）。他定義“資本主義”為“用企業(yè)的方法實現人的需求”并且這種企業(yè)必須是“使用資本主義簿記方式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yè)”。韋伯大量地使用“系統(tǒng)地”這個詞，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理性地和系統(tǒng)地追逐利潤的態(tài)度”。他并且把一切“資本主義”分類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資本主義。（2）非理性的，工業(yè)的資本主義。（3）理性的，政治的資本主義。（4）理性的，工業(yè)的資本主義。只有西歐的資本主義才屬于第（4）類。因此“資本主義”（同樣地，“社會主義”）做為理性的社會組織和政治運動在西方以外的社會中并不存在。
? ? 韋伯的另一項研究也可以說明他對資本主義的態(tài)度。他在《論經濟與社會中的法律》一書中論證說，現代西歐“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準確地說，“契約的自由”。由于這種契約的自由，西方社會得以發(fā)展理性的工業(yè)資本主義。他認為這種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導源于宗教運動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導源于文藝復興時“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與“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斷案例合法性的兩個基本判據。
? ? 雖然韋伯也強調理性地雇傭和組織“自由勞動力”是資本主義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沒有象馬克思那樣把“雇傭勞動”看成是“理解資本主義的軸心”。韋伯這種強調精神過程的“資本主義”概念于是很難從西歐社會具體的歷史中抽象出來。
? ? 馬克思的研究幾乎可以看成是對資本主義“微觀基礎”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與他同時代經濟學家的比較中立刻顯現出來。例如同時代人認為資本主義的實質在于對利潤的追逐或循環(huán)公式：“貨幣一資本一更多的貨幣”。這種看法在學術上納入一個很流行和著名的學派，我們不妨按黃仁宇的分類稱之為“金融的資本主義學派”。這類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的實質在于“資本的堆積”，在于“金融資本的吞并行為”（acquisitive capitalism）。但是馬克思抓住了“剩余價值”這個關鍵，來解釋“利潤”和資本的金融擴張如何成為現實可能性。“雇傭勞動”于是成為馬克思所理解的“資本主義”做為一種社會關系的實質。從我們的角度看，馬克思的雇傭勞動概念是可以應用到非西方社會的歷史過程中的，所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概念比韋伯的有更大的普適性。當然，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的。對“價值”和價值創(chuàng)造過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經濟學家被馬克思視為“庸俗”。我在《經濟研究》中曾詳細闡述了以奧地利學派為首的主觀價值理論對價值創(chuàng)造過程的理解。按照門格爾和熊比特的理解，企業(yè)家或追逐“利潤”的人對于“剩余價值”的創(chuàng)造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正是他們發(fā)現了價值的“剩余”，正是他們的“企業(yè)家才能”使自由勞動得以組織起來，去獲取“剩余價值”。如果說這是“剝削”，那么可以認為“剝削有功”。
? ? 桑巴特在馬克思和韋伯之后，他不認為“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fā)展可以從“物質的”方面單獨地得到解釋。我們從陶普的書里讀到桑巴特的看法：資本主義的實質不能從其經濟的或生理的任何一個方面求得理解。只能從那個激勵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的總體（the totality）去尋求。桑巴特把這種整體精神概括為“布爾喬亞的精于計算和理性的企業(yè)精神”。這種總體演變的看法受到余英時先生的重視。后者早在 1958年就著文介紹芝加哥大學經濟史學教授奈夫（John Nef）的著作《工業(yè)文明的文化基礎》。余英時試圖描述的是工業(yè)資本主義的全部精神基礎。他的文章的題目被有意識地定為“工業(yè)文明的精神基礎”。根據余英時的介紹，奈夫的博大著作論證了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紀歐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導的道德和帝王所贊助的藝術結合的產物。其間對藝術美的追求發(fā)展了科學（例如繪畫與光學，幾何學和化學；雕塑與解剖學；建筑與力學和幾何學），同時道德生活的體驗培養(yǎng)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約”精神（民主的前提）。“賽先生”和“德先生” 由是而生。余英時專寫一附文論述西方此一時期道德精神與中國傳統(tǒng)道德精神的相通之處，并認為啟蒙時代歐洲人對中國產生的“同情的理解”蓋源于此。
? ? 整體演變的看法固然是一種學者態(tài)度，但是要“學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體”一定難以脫離歷史去看。那么一個“整體的資本主義”觀念如何應用于中國社會的歷史呢？我們研究一個觀念是否可以從它由以產生的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中抽象出來，目的在于把這一觀念應用到其他的歷史過程中去。對于“資本主義”這一極其重要的歷史觀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學，哈耶克并不真正屬于芝加哥學派，因為他任教于“社會思想委員會”而非經濟系。但是如同奈特與芝加哥學派的關系一樣，哈耶克顯然是芝加哥傳統(tǒng)的原流之一。通過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師）和揚格（奈特的論文導師），歐洲學術傳統(tǒng)特別是奧地利學派那種貫徹始終的自由主義得以融入芝加哥學派。從芝加哥傳統(tǒng)中，科斯（Ronald Coase），張五常，和德姆塞茲（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養(yǎng)份來參與建立“新制度學”的工作。這樣，從馬克思到康芒斯到諾斯，制度研究最終由“批判的”演變到了“建設的”，并且在主要結論上與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證。事實上，諾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效績》開篇就說：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類合作的游戲”。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書《致命的自負》第一句話是：“本書論證那個我們文明由以發(fā)生并賴以生存的東西,精確地說只能夠被描述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該秩序通常被有些誤導地稱為資本主義。”我在這里從經濟發(fā)展的角度討論了哈耶克“擴展秩序”的意義。那是因為“經濟發(fā)展”這個概念所指稱的歷史過程本來就與“資本主義發(fā)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負》講的是道德問題，道德傳統(tǒng)的意義，人類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負的危險。在書的扉頁哈耶克引了對他思想發(fā)展最具影響的三個思想家的話來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 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著的，是從一切束縛中解脫。正相反，自由意味著每一種正當的束縛對自由社會全體成員的最有效運用，不論他們是司法官還是老百姓。”休謨（David 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從我們推理的結論所得。”門格爾（Car Menger）：“那些服務于公眾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們如此重要和顯著的發(fā)展中，卻反而沒有一個公共意志來引導它們的建立呢？”從這里，我們又發(fā)現了上一節(jié)的主題：資本主義與傳統(tǒng)。哈耶克達到這一認識的路程可說是艱苦，孤獨，和漫長的。從使他名聲大振的反社會主義觀點——《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論——《致命的自負》，和馬克思一樣，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類知識的每一個領域。從這一歷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擴展秩序”做為“資本主義”的實質。在馬克思看見“雇傭勞動”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擴展秩序”。
? ? 1920年代，當社會主義思潮終于具備了燎原之勢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認為是孤獨的吶喊。即便當時，與同時代人相比，已經顯露出哈耶克深遠的關杯。米塞斯批評蘭格與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計算機社會主義”時強調兩個因素：（1）全面計算之不可能性，（2）“利潤”與“價格”在公有產權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為的激勵。這代表著當時杰出學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該書中所表達的看法則更深刻。他強調，企業(yè)家或人類思想的創(chuàng)新過程是不可能被計劃出來的。一個控制著全部產權從而控制著思想者的生存條件的中央計劃是不可能不試圖去控制人們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對思想的控制最終必定導致一個社會所有成員的創(chuàng)造力的枯竭（因為正如黑格爾所說，“人”的實質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個中央計劃的經濟就長期而言必定是無效率的（因為正如卡爾多所說，“效率”無非就是千萬人日常的改進工作的創(chuàng)造性努力的結果）。繼承了奧地利學派“主觀價值論”的哈耶克就這樣說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個真正的“微觀基礎”——每一個社會成員在所有方向上創(chuàng)新的自由。后來他在（致命的自負）里批評“宏觀經濟學”時又表述了這一思想；徹底的自由主義必須以主觀價值論為基礎，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見的手”才是有意義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緊接著說的：奧地利學派“邊際價值”革命的這一意義到今天還被多數經濟學家所忽視；看一看今天經濟學里邊以數學代替經濟學的傾向吧）。
1960年，哈耶克發(fā)表了《自由憲章》。用他后來的說法，那本書表達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烏托邦”。他當時給自己的任務是刻畫出一個愿意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自由的政府應當遵守的憲法原則。然而，和布坎南一樣，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識到，以孟德斯鳩的思想為藍本的歐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實現自由主義烏托邦。和布坎南一樣，哈耶克達到了這一結論：那些制訂了美利堅和法蘭西自由憲法的國父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失敗了。這個結論的邏輯的后果就是對修正憲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結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結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別發(fā)表的三卷本（法，立法，與自由）。這時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會主義的幾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類理性的自負。由于這種“自負”，在所有市場經濟的國家里都存在著政治家們“試圖設計人類前途”的危險。哈耶克提出：“我們時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歸根結底是基于兩個思想學派在哲學上的基本分歧。”他稱他自己和卡爾·波普屬于“演進的理性主義（evolutinoary 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屬于“建構的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學上是錯誤的。
哈耶克對“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帶進了自然科學，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寫了《感知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后來又研究“控制論”，“系統(tǒng)論”，“協同學”等。他涉獵宗教史，科學史、藝術史，原始迷信和人類學，語言學，性，人口學，心理學和生物認識論等等。他是對一切知識有著深切關懷的古典意義上的“道德哲學家”。他最終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不是“價值判斷”上的分歧，而是哲學認識論上的分歧。爭論的一方在哲學上陷入了謬誤。任何能夠直面真理的人（不論他是不是“社會主義者”）都應當能夠糾正這一謬誤。（多么西方式的純學者態(tài)度！做為中國人我總是使我的理解帶上感情色彩。）
1988年，哈耶克發(fā)表了《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我已經說過，這里的“謬誤”是哲學上的）。這本不到二百頁的小書，林統(tǒng)生認為是“最艱深難讀的”。像一幅抽象畫，一本抽象的書是要讀許多遍的。我不認為我已經讀懂了這本書，但是做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個命題來概括哈耶克在這本書中的思想。
“命題O”就是我在本節(jié)第二段里譯的那句話，即“資本主義的實質是擴展秩序”。這里，擴展秩序概念有兩個重要的內容（自發(fā)性和全球性）：（1）它必須是“自發(fā)的”，非人為設計的。為了強調這一點，哈耶克曾長期使用“Spontaneous Order”這個詞，即“自發(fā)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為的整體設計都會最終破壞這一秩序的“創(chuàng)造性”（波普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中認為理性只應當“局部地”設計社會系統(tǒng)）。哈耶克說，羅馬帝國的貿易擴展是人為的擴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須是“不斷擴展的”，從家庭內部的分工，擴展到部落之間的分工，再擴展到國際分工，……直到全人類都被納入這個合作的秩序內。諾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雖然有自發(fā)的交易，卻無法不斷地擴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斷地擴展合作秩序，“超個人的規(guī)則”（如法律）必須受到尊重。道德與文明程度必須相應地提高。自然狀態(tài)下的人是不可能適合于擴展秩序的。
命題一：“心靈是文化演進的產物，不是文化演進的向導。心靈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論證說，人由動物狀態(tài)進入文明，是靠了從傳統(tǒng)中學習。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聰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須通過教育才變得聰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們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規(guī)范下的人際活動使理智得以成長。從動物本能到人類理性的進化橋梁是傳統(tǒng)。
命題二：“沒有財產權利就沒有正義。”這里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邏輯上的，沒有“權利”就談不上對權利的侵犯，從而就談不上“正義”。這是洛克的原義。第二層意義指涉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包含“正義”理念的看法是荒謬的。“……如果自由的人們想要共存，相互幫助，不妨礙彼此的發(fā)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認人與人之間看不見的邊界，在邊界以內每個個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塊自由空間。”這就是財產權利的起源，哈耶克稱為“權利的分立（several property）”，并聲稱“分離的權利是一切先進文明的道德核心”，“是個體自由不可分離的部分”。（國內的經濟學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認識到“市場運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歐洲的歷史上，是先有了財產權利的分離，才有了個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觀念。文明演進，又有了對法律及正義的共識。
命題三：“在擴展秩序下，行為的終極目標大多是為理性所認識不到的。”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評“科學主義者”對人的判斷，建構，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錯誤的假設。在觀測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科學理性”在觀測者周圍一個很小的范圍內可能觀測到并理解所發(fā)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過與其他人的徹底交流和溝通）觀測并理解在廣大范圍內發(fā)生的全部事件。“傳統(tǒng)”是借了眾多的人的心靈保存和傳承的，所以是大范圍事件。做為傳統(tǒng)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應于是不可能被任何個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寫道：“大部分知識——我承認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這點——不是從直接的觀察與經驗得到的，而是通過一個連續(xù)的學術傳統(tǒng)獲得的。”命題三的另一層意義是，如哈耶克所說：人們“習得傳統(tǒng)是為了應付未知。”注意，諾斯1990年那本書的主要部分就是論證非正規(guī)約束做為制度在“不確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諾斯的非正規(guī)約束其實就是“傳統(tǒng)”。對于“未知”,理性是毫無辦法的。理性所能告訴我們的就是信賴那個經歷了無數未知而使人類幸免于難的“傳統(tǒng)”。然而這里的“理性”已經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國文化要義》(章七)的說法，西方人的理性應當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觀的（可觀測的），冷靜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國人的理性則真是一種性情，一種“求正確之心”的“情理”。總而言之，理性對于傳統(tǒng)應當抱著非常尊重的態(tài)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設計之“的態(tài)度。
最后我回到第一個命題，資本主義應當被稱為“擴展秩序”。從擴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資本主義”確實是有些誤導了。那是因為按照前述“傳統(tǒng)的看法”，人們對“資本主義”的理解總是圍繞著“資本”的種種性質（社會史的，金融的，雇傭勞動的）。在哈耶克看來，“資本”只是人類合作的秩序由以擴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須的。例如，資本雇傭勞動的情形在知識社會和人力資本的時代不會成為人類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個命題合起來說就是，擴展秩序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以私有產權為運作基礎的，而私有產權的道德基礎則是由傳統(tǒng)提供的，理性試圖對傳統(tǒng)進行整體設計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學主義”在哲學上的謬誤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負”。應當指出，哈耶克的“擴展秩序”概念是對“資本主義’僅為歷史過程的一個抽象。它可以應用于其他的歷史過程。事實上，哈耶克認為“擴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實現。

三、簡短的結語

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雖說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檢驗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種嘗試，但也可以納入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求富強求變革的主流。其中有“救亡吶喊”，有“傳統(tǒng)衛(wèi)道”，也有“鴛鴦蝴蝶”和“新月”。到底是“為藝術的藝術”，還是“大眾的文學”。“西學”，“中學”，“為用”，“為體”。“道德承當”，為“毛”，為“皮”。感受著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中國“傳統(tǒng)”文明的沖擊，那種種的議論，“蹈海”，“沉湖”。“春秋以正名分”。以往叫做“資本主義”的東西，應當正名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一直就存在著：財產權利，市場和交易，道德意識。所需要的是“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這個創(chuàng)造性，和制度與技術的創(chuàng)新一樣，蘊涵于無數文化實踐者的創(chuàng)新努力，取決于大眾擁有的創(chuàng)新自由。
　　
本文曾部分發(fā)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4年12月。

新型資本主義制度是什么意思篇2

《求是》：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
——綜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進程

《求是》課題組

????內容提要：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一個大尺度的歷史時代。既要堅信“兩個必然”，又不能忽視其實現所依賴的物質條件。但是，這不等于說社會主義只是未來的事情。不管資本主義世界編造多少神話，都否定不了社會主義的現實必然性。中國人民對于資本主義沒有天生的偏見，近代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抉擇。忘記“兩個必然”的歷史趨勢不是社會主義者，不從做好中國的事情入手是空頭的社會主義者。

????在這世紀之交、千年之交的重要歷史時刻，我們與廣大讀者一起，穿行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隧道，在跌宕起伏、撲朔迷離和迂回曲折中探求歷史的脈搏。到今天為止，這一旅程已告一段落。為了更加全面、準確地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進程，讓我們再做一些概括性的思考。

????叩其兩端，在大時代中把握“兩個必然”的趨勢

????１５０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基礎上，宣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兩個必然”。一個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的發(fā)展雖有曲折，但基本上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特別是二戰(zhàn)以后，簡直出現了萬馬回旋、眾山欲東之勢。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驚呼：“時間不是我們的朋友”。然而，到了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歷史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曲折：凱歌行進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低潮，危機重重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新的變化。面對這一倒轉，不但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一改昔日的悲觀、以為歷史已經終結，而且在我們的一些干部和群眾中也產生了這樣那樣的迷惘和彷徨。這就是我們所以要研究和回答“兩個歷史進程”的現實背景。

????社會主義不是世界歷史中橫生的枝節(jié)，非要無端地來同資本主義爭奪世界。其實，它是資本主義自己呼喚出來的代替者或繼承者。換句話說，也就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無法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得到根本解決的產物。兩個歷史進程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兩個必然”還是否成立的問題，即社會主義還有沒有代替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問題。怎樣回答這個問題，仍然取決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fā)展狀況。假如現時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脫胎換骨，完全適應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那么，我們就應當承認“兩個必然”是可以避免的偶然；假如現時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完全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那么，今天的地球則已是社會主義的世界，用不著我們在這里議論世界歷史的發(fā)展變化。眼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fā)展的實際情形恰恰是，生產關系既沒有完全適應也沒有完全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而是處于相互對抗但尚未崩潰的地步。相互對抗的一面，表現為新變化外表下隱藏著的深刻危機；尚未崩潰的一面，表現為通過自我調節(jié)尚能造出具體演進過程中的一些繁榮景象。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私人占有這件早年裁就的衣衫雖已相當破舊、緊繃，但是經過修補——例如放一放邊縫、接一接邊幅——還可以容納生產力的肌體生長一段時間。然而，社會生產力的肌體還在生長，修補總要難以為繼，更換新衣是遲早都要發(fā)生的事。

????馬克思、恩格斯不愧是歷史辯證法的大師。他們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又諄諄告誡全世界的無產者：“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３頁）“兩個決不會”與“兩個必然”，恰好構成了辯證的統(tǒng)一體。這是現實與未來的統(tǒng)一、量變與質變的統(tǒng)一、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tǒng)一。它教導我們，要做一個清醒、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就必須叩其兩端：在面對“兩個決不會”時，千萬不要忘記“兩個必然”；在堅信“兩個必然”時，千萬不要忽略“兩個決不會”。如果我們面對“兩個決不會”時動搖了“兩個必然”的信念，就會喪失根本、迷失方向，像楊花柳絮一樣隨風飄搖不知所終；如果我們在堅信“兩個必然”時忽略了“兩個決不會”，就會脫離客觀實際、急躁冒進，像揠苗助長一樣招致實踐上的失敗。

????從這種統(tǒng)一出發(f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兩個必然”實現的內在邏輯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作為兩種制度、兩種運動進行現實較量所產生的歷史現象，不是一種簡單的直接對應關系。現實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每一次自我調節(jié)，都使它所容納的社會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的發(fā)揮，而社會生產力的發(fā)揮則可能給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帶來某種炫耀的資本；現實中社會主義實踐的每一次失誤，同樣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社會生產力的暫時受阻無疑會使優(yōu)越的社會主義制度蒙受塵垢。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上述兩種現象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從歷史的明處看去，“兩個必然”的實現進程不是直線，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曲線。但是，“兩個必然”實現的內在邏輯卻是另一種形式。什么是“兩個必然”實現的內在邏輯呢？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發(fā)揮和社會主義的物質存在條件成熟之間的聯系及其發(fā)展。從“世界歷史性”的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同步的漸進過程。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fā)揮一分，社會主義的物質存在條件就成熟一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越是發(fā)揮，社會主義的物質存在條件就越是趨于成熟；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殆盡之日，就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存在條件完全成熟之時，當然也就是“兩個必然”全面實現之秋。

????這就告訴我們，同世界歷史上其他社會形態(tài)的演進一樣，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是一個大尺度的歷史時代。至少從１８２５年歐洲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經濟危機那時起，一直到“兩個必然”徹底實現之日止，都屬于這個歷史過程。在這個大時代里，無論歷史演進的箭頭發(fā)生怎樣的偏斜，都不可能改變歷史發(fā)展的總趨勢，正像黃河怎么九曲十八彎也要東歸大海一樣。站在這樣的歷史制高點上看去，當前世界歷史上發(fā)生的這點兒變化，就實在是小事一段，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出現的曲折，是社會主義螺旋式前進的一個插曲；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的新變化，無非是把“兩個必然”實現的進程推進了一步。從這個意義上說，時間永遠不會成為資本主義的朋友。

????戳穿神話，在現實中認識“兩個必然”的依據

????一個是科學技術的神話。神話說：富人和窮人、富國和窮國的差別不是源自剝削，而是源自科學技術。只要科學技術發(fā)展了，窮人可以趕上富人、窮國可以趕上富國。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當然是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杠桿。問題在于這個生產力不能懸浮于半空，總要措置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之中。神話所要遮掩的，恰恰是這個要害。首先是怎樣才能掌握科學技術。掌握科學技術要有足夠的人力和財力。第三世界國家積累足夠的人力和財力，只有在擺脫被盤剝、被掠奪的條件下才能做到。舊中國的科學技術比世界水平落后甚遠，根本原因不在于那時的中國不重視科學技術，而在于當時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可能積累起足夠的人力和財力；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得到飛躍發(fā)展，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我們重視科學技術，而在于我們擺脫了西方列強的盤剝和掠奪，得以積累起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基礎。其次是科學技術帶來的財富怎么分配。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果你不在生產關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即使掌握了科學技術，也不能擺脫被剝削的地位而成為富者。僅以著名的美國微軟公司為例：１９８１年開發(fā)磁盤操作系統(tǒng)，利潤５０００多萬美元；１９９５年“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投產，當年利潤６０億美元，１９９７年利潤１１０億美元；２０００年“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上市，利潤２３０億美元。利潤的飆升，自然體現了高科技的巨大力量，但是這個巨大力量是誰發(fā)揮的呢？請看公司雇員人數的變化：１９８１年１２８人，１９９５年１．７萬人，１９９９年３．１萬人。利潤與雇員人數同步增長說明，超額利潤仍然來自剝削。例如“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就是５０００名編程人員歷時三年設計出來的，上市之前又經過上千人耗時一年的修改。他們有時一周要工作１００小時以上。但是，雇員中只有少數擔任經理者工資較高，并持有公司股票，絕大多數雇員的收入總和只是他們所創(chuàng)利潤的一個零頭。不能說那些編程人員沒有掌握科學技術，但是他們怎么就不能成為比爾·蓋茨那樣的富翁呢？再次是科學技術怎么發(fā)展和利用。作為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具有社會化的性質，然而壟斷資本家卻竭力據為己有。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是一個有１６國參加的巨大工程。各國科學家按照《人類基因組宣言》的精神，強調人類基因組研究的成果為全世界共享，但是美國塞萊拉公司卻以發(fā)明基因測序儀為借口，與國際基因組計劃爭奪，力圖使這一造福整個人類的成果變成自己的私產。資本主義的這種貪婪的私人占有性，不但阻礙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fā)展（我們在本刊今年第４期已有所論述），而且使它的利用受到極大限制并且往往走到反人性、反自然本性的邪路上去。由于技術進步，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汽車年生產能力已達到兩億輛，但在世界市場上只有９０００萬輛的銷售量。貧鈾彈之類的殺人武器，毫無疑問是高科技的產物。結論非常明確：一、窮人和窮國要發(fā)展，自然要掌握并發(fā)展科學技術，而要真正掌握并發(fā)展科學技術，首先要選擇先進的社會制度；二、要使科學技術成為天下之公器，服從于造福全人類的目的，就必須把它從資本主義的束縛和扭曲中解放出來。

????另一個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神話。對于這個神話，此前我們已有比較充分的揭露。為了進一步加深認識，不妨再作一番比較。

????一個是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癡迷資本主義的人說：資本主義是人類最美好的社會制度，是改變貧困落后的唯一出路。只要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就可以坐收漫天的錢雨。如果你表示懷疑，他就會勸你到歐美轉一轉。為什么偏去歐美呢？因為歐美是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是這樣，論者有意無意地掩蓋了一個常識范圍的事實：歐美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部，也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多數。資本主義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并不發(fā)達，相當一部分甚至很不發(fā)達。世界上４８個最不發(fā)達國家，絕大多數都是資本主義和效法資本主義的國家。１００年前，世界強國就是美英法德意日；１００年后，世界強國仍是美英法德意日。１００年間，一百幾十個國家先后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畢竟無一出類拔萃，擠進世界強國的塔尖。原因何在呢？

????就在于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資本就像暴君一樣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貪婪、專制的本性。不知饜足地增殖自身，是它生存的唯一目的；凌駕于一切之上，是它行為的唯一方式。這種本性決定了它與團結互助、扶危濟困之類的美德無緣，決定了資本主義世界大魚吃小魚的秩序。你要進入強勢資本統(tǒng)治的世界么？那就必須安于國際垂直分工的底部，就必須為強勢資本的進一步增殖打工出力，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不錯，東亞、東南亞某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曾被世人艷羨不已。但是現在人們已經明白，它們絕不是依靠資本主義致富的典范，而是特定國際環(huán)境中美英帝國主義特定政策的產物。這個特定的國際環(huán)境就是冷戰(zhàn)，這個特定的政策就是要在社會主義的門口樹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樣板，以建立遏制社會主義的橋頭堡。既然要派它們用場，就不能不給些甜頭。即使如此，也沒有改變其打工的地位，充其量不過是“薪水”高一些而已。進入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后，冷戰(zhàn)結束、蘇東解體，社會主義力量嚴重削弱，而且亞洲經濟呈崛起之勢，對美英帝國主義的利益構成了某種妨礙。于是，大魚吃小魚的悲劇又一次重演。殺手锏就是那個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美英利用其出口依賴性，誘迫它們放棄國家干預、管制，推行貿易、金融自由化，導致工業(yè)投資下降，金融投機熱錢猛增，泡沫經濟惡性膨脹。混亂之間，這個地區(qū)數十年的經濟積累被美英投機資本洗劫一空。面對壟斷資本的這種貪婪、殘忍和瘋狂，法國總理若斯潘在１９９８年撰文指出：“既然狂風暴雨的時代已經來臨，人們也就不再可能否認無控制的資本主義可能帶來的危害了，即使是那些最能吹捧經濟自由主義、不受邊界限制的全球化以及市場法則的人也無法做到這一點。”“資本主義最壞的敵人可能就是資本主義本身。”

????另一個是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轉軌”前后的比較。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這些國家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不管發(fā)生多少失誤，起碼辦成了這樣幾件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不可能辦到的事：取得并捍衛(wèi)了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實現并保持了國內民族統(tǒng)一、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社會穩(wěn)定；在短短幾十年間，取得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幾百年才能取得的經濟、教育、科技的成就；實現并維護、發(fā)展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轉軌”以后 則完全是另外一幅圖景：經濟、政治、文化受制于人，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干涉和解體劇變引發(fā)的地區(qū)沖突、民族沖突，使這片昔日的“綠洲”變成局部戰(zhàn)爭的火藥桶；黨派斗爭、黑社會勢力惡性膨脹、貪污、腐敗、賣淫、吸毒、搶劫、兇殺，使這個地區(qū)陷于嚴重的社會動蕩；社會生產持續(xù)滑坡、兩極分化迅速拉大、失業(yè)率高達兩位數字、通貨膨脹惡性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使這個地區(qū)呈現出一派蕭條、破敗的景象。自１９２９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以來，雖然世界上經濟危機不斷，但是從未創(chuàng)下如此嚴重的紀錄。德國學者博克貝斯格和克里門塔在《全球化的十大謊言》一書中指出：“１９８６年，在前東歐集團國家中有４００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今天已經是１．２億人了”。面對如此不忍目睹的慘狀，回頭去看人們對于資本主義的企盼和憧憬，構成了一種多么令人心酸的黑色幽默！

????根子還是國際資本主義。國際資本主義為什么要那樣不遺余力地反對社會主義呢？難道它們成了行俠仗義的羅賓漢，要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于“水火”？一切欺騙都被事實擊得粉碎。不摧毀社會主義的防線，納入資本主義的體系，這些國家就不可能成為其新的擴張資本的工具。曾被西方譽為“蘇維埃頭號敵人”的作家季諾維耶夫，于１９９８年的最后一天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著文指出：“隨著共產主義失敗而出現的歡樂情緒已經消失。人們開始懂得，強加給他們的道路對俄羅斯及其絕大多數居民來說是一條毀滅的道路。”

????無論是來自哪一方面的事實，都毋庸置疑地證明：第三世界國家要在現實世界中得到生存和發(fā)展，就必須摒棄資本主義，選擇社會主義——符合本國國情、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立足中國，在實踐中推進“兩個必然”的進程

????《共產黨宣言》發(fā)表的前８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列強橫行、兵燹四起，神州破碎、生靈涂炭，中華民族蒙受巨大屈辱，整個國家瀕臨滅亡邊緣。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開始了尋求真理的偉大進程。公平地說，中國人民對于資本主義沒有天生的偏見。盡管當時中國正在蒙受國際資本主義的蹂躪，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仍然是那時中國先進人物的第一選擇。只是在歷經無數次失敗以后，才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fā)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芒。直到這個時候，中國人民才明白：中國已經失去了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機遇，因為當時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個世界體系。經濟、政治、文化落后國家進入這個體系，只能處于邊緣地帶，充當?“中心”擴張資本的奴仆或工具。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澤東選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６２８頁）于是，走俄國人的路，成為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的共識和抉擇。所謂走俄國人的路，就是到資本主義的體系和制度之外去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就是把爭取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的斗爭與解放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斗爭結合起來，就是把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斗爭融入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埋葬資本主義、爭取共產主義的偉大斗爭中去，就是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出一條取得中國革命成功的道路。一句話，就是在推動“兩個必然”實現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中國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問題。

????歷史證明這種抉擇是正確的：正是沿著這條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tǒng)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中國從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也是“兩個必然”的科學結論在一個東方大國的偉大勝利。歷史同樣證明：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力地推動了世界范圍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fā)展。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在數十年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沒有忘記《共產黨宣言》的基本精神，始終沒有忘記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始終沒有忘記社會主義中國在全世界實現“兩個必然”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莊嚴使命；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也深深懂得：推進“兩個必然”不是空洞的口號，不是去包打天下，而是要立足中國，扎扎實實地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真正活躍和興旺起來，用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功和發(fā)展為“兩個必然”的全面實現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因此，以鄧小平、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面堅決頂住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的巨大壓力，有力回擊西方敵對勢力進行顛覆滲透的政治圖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一方面從中國實際出發(fā)，集中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正確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努力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的確立，標志著這條道路的形成和進一步拓展。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我們鞏固并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并極大發(fā)展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功，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偉大奇跡。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時候，它像一棵獨立支持的大樹，抗住八面來風，為社會主義保存了強大的有生力量；在社會主義遭到詆毀的時候，它像一把利劍，戳穿那些讕言，為社會主義贏得了尊嚴和榮譽；在許多人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喪失信心的時候，它像一盞明燈，劃破重重陰霾，為社會主義升起了光明和希望。更重要的是，它從正面啟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怎樣進行改革，應當怎樣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應當怎樣從本國實際出發(fā)，推進“兩個必然”實現的歷史進程。可以肯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所有偉大意義都將在世界歷史的舞臺上生意盎然地展開。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發(fā)展中國，這是近代以來特別是建黨以來歷史作出的科學結論；只有救中國、發(fā)展中國，才能堅持和壯大國際社會主義，這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給予的珍貴啟示。忘記“兩個必然”的歷史趨勢，就不是社會主義者；不從做好中國的事情入手，就是空頭的社會主義者。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而努力奮斗，就是我們每一位中國共產黨人應當自覺承擔的莊嚴歷史使命。當前，最重要的就是積極、全面、正確地貫徹中央《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把《綱要》確定的各項任務一項一項、一步一步地落到實處。在這一新的歷史征程中，我們每揮灑一滴汗水、每付出一份心血，都是在扎扎實實地推動“兩個必然”實現的歷史進程。當然，在共產主義理想實現之日，我們這一代共產主義者早已化為塵埃或泥土，但是我們的汗水和心血將凝聚到未來，化為人類嶄新世界的一座無字的豐碑。面對這座豐碑，未來的人們將灑下感動的熱淚。

????讓我們以《共產黨宣言》中驚天動地的科學論斷作為這次旅程的結束吧——

????“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新型資本主義制度是什么意思篇3

四

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今夭并存于這個世界上，人們很自然地要將二者進

行比較。在學生中進行社會主義信念教育，不能回避這兩種社會制度的比較，相反，必

須進行比較。通過比較可以更深刻地認識二者的本質、歷史作用和發(fā)展趨勢，具體地衡

量二者的長短優(yōu)劣，這可以使社會主義信念教育更具說服力。事實上，所謂社會主義的

優(yōu)越性，本來就是與資本主義的比較而言的。不過，必須要強調的是，把社會主義制度

同資本主義制度作比較，得有一個科學的標準，沒有一個科學的標準是無法進行比較的，

即使進行了比較，其結論也不可能是正確，沒有一個科學的標準是無法進行比較的，即

使進行了比較，其結論也不可能是正確的。比如，中國同美國比較問題，怎么比?如果

只把這兩個國家的現實生產力水平和現實經濟文化水平作為主要的比較內容，并以此來

作為衡量這兩個國家所代表的社會制度的優(yōu)劣，那只能得出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結

論。但是這個結論是不正確的，因為比較的標準不科學。美國搞資本主義已經有兩百多

年的歷史，而我國從一個極度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跨越到社會主義階段并進行建

設才四十多年，物質經濟條件、歷史條件等與美國是無法相比的。那么，評判一種社會

制度是否優(yōu)越和進步的標準是什么呢?那就是生產力標準，即看這個制度能否促進社會

生產力以更快的速度發(fā)展。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比封建主義制度優(yōu)越并最終戰(zhàn)勝它，就

是因為資本主義能推動社會生產力以封建主義制度下無法企及的速度向前發(fā)展。同樣，社

會主義制度之所以比資本主義制度優(yōu)越并將最終戰(zhàn)勝它，也必然是因為社會主義比資本

主義更能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更能為人民謀利益。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社會主

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和信服這個道理，我注意用一些數據來說明問題。據國家有關統(tǒng)

計材料，從1951年至1980年，我國工業(yè)產值每年平均增長12.5%，同時期，美國為4%，

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的，為n.5%;我國農業(yè)產值每年平均增長4%，同時期，法

國發(fā)展最快，為2.5%，美國只有1.6%。而在整個八十年代，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平

均增長9%以上，美國為2一3%，日本為4%左右，發(fā)展最快的亞洲“四小龍”也只為8%。

進入九十年代，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12%(1991年一1995年)，依然保持全世界

最快的發(fā)展速度。這幾年，美國年均遞增3%，西歐2.5%;日本不足l%。從綜合國力

看(包括人口能力、土地資源能力、經濟能力、文化教育能力、科學技術能力、國防能

力、外交能力及社會政治狀況等)，我國在六十年代排在世界第十位，在八十年代排在第

八位，在九十年代排在第六位，估計在本世紀末上升到第四位。當然，單從發(fā)展速度看

并不全面，一般來講，社會主義國家原來的基礎差、基數也就小，經濟增長的速度快只

反映了一方面的事實。因此，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

的差距是否縮小了。前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幾十年中，

從原是歐洲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一躍發(fā)展成為伍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強國，社會主

義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就我國夾看，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也是在不斷

縮小。1952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相當于中國的2了涪，到八十年代末僅為6倍。按購買

力對等方程式計算，即按貨幣的實際購買力計算，1990年美國蘭德公司提出的研究報告

認為，美國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為中國的4倍。就工農業(yè)主要產品的單項看，糧食:1950

110

，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體現和發(fā)揮過程可能要更長一些。從而，我們對社會主義優(yōu)越

性的認識也只能是逐步的，有條件的，有過程的。所以，在講授中，我是從與學生一起

來討論和研究問題的角度來分析和認識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我認為，在這方面不存在絕

對權威，用科學的理論和事實來說話，用平等的方式來與學生一起研討可能更令學生信

服。我首先從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科學根據和本質表現著手分析。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是相對

于資本主義而言的。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理論的是馬克思。他在全面考察和探入研

究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代替的結論。資本主義是一種以

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剩余價值。為此目的，

資本家極力發(fā)展商品生產，激烈競爭，使資本積累日益增長，資本集中日益加速，生產

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生產的社會化也不斷發(fā)展。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

的矛盾即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也逐漸形成和發(fā)展起來，并日益尖銳化。社會生產力發(fā)展

到這樣的程度，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框子越來越容納不下。這些尖銳的矛盾和間題，使資

本主義國家感到危機四伏。為了盡可能地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迄今為止，資本主義

生產資料私有制發(fā)生了幾次大的調整和變動，如:從單個資本發(fā)展到股份資本;從股份

資本發(fā)展到私人壟斷資本;從私人壟斷資本發(fā)展到國家壟斷資本(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

這幾次大的調整和變動，都是在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強烈反抗下，資

本家階級被迫在資本關系內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內所作的調整，即盡可能地擴大資本的社

會化，以適應生產社會化的要求。當然，這只是形式上對資本主義私人占有方式的揚棄，

而本質仍然是資本主義的。這些調整和變化固然能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一定的程度上

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發(fā)展的要求，為生產力的發(fā)展提供某種新的可能性，但決不可能消除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所作的自我揚棄，也不可能改變它必然滅亡的歷史規(guī)律，

這只能說明資本主義私有制早已不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要求，它必將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

代替。所以，馬克思講，這種揚棄，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提供了“形式上的手段”和“線

索”，準備了日益充分的物質條件。顯然，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理論，不是從無

產階級的情感或某種道德標準出發(fā)的，而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

認識的基礎上的，也是建立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認識的基礎上的。從根本上說，社

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yōu)越，是因為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

更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以更快的速度發(fā)展，并為社會生產力的更大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為優(yōu)越的

條件和更廣泛的可能性。所以，對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認識應當放到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

總進程來考察，而且要努力從社會主義的本質上來把握它的優(yōu)越性。基本結論是:社會

主義比資本主義優(yōu)越，就在于適應于社會化大生產發(fā)展要求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比不適應

社會化大生產發(fā)展的私有制優(yōu)越;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而生產比為追

求剩余價值進行剝削而生產優(yōu)越;按勞分配比按資本分配優(yōu)越;一切權力歸人民，人民

當家作主比一切權力歸少數壟斷資產階級優(yōu)越;集體主義精神比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意

識形態(tài)優(yōu)越……當然，這里必須強調，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充分發(fā)揮和體現是以社會生產

力的高度發(fā)展為前提的。我國目前還是一個發(fā)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

體現和發(fā)揮，還受到比較落后的生產力的制約，因此，在現階段，要求充分體現社會主

義優(yōu)越性，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囿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觀念，現在有不少同志(自然包括相當部分的學生)認為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在今天越來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社會主義有什么優(yōu)越性。進行社會主義信念教育不能不涉及對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認識。.誰都得承認，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發(fā)揮要有一個過程，要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fā)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而日益充分地顯示出來。尤其是在我們這樣的經濟上比較落后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108年我國有1.3億噸，美國為LS億噸，.1986年我國超過美國4%，1987年就上升為世界第一位;棉花:’1986年也上升為世界第一位;鋼鐵:1950年美國的鋼產量是我國的143倍，1995年我國的鋼產量已達到9400萬噸，躍民世界前茅。其他產品如煤、原油、化肥、發(fā)電量等等也都在世界前列。可見，搞社會主義迅速縮小了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講授中，在對兩種社會制度進行比較時，我注意不僅要與資本主義國家比發(fā)展速度，還要比現實經濟文化的發(fā)展水平。當然，進行這種比較就必須選擇歷史和現實條件相當而有可比性的國家作比較。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同美國等發(fā)達國家是不可比的，與亞洲“四小龍”這樣的小國家和小地區(qū)也是不可比的。但是，中國和印度是具有較大可比性的國家。我們在1949年建國，印度在1950年獨立，當時兩個國家的經濟文化水平都差不多;我國人口從建國時的5億多，增加到現在的12億，印度人口從獨立時的于億多增加到現在的9億左右;我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印度走資本主義道路。但從現在的情況看，印度遠不如中國。1950年，印度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60美元，中國才50美元，到1985年，印度增長為270美元，中國則增長為310美元，1994年，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400多美元，印度才300美元左右。從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遞增率來看，印度與中國的差距也是十分明顯的:整個八十年代，我國為9%以上，印度為5.2%，1994年，我國為n.8%，印度才為5%左右。其他單項方面的對比，印度也是落后于中國的。這兩個情況相近的國家對比，有力地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yōu)越。現在有一些人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只要一說資本主義國家，頭腦里就只有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只有美國、日本、歐共體等國家。事實上，世界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有100多個，真正發(fā)達的國家只有10幾個。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發(fā)展中國家，既不富裕，更不發(fā)達，有許多還很窮。對這些事實，在講授中我也希望學生予以注意。

結束語

通過對學生入黨積極分子進行堅定社會主義信念這一黨課的教學，我的最大的體會是，進行這類思想政治教育，教師一定要認真?zhèn)湔n，講授時切忌只講理論不接觸實際，相反，主要的還是用現實生活中學生親身聽到、看到、感受到的具體事例來分析和說明問題。對學生思想認識中的模糊認識、錯誤認識，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政治原則性的錯誤認識，也要注意結合講授內容有針對性地在講授中予以引導。只有這樣才能使這類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進行社會王義信念教育，對兩種社會制度進行多方面、多層次地歷史的、現實的對比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因為這不僅可以讓學生自己從比較中去得出全面的正確的結論，加深對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優(yōu)越性的認識和理解，而且對培養(yǎng)學生今后自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認識、分析、研究現實問題，也是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的。從實際效果來看，這樣的講授應當說是達到了教學目的的。在組織學生討論時，有不少學生認為，進行這樣的社會主義信念教育，印象特別深，不僅從理論和實踐中懂得了中國為什么必須走社會主義的道理，澄清了模糊認識和錯誤認識，而且很振奮精神，增強了自豪感，堅定了社會主義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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