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漢語詞語教育：2008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教育：2008年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的圖書教育：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教育：2007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教育：2007年學林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6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6篇

【篇一】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崔永元

陶行知——最后的圣人

　　我剛買了一本書，來的飛機上正在看，是《陶行知——最后的圣人》。陶行知是很多教育家的偶像，陶行知自己也有偶像，是清朝的武訓，他是一個乞丐，但通過賣藝的方式掙來錢做義學。陶行知知道武訓的事跡后，就覺得教育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都可以做，教育不需要那么好的條件。所以陶行知做的育才學校在抗日戰爭炮火紛飛的年代依然在培養人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想讓他當教育部長。他是在1946年56歲時去世的。據說他是第三個被謀殺者，已經上了名單。因為知識分子都是鐵骨錚錚，可以拍案而起的。第一個被殺的是李公樸，第二個是聞一多，第三個就是陶行知，但是還沒有到仇恨他的人開槍，他自己心臟病發作去世了。這本書一些地方讓我特別受啟發，覺得可以與大家分享。

　　比如陶行知在抗戰最艱苦的時候和白崇禧見面，白崇禧提出了一個打仗的全面戰術，陶行知就想既然有全面戰術那就可以有全面教育。所以他提出一口號：要有全面教育來配合全面抗戰。這個全面教育有七個方面：第一，拓展空間，不能只辦后方教育，要把教育擴大到敵人后方、全中國、全世界去;第二，擴大對象，不止注重青年教育，而且要顧到老人與小孩的教育;第三，特殊教育，比如傷兵教育、難民教育，也就是說傷兵和難民也是應該受到教育的對象;第四，隨時隨地教育，哪里有百姓教育就跟到哪里;第五，教育與服務結合，扶老攜幼也是教育;第六，專業研究與實用技術結合，注重應急;第七，生活教育。

　　恕我直言，我覺得陶行知提出的七個方面，比最近教育部頒發的“十二五教育規劃”要全面得多，更準確，表述更清楚，更有人情味，更好操作。我們所有搞教育的人應該好好研究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論，并且他確實是在這樣做。

　　有這樣一個故事，陶行知有一天和朋友吃飯，發現外面有幾個叫花子，等著他們吃完吃他們的剩飯。陶行知就把這幾個小叫花子叫進來：“吃，你們吃吧。”他們吃完了后陶行知就問，你們這里有識字的嗎?他們說有，有一個叫花子年齡稍微大一點他認識字。陶行知說，你給我念幾個字。他就把墻上的標語兩行全都念下來了。陶行知就說多好啊，你可以當小先生，可以教其他那些跟你一塊要飯的孩子，讓他們也受到教育。那個孩子說可以，但是我沒有課本。陶行知說標語就是課本，而且是大字的課本，滿街都是標語，你把每個標語都教他們認識，那就認識不少字了。我覺得現在都切實可行，因為咱們標語太多了，好多字我都不認識，如果我們把墻上寫的字都認識了那就有學問了。然后那個孩子說我沒有筆和本。陶行知說，行，你這不就是筆(手指)嗎，這不就是一、這不就是二嗎，這就是筆，如果你要有一個桌子，蘸上一點水那就是書法。孩子們覺得陶先生說的非常有道理。然后陶先生說，今天我先來給你們當先生，我先教你們一回，聽說過排隊嗎?他們說沒聽說過。陶先生說排隊是按大小個，小的站前面大的站后面，現在你們站成一隊。然后這七個小叫花子就排成一隊，向右轉、齊步走，走了。這是陶行知先生信手拈來的教育。

　　讀書，行走，學習

　　《論語》開篇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記得最早我的老師跟我講的時候，他說就是你學習然后你還不斷地復習，多快樂啊。我說簡直瞎說，學習就夠難受了，還復習，怎么會有快樂呢，肯定不是這個意思。現在我看了各種各樣的說法，我比較同意這樣一種說法，就是隨時隨地地學習，有一個機會就學習。我今天進了這個屋，去了那個屋，再到了這個屋，大概20多分鐘的時間學到了很多很多。我見到一個詩人，他讓我知道什么是堅持，現在寫詩可不是掙錢的職業，他還在堅持。我見到一個畫家，他有很好的基本功，但是他在創新。我見到樓先生，每次見到他我都能聽到他又在做什么樣的慈善，讓我對這個國家和企業家另眼相看。我知道這個社會有很多有良心的人。然后我見到了我們很多市民代表，他們對我那么熱情，像對鄉村教師一樣的熱情，讓我感受到人間的溫暖，這就是學而時習之，這就是在學習。

　　我們鄉村的教師還應該跟孩子們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個過去也有錯誤的解釋。最早我們老師這樣解釋：一個人要想成才，要想走上臺沒發言觀眾就歡迎你，怎么辦呢?你得讀一萬本書，然后再行一萬里路。我說，那個時候上臺鼓掌你都聽不到了，那得費多少功夫，讀一萬本書，然后再行一萬里路，回來起碼八十五了。我認為古人是說讓你二者選其一，你可以讀萬卷書，也可以行萬里路，你得到的收獲是一樣的。也許我們鄉村教師，我們貧困地區的孩子沒有讀萬卷書的機會，因為那得讀到博士后，眼鏡片這么厚，才能讀一萬卷;但是他們可以行萬里路。

　　愛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要教會咱們的孩子們不要自暴自棄，不要自賤，人最怕的不是別人看不起，最怕的是自己看不起自己，沒有比這個更難逾越的。教書育人，我們學怎么育人。再看看陶行知先生在重慶日軍大轟炸的時候辦育才學校，看看他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這個學校有一個孩子叫王友，是非常淘氣的孩子王。有一次陶行知看見他用土塊砸同學，就制止了他，跟他說：“王友，你放學以后到校長室來。”放學以后陶行知從外面辦事趕回來，這個王友就在校長室門口等著他。陶行知把他叫進校長室，從兜里掏出一塊糖給王友，說：“這是獎勵你的，因為你按時來了我遲到了，所以我獎勵給你一塊糖。”王友接過糖還不知道怎么回事，陶行知又掏出一塊糖，說：“這塊糖也是獎勵給你的，因為我不讓你用土塊砸同學你馬上就住手了，說明你很尊重我。”王友就接過來。陶行知變戲法一樣又掏出一塊糖，說：“我已經調查過了，你用土塊砸的那個同學是因為他不遵守游戲規則，他欺負女生，你砸他說明你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所以我再獎勵你一塊糖。”話音還沒落，王友就捧著這三塊糖哭了，他沒想到陶行知用這樣的方式對待他。他說，校長我錯了，同學再不對我也不能對他采取這種方式。陶行知聽完了以后笑了，又掏出一塊糖，說：“為你能正確地認識自己的錯誤，再獎你一塊糖。”然后告訴他現在我的糖沒了，咱們的談話也結束了。這是陶行知四塊糖的故事。

　　我們做老師的，做家長的有沒想過用這么聰明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孩子和學生?這個可能會影響孩子的一生，影響他的心靈，會讓他知道怎么對別人，怎么對事對人。我的語文特別好，好到什么程度?我們高考的時候老師說是35分鐘以后才能交卷，我35分鐘的時候作文都弄完了，所有的題都答完了。等到老師說可以交卷了，我馬上站起來交卷，因為我要爭這個第一證明自己語文特別好。實際上分數下來也沒考多少分，就是交卷交得快。但是我的數學特別差，高考的時候，所有的同學都交卷走了，我還在那兒埋頭研究數學，因為打開卷子一道題都不會。我至于笨到這個程度嗎?原因非常簡單，我上小學時語文老師沒事就夸我。我寫的作文其實也是有套路的，學校運動會，我就說槍聲一響運動員像離弦的箭一樣，然后老師就在底下用紅筆劃一下，打一個感嘆號寫著“精彩”。我就覺得我和魯迅差不了多少，年齡比他小，文筆差不多。又寫了兩年，老師放學后把我留下來，說明天上作文課，作文題叫“我的一天”，你先寫一篇，明天上課我給同學當范文。我回家就什么事都不干，飯也不想吃，覺也不想睡，在那里寫這個作文，絞盡腦汁地寫。寫完了第二天一上課趕緊交給老師，老師就拿著說，今天咱們作文的題目是“美好的一天”，現在我先給大家念一篇范文，這個范文是崔永元寫的，然后他就聲情并茂念一遍。我就越來越有信心，越來越覺得確實和魯迅差異不大，起碼學起來很高興。

　　數學是這樣的，大概三年級的時候我們班調來一個女生，坐在我的斜對面，上課的時候我就經常看她，這也不怪我，因為她太漂亮，老師在講什么就沒聽進去。有一次我正在看她，老師就叫我：“崔永元，你來答一下這道題。”你說我那個時候是多純情，沒有聽到，結果老師就拿一個粉筆頭直接打在我臉上，全班同學哄笑，我莫名其妙。老師讓我站起來，“我剛才問你什么了?”我說不知道。然后老師說：你把這道題答一下。我腦子早就忘了，答不出來了。就從那天開始，不要說上數學課，只要見到數字就含糊，數學就再沒有希望了。

　　這就是教育方法，我們每個老師手上有無上的權利，可以給一個學生開一扇窗和一條路讓他大踏步前進，也可以直接扼殺他。就用我們老師這個方式，用粉筆砸他一下，侮辱他一下，然后說你永遠不行，你一輩子寫不了好作文，你就沒有寫好作文的命，看著你就不像會寫作文的人，他就完了。我覺得教書的技巧可能對老師來說很重要，同樣一個課，這個老師講的那么好，那個老師講的我們不愛聽。但是我覺得教育的方式更重要，為什么?教書可能是培養才子，而教育是培養公民的。我們對孩子采用不正確的教育方式，摧殘他的心靈，讓他成為一個人格不健全的人，他一定會“回饋”社會的。到網上去查查，這樣的孩子長大了以后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回饋”社會，他可以拿一個刀子到幼兒園，把素不相識的十幾個孩子每人捅一刀，他可以在超市里你購物的時候制造一起爆炸案。追根溯源，我認為都跟教育有關系。因為教育是由三部分組成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而人的健康也是由三部分組成的，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適應情況良好，這是聯合國的標準。我們去查這些人，一定在這六個方面在哪兒出了問題，這個時候我們僅僅去指責他是不夠的，要反思我們的教育出了哪些問題。

【篇二】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金一南：觸目驚心的軍中腐敗，根源是什么？

對利益的追逐，哪支軍隊都有，誰都不是生活在無菌的真空中。蘇聯著名戰將朱可夫“二戰”勝利后任駐德蘇軍總司令，把德國的油畫、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來。

克格勃向斯大林舉報朱可夫貪污。斯大林派他去外地出差，克格勃趁機到家里搜查，把財物全部拉走上報。朱可夫回來看到事已至此，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不敢提自己蘇聯元帥軍銜、陸軍總司令的職務，只以“布爾什維克朱可夫”落款，要求保留黨籍。

鑒于朱可夫在衛國戰爭中的卓越貢獻，斯大林同意給朱可夫保留黨籍。今天，朱可夫騎著高頭大馬的青銅塑像就立于莫斯科紅場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前，這是多么輝煌的歷史地位，當年差點兒被貂皮大衣、油畫和水晶器皿給毀了。所以，我軍有問題，外軍也有這樣的問題。朱可夫再能打仗，沒有規矩也就無從約束。這就是習主席講的，要立規矩。推薦關住：微信查找“男兵女兵”.如果沒有規矩，任意胡來，誰都要出問題。

作為參考借鑒，不妨對比一下美軍的規矩。

2001年我到美國國防大學講學，凡是赴美訪問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幾乎無人不恨五角大樓（美國防部）中國處處長，那是一個典型的小人。你提什么要求，他都趾高氣揚地推諉。但后來我們卻看見了他的另一副嘴臉。

那次講學過程中，美方臨時增加一項議程：國防部部長助理史密斯會見。這個議程不在最初的計劃中，當時又來不及向國內請示，與我同去的外事處許斌問怎么辦，見還是不見？我說不就見個面嘛，見，有責任我們承擔。

與史密斯見面過程中，最讓人討厭的那個中國處處長，趾高氣揚的嘴臉一下子變成滿臉的奴才相。我們到五角大樓，在部長助理外間接待室等待，平時“牛皮哄哄”的他見到我們客氣得不行，又讓座又倒水，然后躡手躡腳走過去把里間的門輕輕拉開個縫，伸頭悄悄看一眼又迅速關上，連第二眼都不敢看，退回來告訴我們“部長助理還在打電話”。一副生怕驚擾主人的誠惶誠恐樣兒。那時的謹小慎微與平常的耀武揚威對照，簡直判若兩人。

會見時，我與史密斯坐主沙發，他來回一路小跑搬來兩把椅子，腰板挺直地坐在我們面前，兩手平放在膝蓋上一動不動，像個隨時等候召喚的聽差。史密斯與我開始談話了，他又不知從哪里摸出個本子，迅速開始一筆一畫地認真記錄，從始至終滿臉虔誠，滿臉謙恭。

這個人，按照中國話說是典型的“兩面派”和“馬屁精”。上司在與不在，完全兩個姿態、兩副嘴臉。不過，兩年以后，我們陪同裴懷亮校長到美國訪問，再去五角大樓時，發現中國處處長換人了，那個小人已經退役了。所以，任何軍隊都有小人，關鍵是有沒有一個機制，阻止小人得勢。

譬如美軍《軍人手冊》就有明確規定：不許當面贊頌領導。“當面直接贊頌長官或者上級是庸俗的，無論你對上級多么欽佩，當面贊頌都有阿諛奉承嫌疑，容易引起誤解。”

同時，《軍人手冊》建議用以下三種方式表達對上級的欽佩與尊重：第一，施以標準軍禮；第二，認真執行指示；第三，盡職盡責，提高本單位戰斗力。

這不是規矩嗎？規矩決不僅僅是“不許請客喝酒，不許拉幫結伙”。美軍把“不許當面贊頌領導”也立為規矩，就是為了防止阿諛奉承的小人。

美軍中央總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 ），在海灣戰爭中立下戰功，很多人預測他會出任陸軍參謀長，但海灣戰爭一結束他就退休了，為什么？

1997年，我在美國防大學學習，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Colin Luther Powell）到國防大學演說，送我一本他的新著《我的美國之路》（My American Journey），書中披露了施瓦茨科普夫沒有得到提升的原因：國防部部長切尼討厭他，認為他人品有問題。

書中描述：在飛往沙特首都歷時15小時的航班上，乘客們排隊上洗手間，切尼看見一位少校替施瓦茨科普夫排隊，快到時喊一聲：“將軍！”施瓦茨科普夫才大腹便便地站起來，插到隊伍里面。不止如此，切尼在飛機上還注意到，一名上校雙膝跪在施瓦茨科普夫面前，幫他整理制服。

這兩件事，在很多人看來可能不足掛齒，但切尼認為他人品不行，不能出任陸軍參謀長。所以，盡管施瓦茨科普夫海灣戰爭打得不錯，打完卻很快退役，失去了出任陸軍參謀長的機會。可以說，這是他們對權力的監督、規范和制約。

任何軍隊都有朝腐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尤其是位高權重的高級軍官。如何用規矩把人“規”住，是從嚴治軍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1995年，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邁克爾·布爾達（Jeremy Michael Boorda）上將胸前佩戴了兩枚“V”字戰斗銅質勛帶徽章，新聞輿論對他是否有權佩戴這兩枚軍功章提出大量質疑。美國海軍條令規定：該徽章只授予直接參戰并榮立戰功的軍人，且佩戴權利必須在榮譽證書中予以說明。布爾達參加過越戰、海灣戰爭，但榮譽證書中沒有關于佩戴這枚徽章的說明。

他后來摘下了“V”字徽章，但人們仍然不依不饒，“既然假徽章都敢戴，肯定還有別的事。”開始追查他在海軍服役期間的其他問題。

1996年5月16日，布爾達上將自殺身亡。留下遺書：我違反了美國軍官的榮譽準則，為了海軍的榮譽，我今天選擇死亡。

美國軍官榮譽準則規定：第一，我們決不說謊。第二，我們決不欺騙。第三，我們決不偷竊。第四，也決不允許我們當中任何人這樣做。

當初我在西點軍校看到這幾條，覺得標準太低了，不欺騙、不說謊、不偷竊就算“榮譽準則”了嗎？軍人的榮譽應該是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啊。后來通過很多事例才慢慢明白：軍人榮譽并非開門就是高山大海，同樣需要日積月累、集腋成裘。美軍的軍官榮譽準則，就始于最基礎的決不說謊、決不欺騙、決不偷竊。違反了這些基點，為軍隊所不容。

另一個事例，是駐韓美軍第八集團軍司令官小約瑟夫·菲爾（Joseph Fil）中將。他接受過一位韓國公民贈送的一支價值1500美元的鍍金鋼筆、一個價值2000美元的真皮公文包，他的家人還接受了3000美元現金，這些都沒有按規定上報。

菲爾中將辯稱，送禮者是多年好友，接受這些禮物是為了兩國關系，屬合法范疇。調查人員對他的解釋不予認可。后來菲爾中將上交了收受的金筆和公文包，并以支票形式退還了家人收受的3000美元。

菲爾于2012年8月退休，軍銜由陸軍中將降為陸軍少將。可見美軍通過嚴格的規矩，對各級軍官的違紀行為做出防范。

不僅高級軍官受到規矩的嚴格約束，美國總統也不能例外。

2013年5月16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白宮玫瑰花園舉行聯合記者會。恰逢下雨，奧巴馬要身旁海軍陸戰隊士兵為他和賓客打傘，此舉遭到強烈批評。推薦關住：微信查找“男兵女兵”.因為《海軍陸戰隊手冊》規定：男性士兵在穿制服時不能帶傘和打傘。還規定：未獲得海軍陸戰隊司令的批準，任何官員不能向海軍陸戰隊隊員發出與手冊條款相沖突的指令，包括總統。奧巴馬最后不得不承認自己違規，并向海軍陸戰隊道歉。

還是1997年，我和一個同事在美國防大學學習期間，每天晚上美國人用面包車送我們去包林空軍基地吃飯。有一天下雨，基地里的美軍在雨中列隊行進，我們的車停在距餐廳門口約20米處，同事下車就向餐廳跑。我說，他們都沒跑，我們也別跑。

美軍《軍人手冊》規定：軍人在自然現象面前不能表現恐懼，不能一下雨，夾個軍帽就跑；軍人可以穿雨衣，但不能打傘，打傘影響手持武器，影響向長官敬禮。這些條款，的確令人印象深刻。其實類似的故事，中國古代也有。司馬遷的《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中記載：“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以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

這段文字，繪聲繪色描述了周亞夫嚴格治軍、見了皇帝也“介胄之士不拜”的大將風范，以及漢文帝在“群臣皆驚”時表現出的大氣胸襟。

規矩成就血性，血性彰顯規矩。再來橫向對比，看看美軍是怎么通過各種規矩，養護和培育軍人血性的。

美軍的住房和用車

在美國防大學學習期間，我發現他們沒有營房部門。校長、院長住的官邸，都是隨任職命令搬進，隨卸任命令搬走，“鐵打的官邸流水的官”。其他軍官住房也是自己的事情，可以住國防大學的軍官宿舍，但要交錢，還不便宜。很多軍官嫌貴，都在附近租住房屋。軍人的住房津貼含在工資里，不需統一建房和統一分房，想拿房子搞腐敗也搞不成。

另外，他們也沒有車管部門。美國防大學一共就7輛車：1輛卡車拉設備，4輛面包車應付公務接待，2輛轎車—校長1輛，信息資源管理學院院長1輛—還是該學院合并到國防大學后從五角大樓帶來的。國家戰爭學院院長、武裝力量工業學院院長，兩位兩星將軍，都沒有配專車。

美國防大學空軍教研室主任倫道夫上校來我校講學，我陪他參觀長城，第一輛是外事處的車，我們坐第二輛，后面還有一輛車拉著倫道夫的同事。他在車上問我：貴校有多少輛車？我說，將近400輛吧—其實我們有500多輛。他大吃一驚，癱在后座上不再說話，仰著頭一個勁兒轉眼珠子。我明白，他難以理解一個國防大學怎么能有那么多車，就像我們也難以理解他們怎么能用7臺車維持學校的日常運轉。

美軍的“軍車”與我們的軍車完全不一樣。我們掛個軍隊的白牌子就叫軍車，他們的“軍車”基本都是軍事用途的迷彩車輛，平時通過城鎮需先與市政當局聯系，指定時間、指定路線通過。

給少數高級軍官配的車，牌子上有一個大大的“G”（Government首字母），即我們說的“公務車”，他們叫作“政府車”。這類車的使用也有嚴格規定。

美國防大學校長的司機跟我們說過，他每天往返于一條固定路線：把校長接來上班，下班送他回家，然后把車開回國防大學。晚上，計劃內的公務應酬司機可以負責接送，若是私事，譬如路上繞道買點東西或去看個戰友，對不起，那就不行了，您得回家開自己的車去。時間長了，校長這位三星將軍也覺得“政府車”不方便，經常下了班把棒球帽往頭上一扣，開自己的車走。美軍的預算制度

我們在美國防大學學習，美方有明確預算：來時宴請一次，走時宴請一次，中間餐食自理，聚餐也只能AA制。

到昆特克爾的陸戰隊大學參觀，研究中心主任克羅夫上校很熱情，招待我們在軍官俱樂部品嘗鹿肉。那片丘陵山地梅花鹿非常多，經常有鹿被汽車撞死。我還真以為是對方“請客”，見他們一桌坐了將近10個人，心中還想，看來美軍陪吃飯的人也不少啊。

哪想吃到最后，坐主人位置的克羅夫掏出個計算器，“叭叭叭”算了一下然后宣布：“每人11.5美元。”我嚇了一跳，忙問同事帶錢沒有，他說帶了，我們趕緊各自把錢掏出來數好，跟他們一樣放在桌上。他們這樣做沒有一點兒不自然，反倒是我們頗感不好意思。

這算請客嗎？這就是美式請客，每人11.5美元。全世界開支最大的軍隊，請人吃飯沒有預算。那是1997年。當時美軍的標準化供應，即固定劃撥經費，已經占到全部軍費的97%以上，機動經費只有2%多一點。錢管得很死，幾乎沒有機動空間。

回國后，我們了解到當時我軍標準化供應的固定劃撥軍費還不到60%，也就是說，將近40%的經費是機動經費。再后來又了解到：一個大軍區2/3的經費來自固定劃撥，剩下的1/3就取決于關系怎樣、門路如何、渠道有無了，這不能不成為腐敗產生的重要原因。

當年谷俊山到國防大學考察，我們多年欠賬，經費困難，向總部打報告要8000萬元。總部已基本同意，谷俊山來是最后落實。那天把谷副部長招待得不錯，好話也說了不少，他一高興就現場拍板：再多給4000萬，總共1億2000萬！把大家嚇一跳。

國防大學當然是受益的，經費寬裕就能多辦些事了，但谷副部長既不向總后廖部長報告，更未經總后黨委討論，就因為他分管財務，一張口可以多給4000萬。權力到了這樣不受監督、沒有制約的地步，包含多么大的腐敗空間！

這些年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是怎么發生的？一個又一個高級干部落馬，他們是怎么變質的？當車子、房子、票子、位子、土地資產紛紛對我們產生嚴重干擾之時，還有多少工夫養育血性和靈魂？全是利益了，全是活動了，全是關系了。

2008年前后，國防大學曾做過一個調查，了解部隊主官主要精力分布。結果顯示，消耗精力最多的是“協調”—協調上下關系、左右關系、軍地關系等等；其次是“安全”，部隊不要出事；再次是“管理”，戰士不要惹事；然后才是“訓練”；最后是“作戰”。問：“到‘作戰’時還剩多少精力？”多數不愿回答。能答的表示：“也就剩下不到10%了。”這是我們長期存在的頑癥。

現在大家都在講軍事變革。對我軍來說，檢驗軍事變革成效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要通過變革，把各級主官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訓練與作戰上去。美軍的軍產管理

我們在美國防大學學習結束后，準備結算單身軍官宿舍的房費，發現整個國防大學連開發票的地方都沒有。他們專門派一輛面包車，40分鐘車程，把我們拉到邁耶爾堡（華盛頓軍區所在地）結賬。我又奇怪又不滿意，問：“為什么非到這里結賬？國防大學不行嗎？”管財務的文職老太太一頭白發，告訴我：“國防大學所在的麥克奈爾堡，地皮、房屋都是華盛頓軍區管轄的軍產，國防大學無權進行任何財務結算。”

我這才明白：原來華盛頓軍區并不擔負衛戍首都或防衛周邊的任務，它只是管理華盛頓地區美軍的全部軍產。千萬不要小看這一職責。軍產歸華盛頓軍區管轄的軍事單位，從五角大樓到各個軍事機關和基地，想通過炒作地皮、出租房屋、開賓館、飯店、商店賺錢贏利，根本不可能。因為房屋地產等固定資產與你完全無關，你沒有任何資格、也不具備任何法人地位能把地買了，把屋租了，把錢分了。

2006年8月我參加中美首次聯合軍事演習，乘坐北海艦隊的軍艦靠泊夏威夷，停在珍珠港內。珍珠港港灣巨大，非常漂亮，唯有水上飛機碼頭銹跡斑斑、破爛不堪，因為水上飛機已經被美軍廢棄了。即使如此，其太平洋艦隊也無權把碼頭拿出來搞什么聯合開發或軍民共建，只能放在那里任其銹蝕。雖然不能體現軍事用途了，仍然是不可變更的軍產。

美軍的優勢，決不僅僅在于武器裝備先進和信息化程度高，更在于它的制度。通過對人、財、物管理權限的周密設計，堵塞漏洞，實現制衡。我常想，不是美國人不知道腐敗、不想腐敗，而是他們的腐敗空間很小，難找機會，難尋手段。幾乎沒有其他領域可以分心的軍人，只有安心本職的訓練與作戰。

美軍的用人制度

一是崗位輪換。

美軍有一個理論：如果事情熟悉到閉著眼睛都能干，人就沉湎于惰性、失去了創造力。越是對事情不太了解、不很熟悉，工作起來越是小心戒懼，這種狀態下反而成效高、富有創造性。因此，美軍的崗位輪換非常普遍，周期多為兩三年，最多不超過四年。在一個崗位一干就是數年甚至小半輩子，在他們那里不可想象，制度也不允許。我曾于1997年、2001年先后赴美國防大學學習、講學，短短三年，機關和教員幾乎全部更換。除去幾位資深文職人員，其他人都不認識了。

一次，我們國防大學防務學院的外軍學員去上海參觀見學，上海警備區接待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感激。特別是警備區的外事處處長十分干練，協調能力很強，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告別晚宴上，有外軍軍官問這位處長：“你在這里工作多少年了？”處長回答：“30年。”周圍“轟”的一下，外軍軍官不由自主驚呼起來。對他們來說簡直難以想象，一個軍官可以在一個單位干30年。可是對我們來說這算什么？反而顯得他們大驚小怪了。

我們在一個單位一干數十年，從公務員干到部長、從戰士干到軍長，都不乏先例。而美國軍官告訴我們，他們的生涯就是“Move”（挪動、搬家），從這兒挪到那兒，從那兒搬到這兒。通過不斷地“Move”實現普遍人員輪換，不但能保持軍人的新鮮感、活力和創造力，還防止了干部的私有化，防止在一個單位長期經營，上下級之間產生人身依附關系。

美軍之所以很難出現所謂“塌方式腐敗”或“一坨一坨的腐敗”，軍官定期輪換制起到不小的作用。就像中國有一句老話，“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這同樣是防止腐敗、保持軍人血性的有效機制。

二是軍官的晉升。

我到五角大樓參觀時，美國陸軍部提供過這樣一個范例：今年要提升1978年的西點軍校畢業生，由陸軍中校提升到陸軍上校。首先由計算機優先篩選出在海外各總部服役的軍人，如太平洋總部、大西洋總部、歐洲總部、中央總部、南方總部。其次，再在第一線服役人員中篩選：有沒有進入過危險地帶？進入危險地帶后有沒有接觸敵對火力？與對方發生交火行為后有沒有受過戰傷？

他們的軍官提拔依據這樣的優先級：第一級是在前方受過戰傷的，第二級是接觸過敵對火力的，第三級是進入過危險地帶的，第四級是在前方總部服役的。至于在后方五角大樓或參謀長聯席會議服役，就只能排到最后一級了。

分級完畢，再在各個層次中分別進行所謂的“德才表現”考核。對他們來說，軍官的經歷永遠排在第一位，學歷、年齡等因素則要靠后。所以美軍院校有這種現象：到前方服役的歡欣鼓舞，分配到五角大樓或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反而一臉苦相，要求干一段時間一定要到前方去。

所謂“西點好戰”現象也是來源于此：西點畢業生想去危險地帶聽槍響，想去打仗。并非他們不惜命，只是為了盡快提拔、想當將軍，就必須到前方去。最優的提升位置在那里。這其實是一種利益驅動。

我們為什么恰恰相反，都想到北京、都想進總部？因為越有總部經歷、越在領導身邊工作，就越有提拔機會。同樣是利益驅動，不同卻在于利益導向。美軍的機制很明確：軍人利益最大化之點位永遠在前方，你的經歷可能被主官忘記，但不會被計算機檔案忘記，不會被晉升排序忘記。

三是多種激勵。

【篇三】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教育就是幫助兒童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本領的事業；教育是價值引導和自我建構的過程；教育的過程就是一個不完美的人引領著另一個（或一群）不完美的人追求完美的過程。

教育是對人的成全，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成為他自己。教育的使命和責任就是為學生的幸福人生奠基，為自由社會培養人。

基礎教育不僅要對學生的升學考試負責，更要對學生一生的幸福負責。

基礎教育要帶給學生希望、力量，帶給學生內心的光明、人格的挺拔與偉岸，帶給學生對于自我、對于生活、對于未來和對于整個人類的自信，以便使每一個學生都能夠成為自由社會的建設者和幸福人生的創造者。

【篇四】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肖閣

說到教育，大家都會毋庸置疑其作用：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在1806年拿破侖擊敗普魯士之后，一個教授冒死演講：“怎樣才能拯救德意志？”——辦全民教育。1870年普魯士打回去，取得了勝利，說，普魯士的勝利是在小學教師的課堂上決定的。教育對于國家來說非常重要。其實， 教育是每個人的生活準備，是走向未來的基礎，分享前人積累的知識財富，獲得獨立生活的前提。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教育決定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事業。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１００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科技是關鍵，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礎。可見，教育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那么，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

這讓我不禁想起了1992年日本的77名小學生和中國30名小學生參加在內蒙古的草原探險夏令營活動。

夏令營中的較量結果顯示：中國孩子病了回大本營睡大覺，日本孩子病了硬挺著走到底；日本家長乘車走了，只把鼓勵留給發高燒的孫子。中國家長來了，在艱難路段把兒子拉上車。

日本人滿面笑容地離開中國，神態很輕松，但留給國人的思考卻是沉重的。

短短的一次夏令營，暴露出中國孩子的許多弱點，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們培養目標與培養方式的問題。第一，同樣是少年兒童組織，要培養的是什么人？光講大話空話行嗎？每個民族都在培養后代，日本人特別重視生存狀態和環境意識，培養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們呢？望子成龍，可是成什么龍？我們的愛心表現為讓孩子免受苦，殊不知過多的呵護只能使他們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已經公開說，你們這代孩子不是我們的對手！第二，同樣是少年兒童組織，還面臨一個怎樣培養孩子的問題。是布道式的，還是野外磨練式的？敢不敢為此承擔一些風險和責任？許多人對探險夏令營贊不絕口，可一讓他們舉辦或讓送自己的孩子來，卻都縮了回去，這說明了什么呢？是的，一切關心中國未來命運的人，都值得想一想，這個現實的矛盾說明了什么。 全球在競爭，教育是關鍵。假如，中國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備競爭力，中國能不落伍？

于是，我國開始了課改，進行素質教育，這與應試教育是相對應的。素質教育是指一種以提高受教育者諸方面素質為目標的教育模式，它重視人的思想道德素質、能力培養、個性發展、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但是課改十年，收效甚微。中國的教育還停留在應試教育這種體制之下，完全是一種功利化教育。

因此，筆者認為：教育的核心是育人，即培養健康人格，而不是傳道授業解惑。一個人只有具備健康的人格，才能成為富有道德情感的正直公民，才能成人、成才、成功。這既是人的立身之根，也是立家、立國之根，當然也是家庭教育之本。教育本來就是這樣的功能，只是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中教育變味了。現在教育在全社會的功利心態下，變成了一個加工解題高手的工廠。孩子成了會做各種難題的熟練工人，沒有思想沒有創造力，只有標準答案，更不談人品道德。

所以，搞清教育的核心問題是當務之急。只有把教育的核心搞清楚了，才能讓教育真正發揮其不可估量的作用。不僅高等教育，基礎教育更尤為如此。一個懂得怎樣做人的學生，才會有所為，有所不為。才會成為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最終成為一個德才兼備的人才。

但是，現今許多教育部門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證學生的絕對安全，什么野外活動都不許組織。試想，只要組織學生活動，在校內都難以保證絕對安全，誰敢保證在野外的絕對安全呢？再說，學校并非贏利的企業，萬一在活動中發生意外傷害（這倒是絕對難免的），怎么有錢支付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賠償呢？那么，最穩妥的辦法就是不組織野外活動，更不去考慮什么探險活動。結果，越不敢組織野外活動，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師組織活動的經驗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問題，形成了強大而普遍的惡性循環———自我窒息的自殺模式。這樣就會導致教育是人的枷鎖，而不是人的解放。在這種惡性循環下，據調查材料表明，反映耐力素質的千米跑速度不及以前的情況，“豆芽”體形無明顯改善，近視眼發病率高達43％。三次青少年體質抽樣調查結果，中國均低于西方國家同齡組。

教育的核心不是傳授知識，而是學會做人。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決非是人的枷鎖。一個文明的、現代的社會，縱然付出高昂的代價，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放教師，而這一切的關鍵是法律保障和國民共識。筆者呼吁：“生命不保，何談教育”的認識，是一種淺薄的認識，較為偏頗的認知，只能成為一家之言，以偏概全，誤導我們的教育發展。有時，偏頗的理解就是錯誤。我們應該以全面發展學生為目的，而不應該遇到安全事故就退避三舍，躲之不及。更不應該簡單而不假思索地取締，那么，安全將是教育的枷鎖，使得教育猶如一潭死水，毫無生息。換句話來說，實質上就是一種因噎廢食的官本教育，一種殺雞取卵的功利化教育。

綜上所述，教育的核心是育人。為了孩子的未來，我們一定要形成家庭、學校和社會三者教育的合力，共同承擔起培養下一代的偉大而神圣的歷史使命。

【篇五】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教育是什么?當我讀完《魏書生文選》后,我的心中有了一份自己的答案:教育是心靈與心靈的撞擊。不論是一名教師,還是一名教育局長,魏書生始終都在用心辦教育。
魏書生認為,教學不民主是導致教學效率低下的一個主要原因。他說:“教與學之間毫無民主的氣氛,思想沒有相互理解,感情沒有相互交流。雙方都用寶貴的腦細胞琢磨著壓服對方或欺騙對方的策略,教學效率怎么會高?”
如何在教育活動中發揮民主呢?魏書生認為,首先是師生心靈的溝通。一方面教師必須了解學生,尊重學生,信任學生,真正為學生負責,真正為學生的發展負責。另一方面,教師還必須設法讓學生了解教師,理解教師,信任教師。魏書生說:“教師的心靈對學生如果是一個未知世界,那么就談不上教學民主。教師應該把自己對人生、對事業、對教學的看法都真誠地和學生傾談,這樣學生才會真誠地、無保留地談他們的看法。師生在充分信任、理解的基礎上探討問題,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實際教學中,他從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到教學重點、課時安排,以至具體的教學方法,都同學生商量,盡可能達到師生之間認識的統一。”他指出,“要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就必須引導學生參與教學,即不僅學而且參與教,參與得多了,才會增強主人翁意識。”“這樣時間長了,學生便養成了發表自己意見,積極參與教學的習慣;我也養成了尊重學生、理解學生、從學生的實際出發的習慣。”也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真正成為學習的主人,才能真正成為對自己負責也對他人負責的主人。他還說:“老師與學生的關系是同志式的平等互助關系,老師既是長者,又是學生的知心朋友,老師在課堂上要充分發揚民主,使學生有敢說話、敢問問題的勇氣,且不感到緊張和壓抑。即使學生有違犯紀律的言行,或者出言不遜,有損老師的‘尊嚴",老師要能寬宏大量,不訓斥指責。有時還可輕言細語相勸,講清道理,提醒注意,防止再犯。只是對那些有影響整個課堂聽講的言行,才提出嚴厲的批評。”
魏書生教書育人點子多。像他想那么多點子,確實“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魏書生常常跟學生講,“不是自古華山一條路,而是條條大路通羅馬”,“每件事都有100種做法。”他堅信,“人的思想從一種模式中解放出來,就會發現,教育教學改革的天地也十分廣闊,方法非常之多”。在此基礎上,他進而強調方法的擇優,強調方法的發展、更新。他說:“運用某種方法挺好,也無須驕傲,無須固步自封,因為事物在發展,方法在更新,我們目前運用的方法絕不是最好的方法。我們應該不斷研究、探索,再往前去尋求更好、更科學的方法。”正是充滿創新意識的方法觀使魏書生的許多做法異于他人,也正因為魏書生把這種方法觀灌輸給了學生,他的學生才有了固門防風的十種不同措施,才有了吃感冒膠囊的數十種方法,才有了開闊的思路和隨機應變的能力。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社會的人,我們生活在所處環境的包圍中。人的行為受人的心理狀態支配,而人的心理狀態又受所處環境的影響,這當然也包括所受的教育。所以說,一個人發展到什么程度以及怎樣發展,往往和一個人的處世態度緊密聯系。魏書生常常從“人是一個世界”的角度去看問題,把人的心靈引向廣闊,這樣就使自己在最難教育的學生面前信心百倍,能夠透過學生氣人的一面,看到他們可愛的一面,看到他們的熱情上進,看到他們的真善美,看到他們純潔的心靈天空。他也許被稱之為“哲學家”,他給了學生一種廣闊、高遠的人生境界與立足點,讓學生的心靈由狹隘走向廣闊,由自卑走向自信,由懶散走向奮進……
魏書生經常給學生講法國大作家雨果的話:“世界上最廣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胸懷。”“一個人的胸懷,可以像天空、像大海,也可以像湖泊、像游泳池、像臉盆,甚至還可以像馬蹄坑。生活中我們見過個別愚昧的人為了針尖大的小事,吵得面紅耳赤,打得不可開交,那樣活得不是很苦、很累、很可悲嗎?”他經常告誡學生的一句話是:“世界也許很小很小,心的領域卻很大很大。”
在魏老師看來,教學的首要任務,就是使學生有“自信”。
他曾先后與100多名“差生”談心,曾和一名最后進的學生同桌聽了150多節課,在分析具體原因尋找響應對策的同時,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人的大腦像一部機器,可分為動力部分和工作部分,實際上大部分學校的老師應付大部分中下等學生學習問題,都是動力部分,而主要不是工作部分的問題。動力部分,魏老師有時表述為“非智力因素”,從自己的自學經歷,他體會到:“智力因素在自學的成績中只有一小半的功勞,一多半的功勞屬于非智力因素,即人的理想、情感、意志、性格。”他所著的《學生實用學習方法》,所講的“學習方法”,幾乎都圍繞著學生要有“自信”這個主題,比如說“確立明確、高尚的學習目的”、“施加學習是享受的意念”、“堅信自己有巨大的潛能”、“利用潛意識,堅信我能行”、“放聲高呼——我能成功”、“信心之火不滅,大器可以晚成”、“從失敗中崛起”、“競爭中磨練意志”、“跑進快樂天地,磨練頑強意志”、“持之以恒,水滴石穿”、“勤勞是做人的根本,是做學生的根本”。課堂雖小,卻有著廣闊的鉆研天地,鉆進去,人了門,師生雙方都有無窮的樂趣,能極大地提高教學效率。魏書生說:“我只是在人口處,悟到了點滴激發學生興趣之法,更有效的方法,還在前面等著我。”
學無止境,教育的魅力無止境。讀了《魏書生文選》,我真正感受到了魏書生老師身上的教育魅力何在!我頂禮膜拜!潛心學習之。
教育是什么?它是一種責任!它是一份真情!魏老師做到了

【篇六】教育困境的根源是什么

? 年輕人不愿選職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

最近各地第一批院校錄取已接近尾聲。對于許多考生和家長來說，拿到名牌大學錄取通知書是夢寐以求的事。然而在瑞士，70％的中學生畢業后不上大學，而是進入各類技術學校和專科學校。細細觀察，瑞士年輕人的擇校、擇業觀讓人耳目一新,甚至令中國人看來有點匪夷所思。

????在瑞士很正常的“擇校”選擇，在中國人看來匪夷所思，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任何選擇的背后，都有其理由，瑞士年輕人愿意選擇技校，那是因為技校的地位并不低，學到一門技能之后，能找到不錯的工作。在日內瓦，甚至75%的老板均出自技校，而勞動也在這個國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有行業、不同崗位有著相同的社會福利保障待遇。而在我國呢？這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不少輿論把我國學生不愿意選擇職業學校，“硬要”進大學，甚至上了二本線，放棄填報志愿，要準備復讀來年再參加高考，認為是學生、家長的觀念有問題，并建議我國的學生、家長要學習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和父母，轉變觀念，選擇適合自己的學校，不要盲目選擇進大學、進名校。這種建議，很少有學生、家長會采納，因為，從根本上說，不愿意進職業學校，而要爭著進名校，這是觀念的問題，更是制度的問題，因為任何觀念，都與現實的環境與制度有關。

????在我國，國家高度重視職業教育，這毋庸置疑，對于學生選擇上中職，有國家助學金，對于農村學生還免學費，可是，現實的選擇還不是如人所愿。原因在于，在我國的教育管理體系中，職業教育迄今為止，還是作為教育的一個層次，低于普通教育，在中考時，成績差的學生才選擇中職，在高考時，高職高專也是進不了本科院校的學生才作出的選擇，偶爾有個別高分學生放棄普高、本科選擇職業學校，都會成為新聞，引起社會關注。而在瑞士，職業教育不是教育的一個層次，而是一種與普通教育地位相同的類型。

????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對職業教育的認同度不高，就是職業教育的教師，也缺乏對職業教育的認同度——一方面，他們在整個教師體系中，也被認為是最低層次，評職稱、評優，毫無優勢；另外，國家有關人才評價標準，也對職業教育的學生有著各種或明或暗的歧視，比如，公務員招考，不少國家機關的招錄崗位提出越來越高的學歷要求，動輒要博士、碩士，這會讓沒有學歷、文憑的職校畢業生，覺得自己是低端人才——在我國，“高學歷=高級人才”，已經深入人才管理、評價的“骨髓”，有的地方政府在談到人才建設政績時，就會列舉本地引進了多少高學歷人才，這對整個社會的人才觀，會是怎樣的導向？

????職業教育學校的辦學質量，也存在問題。去年，我國出臺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國家戰略，要推進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轉型進行職業教育，培養職業技術人才和應用技術人才。本來，地方本科院校轉型職業教育，是對辦學定位的回歸。可是，這種轉型，被輿論普遍解讀為“降格”，從以前進行本科教育，以舉辦學術型學校為目標，“降格”為進行職業教育。

????如果這只是輿論的誤讀，還可以理解，這還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學校的理解，他們認為，舉辦職業教育，學校也就低人一等。當初這些學校，從高職升為本科，就希望能提高學校的“檔次”。在我國，“辦學定位=辦學水平”是一個困惑學校定位、辦學的嚴重問題，甚至有大學還定位為舉辦高水平知名大學。其實，大學定位無所謂高低，在自己的定位上辦出一流水平，才是關鍵，職業學校也可辦出一流。但這種認識，在我國很缺乏，一些地方政府也是按低層次教育來投入職業學校。按照職業教育的特點，辦好職業學校需要更大的投入，建設實訓場地、購買設備，可是，不少地方的職業教育投入很不夠，造成職業學校辦學條件不適應進行現代職業教育的需要。

????所以，我們不能責怪學生和家長的觀念，更要分析我國的教育制度、人才評價體系以及職業學校的辦學。如果不改革教育管理制度、人才評價體系，職業教育的地位，就不可能得到提升；如果將職業學校就定位為低層次低水平辦學，那么，就不可能出現一流的職業教育學校，培養一流的職業技術人才，形成對學生的吸引力。

?最近各地第一批院校錄取已接近尾聲。對于許多考生和家長來說，拿到名牌大學錄取通知書是夢寐以求的事。然而在瑞士，70％的中學生畢業后不上大學，而是進入各類技術學校和專科學校。細細觀察，瑞士年輕人的擇校、擇業觀讓人耳目一新,甚至令中國人看來有點匪夷所思。

????在瑞士很正常的“擇校”選擇，在中國人看來匪夷所思，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任何選擇的背后，都有其理由，瑞士年輕人愿意選擇技校，那是因為技校的地位并不低，學到一門技能之后，能找到不錯的工作。在日內瓦，甚至75%的老板均出自技校，而勞動也在這個國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有行業、不同崗位有著相同的社會福利保障待遇。而在我國呢？這卻是另外一番景象。

????不少輿論把我國學生不愿意選擇職業學校，“硬要”進大學，甚至上了二本線，放棄填報志愿，要準備復讀來年再參加高考，認為是學生、家長的觀念有問題，并建議我國的學生、家長要學習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和父母，轉變觀念，選擇適合自己的學校，不要盲目選擇進大學、進名校。這種建議，很少有學生、家長會采納，因為，從根本上說，不愿意進職業學校，而要爭著進名校，這是觀念的問題，更是制度的問題，因為任何觀念，都與現實的環境與制度有關。

????在我國，國家高度重視職業教育，這毋庸置疑，對于學生選擇上中職，有國家助學金，對于農村學生還免學費，可是，現實的選擇還不是如人所愿。原因在于，在我國的教育管理體系中，職業教育迄今為止，還是作為教育的一個層次，低于普通教育，在中考時，成績差的學生才選擇中職，在高考時，高職高專也是進不了本科院校的學生才作出的選擇，偶爾有個別高分學生放棄普高、本科選擇職業學校，都會成為新聞，引起社會關注。而在瑞士，職業教育不是教育的一個層次，而是一種與普通教育地位相同的類型。

????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對職業教育的認同度不高，就是職業教育的教師，也缺乏對職業教育的認同度——一方面，他們在整個教師體系中，也被認為是最低層次，評職稱、評優，毫無優勢；另外，國家有關人才評價標準，也對職業教育的學生有著各種或明或暗的歧視，比如，公務員招考，不少國家機關的招錄崗位提出越來越高的學歷要求，動輒要博士、碩士，這會讓沒有學歷、文憑的職校畢業生，覺得自己是低端人才——在我國，“高學歷=高級人才”，已經深入人才管理、評價的“骨髓”，有的地方政府在談到人才建設政績時，就會列舉本地引進了多少高學歷人才，這對整個社會的人才觀，會是怎樣的導向？

????職業教育學校的辦學質量，也存在問題。去年，我國出臺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國家戰略，要推進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轉型進行職業教育，培養職業技術人才和應用技術人才。本來，地方本科院校轉型職業教育，是對辦學定位的回歸。可是，這種轉型，被輿論普遍解讀為“降格”，從以前進行本科教育，以舉辦學術型學校為目標，“降格”為進行職業教育。

????如果這只是輿論的誤讀，還可以理解，這還是不少地方政府和學校的理解，他們認為，舉辦職業教育，學校也就低人一等。當初這些學校，從高職升為本科，就希望能提高學校的“檔次”。在我國，“辦學定位=辦學水平”是一個困惑學校定位、辦學的嚴重問題，甚至有大學還定位為舉辦高水平知名大學。其實，大學定位無所謂高低，在自己的定位上辦出一流水平，才是關鍵，職業學校也可辦出一流。但這種認識，在我國很缺乏，一些地方政府也是按低層次教育來投入職業學校。按照職業教育的特點，辦好職業學校需要更大的投入，建設實訓場地、購買設備，可是，不少地方的職業教育投入很不夠，造成職業學校辦學條件不適應進行現代職業教育的需要。

????所以，我們不能責怪學生和家長的觀念，更要分析我國的教育制度、人才評價體系以及職業學校的辦學。如果不改革教育管理制度、人才評價體系，職業教育的地位，就不可能得到提升；如果將職業學校就定位為低層次低水平辦學，那么，就不可能出現一流的職業教育學校，培養一流的職業技術人才，形成對學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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