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程是一個漢語詞語，讀音為lì chéng，指經歷過的事情，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黨一百年來的歷程4篇 , 供大家參考選擇。

黨一百年來的歷程4篇

【篇1】黨一百年來的歷程

從90年來幾個時期重大事件中看黨光輝歷程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領導中國人民走過了波瀾壯闊而又艱難曲折的奮斗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業(yè)績，使中國發(fā)生了滄桑巨變，對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認識黨的歷史貢獻及其重要意義，有助于科學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更好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

一、回顧建黨90年光輝歷程

從南湖紅船到八一槍聲，從井岡號角到長征壯歌，從抗日烽煙到建國大業(yè)，從改革春風到小康藍圖，90年波瀾壯闊，90年壯麗輝煌。

從90年來幾個時期重大事件中看光輝歷程

1、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中國革命面目煥然一新。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上海）

2、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黨的二大通過的決議案提出把黨建設成為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旗幟鮮明地展示了黨的先進性。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

3、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4、北伐戰(zhàn)爭：1926年至1927年，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北伐戰(zhàn)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使中華民國在形式上完成統(tǒng)一的戰(zhàn)爭。

5、四一二反革命政變：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發(fā)動反革命政變。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wèi)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卷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持續(xù)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敗了。

6、1927年8月1日， 南昌起義。 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是黨獨

立領導人民革命戰(zhàn)爭和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的開端，標志著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開始。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zhàn)爭。

7、1927年9月9日。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省委并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1927年10月，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滕代遠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率領中國工農紅軍來到寧岡井岡山，創(chuàng)建以寧岡縣為中心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蘭花坪。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從此鮮為人知的井岡山被載入中國革命歷史的光榮史冊，被譽為“中國革命的搖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石”。

8、在各根據地不斷發(fā)展的情況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被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8、“圍剿”與“反圍剿”：經過艱苦的斗爭，到1930年夏，全國已有十幾塊農村根據地，紅軍發(fā)展到約7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共約10萬人。工農紅軍經過3年游擊戰(zhàn)爭，迅速發(fā)展壯大。紅軍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fā)展，使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感到震驚。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圍剿”。

9、長征：“左”傾錯誤進一步發(fā)展的惡果，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yōu)勢兵力進攻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經過十八天血戰(zhàn)，廣昌失守。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根據地腹地，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zhàn)略轉移。1934年10月10日晚6點12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部隊共8.6萬人，分別自瑞金、鄠都地區(qū)出發(fā)，被迫實行戰(zhàn)略大轉移，從而開始進行紅軍打敗國民黨的轉折點。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后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的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全部勝利結束。

【篇2】黨一百年來的歷程

?縱觀近一百年來在中國流行的社會思想和思潮我們可以發(fā)現，馬克思主義無疑是影響中華民族命運和中國社會的最重要思想。正是在不斷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社會發(fā)生了近代以來乃至數千年文明史上最巨大的變化。

??■馬克思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影響集中體現在20世紀站在時代前列的三位偉人身上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馬克思主義對中華民族命運的影響首先集中體現在這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人身上。

??在近代中國，第一個較為系統(tǒng)了解馬克思學說的中國人要算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1896年孫中山倫敦蒙難之后在英國留居近一年，其間曾常常到大英博物館研究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正是在這里，他第一次知道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及其活動情況，并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孫中山在流亡歐洲以及后來在歐洲考察社會黨國際時學習、研究過馬克思的學說以及社會主義思想，對他形成三民主義思想，特別是形成關于避免走歐洲資本主義老路的“節(jié)制資本”思想以及后來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對當時中國社會黨、無政府主義等其他社會政治力量也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它們沒有也不可能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改造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傳播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譯本是由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員陳望道翻譯并由上海共產早期組織組織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對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成長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曾說過：1920年他到北京時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和共產主義的書籍，其中《共產黨宣言》等三本書使他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信仰。他說：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也都是通過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走上革命道路的。1919年，周恩來還在日本留學時就通過日本的河上肇創(chuàng)辦的《社會問題研究》了解了《共產黨宣言》一書。1920年10月，他赴法留學，和當時先行留法的蔡和森等人一起繼續(xù)學習《共產黨宣言》，最終成為共產主義者。

??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最近，有的外國人議論，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并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

??■馬克思主義使災難深重的舊中國，逐步變?yōu)楠毩⒏粡姷男轮袊?/p>

??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思想是歷史的必然。進入近代以后，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先進的中國人進行了各種嘗試，進行了各種理論選擇，最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特別是1921年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才煥然一新。縱觀近一百年來，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世所罕見，使一個災難深重的舊中國逐步變?yōu)橐粋€獨立富強的新中國。

??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后，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下，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華民族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獲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這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領導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中國人民在其領導下不僅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而且進一步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走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曙光。我們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實行的土改制度、多種經濟并存制度，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的合作經濟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8小時工作日制度、義務教育制度等，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累進稅制度、新型的社會福利制度等，都與《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所蘊含的思想聯系在一起。我們今天講“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也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運用和發(fā)展。

??■沒有馬克思主義，我們的語言、生活不會像今天這樣具有時代性和現代性

??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現代文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化發(fā)展的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化建設道路的探索確立了正確的歷史航向。它至少在五個層面影響著中國現代文化的發(fā)展。

??其一，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tǒng)的話語體系。我們現在的話語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概念為核心的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生產力、生產關系等等。這些概念是“五四”運動以前我們所沒有的。沒有這些基本概念，就談不上有中國現代文化。這套話語體系主要是由中國共產黨人以及我國廣大的進步知識分子通過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及運用馬克思主義逐步建立起來的。

??其二，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我們才知道了許多現代哲學知識，比如知道了自然、社會、思維發(fā)展的規(guī)律，特別是突破了歷史循環(huán)論，知道了社會歷史的結構，社會發(fā)展的趨勢、道路，包括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形態(tài)、發(fā)展階段、發(fā)展目標等等。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使我們心目中的整個世界圖景都發(fā)生了變化。

??其三，促成了中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的形成。現在，我們有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很多具體學科，包括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這些社會科學門類以及它們所組成的學科體系也主要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沒有很多理論界的翻譯家、學者的工作，我們這個學科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

??其四，促進了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大發(fā)展大繁榮。我們今天的教育、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網絡等，也都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緊密聯系在一起。例如，我們學校的課程設置、大學學科體系的建立、研究機構的建立、雜志報紙的編輯出版等均是如此。

??其五，促進了中國大眾文化的大發(fā)展大繁榮。大眾文化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我們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概念都與馬克思主義有關，如少先隊員、黨員、干部、群眾、同志、實事求是、以人為本等，這些概念都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之后才逐漸形成的。我們的許多節(jié)日，如“三八”婦女節(jié)、“五一”勞動節(jié)、“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jié)、“十一”國慶節(jié)等，都是與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等聯系在一起。

??從文化層面來說，沒有馬克思主義，我們現在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種景象；沒有馬克思主義，我們的語言、生活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具有時代性和現代性。

【篇3】黨一百年來的歷程

一百年來的三次日貨抵制運動

作者：吳曉波??時間：2012-09-12??

　　在東亞地緣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沒有被中華帝國征服過的國家。進入十九世紀中期后，因種種風云際會，這個蕞爾小島居然與中國形成了競賽的關系。1868年，就當曾國藩等人剿清洪秀全之亂、開始洋務運動的時候，在日本則爆發(fā)了西鄉(xiāng)隆盛的勤王事件，從而拉開了明治維新的帷幕。也就是說，中日兩國幾乎在同時啟動了工業(yè)化運動。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挺熟悉的，日本人下死心“脫亞入歐”，把改革搞得很徹底，而清帝國則扭扭捏捏，“中體西用”。到1894年，一場甲午海戰(zhàn)打出了個勝負，日本人翻馬上身，騎在了中國人的頭上。

　　回頭說商業(yè)。甲午一戰(zhàn)打完后，鄭觀應寫了一部非常暢銷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國最大的敵人，而兩國之戰(zhàn)將在“兵戰(zhàn)”和“商戰(zhàn)”兩條戰(zhàn)線上展開。在當時，日本的產品已經對中國構成了威脅，其中日本絲替代湖里絲成為歐洲市場上的暢銷品，這直接打擊了中國最大的手工業(yè)，甚至造成了江南地區(qū)的蕭條。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就在西方自顧不暇的時候，國內市場早已飽和的日本企業(yè)猛烈地涌入中國，日本取代英國成為最大的貿易商，而且成為對華工業(yè)設備的主要銷售者。更讓中國人難堪的是，日本商品在傳統(tǒng)的“中國貨”上也取得了優(yōu)勢，日本茶葉、日本絲綢的國際貿易額相繼都超過了同類的中國商品，成為最大的出口國，甚至在中國市場上，日本貨也成了頗受歡迎的時髦商品。除了經濟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對中國領土和政治特權要求也一點沒有放松。

　　對日本貨的第一次抵制運動發(fā)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簽《二十一條》，遭到各界的強烈抗議。隨之，各地紛紛爆發(fā)了日貨抵制運動。

　　當時，抵制日貨的暴風源是上海，滬上各界在張園召開了反對《二十一條》的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5月9日，當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出后，舉國視為奇恥大辱，這一天，被定為“國恥日”。上海、廣東等十多個省份的商會通電反對，抵制風潮隨即席卷全國。其時，各城市的中華國貨維持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發(fā)表宣言，印發(fā)傳單，指揮各地學生遍查當地商店，尋找日本商品，如有發(fā)現，當場沒收或砸毀。

　　正是在這次風潮中，中國的民族工業(yè)第一次打出了“中國人用中國貨”的口號，數以百計的工廠涌現出來，生產中國貨以替代流行的日貨，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傘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國恥日”都成為了抵制日貨的動員運動。抵制日貨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tài)，中國將日本牢牢地定位為頭號政治、軍事和經濟敵人。

　　國貨維持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發(fā)表宣言，印發(fā)傳單，指揮各地學生遍查當地商店，尋找日本商品，如有發(fā)現，當場沒收或砸毀。?正是在這次風潮中，中國的民族工業(yè)第一次打出了“中國人用中國貨”的口號，數以百計的工廠涌現出來，生產中國貨以替代流行的日貨，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傘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國恥日”都成為了抵制日貨的動員運動。抵制日貨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tài)，中國將日本牢牢地定位為頭號政治、軍事和經濟敵人。?對日貨的第二次抵制風潮發(fā)生在日本入侵東三省的1931年。據《時代》周刊的報道，此次日貨抵制運動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并了出現新的運動傾向，一是民族主義熱情下的準暴力化，二是政府積極參與的制度化。?在抵制運動中，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也就是仇人生產的商品，是寧可餓死也不能使用的東西。人們還重新定義了“奸商”的概念，在傳統(tǒng)意義上這是指“卑劣、詭計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機的語境里，它被升格為“叛國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國者，而這是“人人得而誅之”的。當時的國民政府也針對性的大幅提高日本進口商品的稅率，其中，棉庫綢的稅率提高800%，毛織品提高200%，紙品提高8%到20%，人造絲、魚類、煙草和煤的稅率也有大幅提高，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短短半年內，日本相關商品的在華銷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對日貨的第三次抵制發(fā)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這又有了新的發(fā)生背景和特征。?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鄧小平第一次出訪的國家就是日本，他帶去的唯一訴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業(yè)的投資。當時的日本經濟超蘇趕美，如日中天。在石油危機的刺激下，日本制造業(yè)也正面臨產業(yè)升級、市場擴容和梯級轉移的重大時刻，于是，日本企業(yè)成為了開放中國的最積極的參與者，大量日本企業(yè)和資本率先涌入中國市場，整個80年代可以被看成是中日經濟的“蜜月十年”。?進入1990年代后，情形又變了。首先是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了，國家和企業(yè)競爭力大幅下滑，其次

　　對日貨的第二次抵制風潮發(fā)生在日本入侵東三省的1931年。據《時代》周刊的報道，此次日貨抵制運動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并了出現新的運動傾向，一是民族主義熱情下的準暴力化，二是政府積極參與的制度化。

　　在抵制運動中，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也就是仇人生產的商品，是寧可餓死也不能使用的東西。人們還重新定義了“奸商”的概念，在傳統(tǒng)意義上這是指“卑劣、詭計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機的語境里，它被升格為“叛國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國者，而這是“人人得而誅之”的。當時的國民政府也針對性的大幅提高日本進口商品的稅率，其中，棉庫綢的稅率提高800%，毛織品提高200%，紙品提高8%到20%，人造絲、魚類、煙草和煤的稅率也有大幅提高，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短短半年內，日本相關商品的在華銷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對日貨的第三次抵制發(fā)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這又有了新的發(fā)生背景和特征。

　　中國本土企業(yè)經歷了十年磨練，基本上完成了輕工業(yè)的產業(yè)布局，于是，一場振興民族品牌的經濟運動如水到渠成般地開始了。與前兩次相比，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商戰(zhàn)”，中國企業(yè)在價格、規(guī)模、技術和行銷傳播等方面展開了全面的攻擊，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前后，中國商品在家電、服裝、飲料、百貨等領域都奪取了領導性的份額。及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競爭對手。?在最近的釣魚島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發(fā)了激烈的反日貨行動，然而我們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車泄憤之外，我們似乎找不到一個成規(guī)模的產業(yè)抵制。這表明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一百年來，中國真的比以前強大太多了，中日關系已非1894年的清帝國、1915年的袁世凱政權或1931年的國民政府可以類別，我們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來處理睦鄰關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戰(zhàn)”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東亞，卻已是數千年的歷史。?最后再說一個事實：在經濟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民族經濟是靠抵制而獲得成功的，中國、日本都不例外。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鄧小平第一次出訪的國家就是日本，他帶去的唯一訴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業(yè)的投資。當時的日本經濟超蘇趕美，如日中天。在石油危機的刺激下，日本制造業(yè)也正面臨產業(yè)升級、市場擴容和梯級轉移的重大時刻，于是，日本企業(yè)成為了開放中國的最積極的參與者，大量日本企業(yè)和資本率先涌入中國市場，整個80年代可以被看成是中日經濟的“蜜月十年”。

　　進入1990年代后，情形又變了。首先是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了，國家和企業(yè)競爭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國本土企業(yè)經歷了十年磨練，基本上完成了輕工業(yè)的產業(yè)布局，于是，一場振興民族品牌的經濟運動如水到渠成般地開始了。與前兩次相比，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商戰(zhàn)”，中國企業(yè)在價格、規(guī)模、技術和行銷傳播等方面展開了全面的攻擊，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前后，中國商品在家電、服裝、飲料、百貨等領域都奪取了領導性的份額。及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競爭對手。

　　在最近的釣魚島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發(fā)了激烈的反日貨行動，然而我們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車泄憤之外，我們似乎找不到一個成規(guī)模的產業(yè)抵制。這表明了一個基本的事實：一百年來，中國真的比以前強大太多了，中日關系已非1894年的清帝國、1915年的袁世凱政權或1931年的國民政府可以類別，我們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來處理睦鄰關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戰(zhàn)”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東亞，卻已是數千年的歷史。

　　最后再說一個事實：在經濟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民族經濟是靠抵制而獲得成功的，中國、日本都不例外。

來源:中國企業(yè)家

【篇4】黨一百年來的歷程

近百年來盛宣懷研究綜述

摘 要：盛宣懷，中國近代第一代實業(yè)家，中國早期近代化領導人物之一，以創(chuàng)辦中國近代實業(yè)著稱，被夏東元先生譽為“處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所創(chuàng)辦的近代輪船、電報、煤鐵礦、冶煉、銀行、紡織等企業(yè)，以及中國最早了兩所正規(guī)大學——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南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等教育事業(yè)，培養(yǎng)了大批新式人才，為中國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對當今中國社會現代化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盛宣懷 研究綜述

一、引言

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又字幼勖、行生、杏生，號沂，又號補樓，別署愚齋，江蘇常州武進縣人，出身于官宦家庭，他的出生和成長，適逢中國社會轉型之際。盛宣懷三次應舉人試未中，但他通過創(chuàng)辦實業(yè)完成了做高官的人生理想，發(fā)展了以官督商辦為名的公司組織的觀念。在洋務大臣李鴻章、張之洞、王文韶等人的提攜、保護下，經營諸多企業(yè)。盛宣懷憑借在實業(yè)領域所取得的突出表現和顯赫地位，得以與西方實業(yè)界和外交界廣泛接觸，并有機會側身于北京的大官僚之中，最終被授予正一品，官至郵傳部尚書。

航運業(yè),他建議李鴻章用建造商船來提供建造兵艦的費用，被李鴻章采納，開始辦理中國第一家輪船航運企業(yè)——輪船招商局。電報業(yè)，他被任命為津滬電報陸線的總辦，從此中國進入電訊業(yè)；為阻止外國人在中國沿海建立電報網，他建立上海至廣東、寧波、福州、廈門等地的電報線。煤鐵礦業(yè)，他辦理湖北煤鐵礦務。銀行業(yè)，他在上海外灘開辦了中國通商銀行。紡織業(yè)，他在上海督辦紡織業(yè)，開辦華盛紡織總廠。教育業(yè)，他稟奏光緒皇帝設立新式學堂，成立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南洋公學。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從社會的方方面面推動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1911年，由于盛宣懷主張將原由各省紳商投資修筑而未竣工的鐵路收歸國有，同時向四國銀行團大量借款，激起各省的仇外和排滿情緒，導致武昌起義的爆發(fā)，盛宣懷本人遭朝廷免職，永不敘用，被迫逃往日本。1912年10月盛宣懷又回到上海公共租界寓所，在上海賦閑直至1916年去世。

盛宣懷作為一名屢試不第的官宦之后，因跟隨洋務大臣李鴻章操辦實業(yè)，轉而關注中國社會的變革，就西方近代化科技、制度、文化的引進發(fā)表時論，建言改革，積極投身各種社會活動，活躍在近代中國社會的舞臺上，其一生事功與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中國的近代化變遷歷程中發(fā)揮了重大推動作用。

二、資料

關于盛宣懷的資料，可以用“數量驚人”來形容。論個人檔案材料，盛宣懷終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檔留存，盛宣懷在世共26106天，目前僅上海圖書館收藏的“盛檔”就有一億余字，178633件，籠統(tǒng)一算，每天保存6．8件檔案。如果加上目前流散在海外的“盛檔”，數字就更為驚人了。此外還有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的盛宣懷親筆函電、條陳等稿與朋僚函電稿，數萬件。但關于盛宣懷的檔案卻很難弄到手。2006年12月開工的盛宣懷檔案全文掃描，為盛宣懷研究乃至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2008年上海圖書館盛宣懷檔案全文數據庫正式開通，盛宣懷研究者獲得了一個更好的研究平臺。

論個人信件，1916年盛宣懷去世后，盛宣懷的后人和幕僚們開始整理和保存盛宣懷生前遺留的所有物件，此即后來被史學界稱作“盛檔”的盛宣懷檔案原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間，為編輯盛宣懷文集，盛氏的后代與昔日幕僚再次整理“盛檔”，并于1939年出版《愚齋存稿》100卷，共計180萬字。《愚齋存稿》陸續(xù)有增補，最終成書共有112卷。其中收錄1896—1911年之間的盛氏遺稿中的奏稿和電稿兩部分，而更多的公文、信函、賬冊、地圖、照片、條約、詩文、日記本、章程和合同等等，則一概不錄。盡管《愚齋存稿》僅收錄了盛宣懷1896一1911年的活動資料，且只收盛宣懷的“手稿”，別人寫給盛宣懷的信件、發(fā)給盛宣懷的電報則未被收入，只是“盛檔”的冰山一角，它還是為研究盛宣懷提供了最具價值的一手資料。民國六十四年（1975年）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首次出版了《愚齋存稿》。中華書局1960年出版的近300頁的《盛宣懷未刊信稿》外，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才相繼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后》、《湖北開采煤鐵總局、荊門礦務局》、《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上、下兩冊）、《漢冶萍公司》（一、二兩冊）、《中國通商銀行》等約五千余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盛宣懷實業(yè)函電稿》（上、下兩冊）、《盛宣懷實業(yè)朋僚函稿》（上、中、下三冊）、《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清末議訂中外商約交涉》（上、下兩冊）等約五千頁；另外，還有從盛宣懷朋僚來函中選出影印刊行《近代名人手札真跡》九冊，但上述資料很難得到且價格昂貴。

論個人傳記，南開大學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夏東元先生的《盛宣懷傳》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夏東元先生的《盛宣懷年譜長編》（上、下兩冊），為我們研究盛宣懷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三、研究狀況

1．中國大陸研究狀況

中國人對歷史人物的研究，總是偏向于叱咤風云的政客，偏向于他們眼中的“好”人。由于盛宣懷建議將各省自己建立的鐵路、郵政轉為中央領導。這個措施遭到了許多地方的反對，四川、廣東、湖南和湖北發(fā)生了保路運動。盛宣懷命令各地加以鎮(zhèn)壓。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后，盛宣懷請袁世凱出山，同時他遭到了各方的譴責，許多人責怪他的收路政策導致了動亂。因此，自民國起，盛宣懷便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并逐步被扣上大買辦，官僚資本家的帽子。致使其死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很少有人對盛宣懷進行系統(tǒng)專業(yè)的研究。正如易惠莉教授在《二十世紀盛宣懷研究之回顧》中說:“迄1949年學界沒有一篇研究盛宣懷的專論。其中的理由不難得出,在傳統(tǒng)史學主要是狹隘的政治史的狀態(tài)下,盛宣懷難有像曾、胡、左、李,以及張之洞、袁世凱那樣的重要地位而他在現代的史學觀念下的研究價值為學界所認識則尚需待以時日。”

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處在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下，對盛宣懷這類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級成員的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tà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這段時期內關于盛宣懷的文章也只有兩篇——陳詩啓《盛宣懷的資本及其壟斷活動》；吳紀先《盛宣懷與辛亥革命》，但這有限的研究也限于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僚，及其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對中國普通民眾的剝削壓榨，留下了明顯帶有那個時代特殊的政治烙印的評價。

改革開放后，原有政治框架的束縛逐漸松動，中國大陸歷史學界思想及從事學術研究的環(huán)境得到了較大改善，關于盛宣懷的研究開始步入正常化，“‘買辦’、‘官僚’、‘敵人’、‘內奸’，這些80年代以前史學界對盛宣懷所持的全面否定的立場逐步改變”。這時期研究盛宣懷的代表人物是華東師范大學的夏東元教授，夏東元教授于1981年發(fā)表他第一篇研究盛宣懷的文章《論盛宣懷》，夏東元先生在該書的“代序”中,對盛宣懷作了如下評說：“中國近代社會的發(fā)展趨勢,是資本主義必然代替封建主義。順應這種趨勢,并促進其發(fā)展者,在這一點上就是有其進步性和貢獻而應予以相應的肯定反之,阻礙這種趨勢發(fā)展者,則是退步落后甚至是反動的,在這一點上就應給予否定。盛宣懷站在清王朝立場上,曾參與和策劃過鎮(zhèn)壓人民起義和革命,并在其后期發(fā)展了買辦性,但其一生主要是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有力經營者,對中國資本主義發(fā)生發(fā)展起了積極的作用,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歷史地位。”盡管作者以進化史觀為立場評價盛宣懷,但在充分肯定他在近代企業(yè)領域的事業(yè)的同時,對他一生的政治活動予以基本的否定。自1981年他發(fā)表《論盛宣懷》至今，先后發(fā)表了《論盛宣懷與洋務運動》（1982）、《盛宣懷與袁世凱》（1987）、《盛宣懷與戊戌維新異同論》（1988）、《論盛宣懷所走的“U”字形路程》（1988）、《非常之世之非常之人——紀念盛宣懷誕辰150周年》（1995）、《求新探新與不自覺地突破保守傾向——紀念盛宣懷創(chuàng)建南洋公學譯書院100周年》（1999）、《我的史學觀——我與盛宣懷研究》（2002）、《盛宣懷辦學思想略論》（2004）、《盛宣懷傳（圖文版）》前言（2008）等文章，逐漸改變了他對盛宣懷的偏見，從政治、經濟、思想、教育等方面論述了盛宣懷在中國近代史中的作用。陳旭麓1993年發(fā)表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第七卷中的《盛宣懷》一文，以平實的語氣論述了盛宣懷的一生經歷，突出盛宣懷的崛起與衰落都與其經辦洋務實業(yè)相關，“他的崛起一半‘得自時會’，一半‘由于人力’”。為后人從時局與人事兩方面綜合考察研究盛宣懷提供了門徑。這段時間，主要的作品還有：徐盈：《妙手空空話官商——記邵循正對盛宣懷的一段“錄象”》；張文綺：《盛宣懷與漢冶萍》；徐盈：《盛宣懷為官之道》等。

隨著對盛宣懷的態(tài)度的改變，對其研究也越來越具體，近十年、尤其是近三年來，越來越多的博士生、碩士生在畢業(yè)論文中關注盛宣懷，如2010年苗青的《盛宣懷與近代上海》中從教育、慈善事業(yè)、社會風氣等方面指出：“盛宣懷個性的塑造、權力的獲得、事業(yè)的壯大都離不開近代上海社會大環(huán)境的影響，他在諸多領域的開拓性工作又推動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進程，他所走過的發(fā)達之路已融入近代上海社會的肌體之中，他對上海城市所做的改造至今仍在發(fā)揮著影響。”徐晨的《盛宣懷近代化思想與官督傷辦模式研究》更是從哲學的角度對盛宣懷進行了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吳昊在《盛宣懷與中國通商銀行的創(chuàng)辦》中則是從通商銀行創(chuàng)立的時代背景、創(chuàng)辦通商銀行問題的提出、辦銀行面臨的中外阻撓，以及盛宣懷的應對、盛宣懷的洋務經驗在創(chuàng)辦通商銀行中的作用四個方面論述了盛宣懷成功創(chuàng)建通商銀行必然性與重要性，并從銀行業(yè)這一側面研究了盛宣懷的經濟思想。此外，還有安北平《盛宣懷與光緒三十二年（1906）江南北水災賑濟》、陳慶生《“東南互保”中的盛宣懷》、楊慷慨《盛宣懷教育思想研究》、宋賀《盛宣懷的企業(yè)經營管理思想及其實踐》、邱永文《盛宣懷的鐵路思想研究》、張慶峰《論盛宣懷的實業(yè)思想及實踐》、王旭《盛宣懷與漢冶萍公司》、李棟《盛宣懷慈善事業(yè)研究》、周毅《盛宣懷經濟倫理思想研究》。這些研究在深入探究盛宣懷的同時，從利弊兩方面客觀的評價了盛宣懷。為以后盛宣懷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2．香港臺灣的研究狀況

抗戰(zhàn)后，左舜生先生首先提出盛宣懷的重要意義，他在《清末建設與盛宣懷》中提出：“一、‘中國社會對盛宣懷的認識評價過多的滲入了現實政治的因素。’二、‘對于歷史人物的認識要對其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予以同情的理解,評價者不能以超乎現實的批判者自居。’”

1960年，臺灣師范大學歷史教授的戴玄之先生在《大陸雜志》發(fā)表盛宣懷與東南互保》一文；1965年，歷史學家沈云龍在《春秋》上發(fā)表《盛宣懷、梁士治結怨始末》；1966年，凌鴻勛先生在《傳記文學》發(fā)表《盛宣懷與中國鐵路》，他對盛宣懷在中國早期鐵路建設事業(yè)上的作為及貢獻作出了具體而客觀的評價。1976年，蘇同炳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一書中為盛宣懷寫了一篇專文，對盛宣懷所督辦的實業(yè)企業(yè)逐一進行了細致介紹和否定式評述，對其積貲千萬的斂財行為進行了批判，雖然他對盛宣懷在賑災和辦學上的作為予以肯定，但是所論極短。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爾敏，就在他自己主編出版的盛宣懷函電稿史料集的基礎上，對盛宣懷做了深入研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期上發(fā)表的《盛宣懷與中國實業(yè)利權之維護》一文中，作者對盛宣懷與外商周旋，為中國新興企業(yè)爭取立足之地，維護中國商業(yè)利權的進行史實考證，客觀評價了盛宣懷興辦實業(yè)的功績，糾正以往的鄙薄之見。另外，王爾敏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上發(fā)表的《盛宣懷與中國電報事業(yè)之經營》一文中，將中國電報總局設立的來龍去脈進行了細致論述，對于盛宣懷在中國近代電報業(yè)發(fā)展史上的地位也進行了客觀評價。

3．國外的研究狀況

對盛宣懷的研究，長期以來主要是外國人進行的，尤其是日本和美國，他們對作為歷史人物的盛宣懷表現了關注，如1955年日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輯出版了《盛宣懷袁世凱奏議目錄》；1954年美國密執(zhí)安大學歷史教授費維愷發(fā)表了題為《盛宣懷傳稿：官僚和企業(yè)家（1844—1916）》的盛宣懷研究專論，1958年費維愷又出版了題為《中國早期工業(yè)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yè)》的研究專著。對盛宣懷一生中經濟領域的活動做了比較透徹的分析。在費維愷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日本東京學藝大學的中村義于1960年發(fā)表論文：《清末政治與官僚資本——以盛宣懷的活動為中心》。與國內研究的不同，外國學著對盛宣懷的研究主要是在近代化上。

四、總結

盛宣懷去世時，與他共事半個世紀、了解他最深的鄭觀應送了如下挽聯:“憶昔同辦義賑，創(chuàng)設電報、織布、繅絲、采礦公司，共事輪船、鐵廠、鐵路閱四十余年，自顧兩袖清風，無慚知己;記公歷任關道，升授宗丞，大理、侍郎、尚書官職，迭建善堂、醫(yī)院、禪院于二三名郡，此是一生偉業(yè)，可對蒼穹。”此聯陳述了盛宣懷一生的業(yè)績，對他所辦的慈善事業(yè)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此外，盛宣懷非常重視的教育事業(yè)對于民族發(fā)展、國家富強以及文化傳承更是有著重要的作用，這些更為后世之人所有目共睹，自然無需贅言。

他的一生，演繹著太多的角色。作為商人他借督辦實業(yè)之便，聚斂大量財富；作為企業(yè)家，他建紡織廠、開辦銀行，投資礦業(yè)等；作為慈善家，他在天津創(chuàng)立廣仁堂，在上海開創(chuàng)萬國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作為官員，1911年盛宣懷任郵傳部大臣期間，不顧全國人民反對而貿然下令鐵路收歸國有，引發(fā)四川保路運動，導致辛亥革命爆發(fā)，清朝被推翻。

綜上所述，盡管盛宣懷是一個富有爭議性的人物，但是其終其一生所致力的慈善事業(yè)，對當時社會的穩(wěn)定發(fā)展、階級矛盾的協(xié)調、社會生產的恢復、新式教育的建設等諸多方面均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對于現在的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值得我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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