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作為研究和傳播高深學問的學術組織，其公平合理的職稱晉升制度有助于激發大學教師的敬業精神進而推動學術的順利發展。民國時期是我國現代大學教師晉升制度的發軔期，對其源流予以深入考察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鏡鑒意義。民國初期大學教員的升等制度脫胎于晚清大學堂教習晉級的實踐，帶有一定的等級化與官僚化色彩;北洋政府時期由于師資短缺，大學教師晉升制度相對“自由”;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逐漸形成了以教育部為主導，各大學升等晉級委員會為主體的晉升制度，學術研究要素日益突顯，晉升的標準與流程逐漸完善，大學教師晉升制度也逐漸走上了制度化與規范化的軌道。

關鍵詞：民國;大學;教師晉升制度

良好的晉升制度是促進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的前提，也是激發教師教學熱情和助推大學學術發展的保障。民國時期乃我國大學大師輩出的黃金期，彼時高等教育和學術文化都曾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而這也與其教師聘任、晉升制度的運行不無關系。本文以檔案文獻、報紙雜志、傳記日志等為原始史料，探尋民國時期大學教師晉升制度的發展軌跡，為推進我國大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提供歷史鏡鑒。

一、晚清大學堂教習晉級的等級化與官僚化

我國現代大學的教師晉升制度是近代伊始西學東漸的產物，最早可上溯至近代教育的開端——洋務學堂。早在洋務運動時期，學堂中的教師統稱為教習，而教習的來源有二：一部分乃外國公使人員推薦或從國外重金招聘;另一部分則從國內學堂培養的學生中擇優錄用。洋務學堂設有總教習與分教習。據近代教育史料所載：“總分教習，均訂四年合同。任滿去留，再行酌定。所有學堂考核功課，以及華洋教習勤惰，學生去取，均歸總教習管理。”以京師同文館為例，該館照俄羅斯文館舊例辦理，教習分為總教習、教習、助教和副教習。[1]其中，漢教習的選拔范圍限定在八旗官學教習，而該類教習有明確的上升途徑。乾隆八年制定的八旗教官任期和升遷辦法中明文記載：“定漢教習三年期滿，分等引見。一等用知縣，二等用知縣或教職選。一等再教習三年，果實心訓課者，知縣即用。”[2]同治元年，總理衙門于《同文館章程六條》中對漢教習的升遷予以確認：“二年期滿，如有成效，無論舉貢班次，均奏請以知縣用;再留學二年，準以知縣分發各省歸候補班補用。”[3]

同文館中的副教習多由品學兼優的在讀學生擔任。例如，著名的算學大家席淦，在同文館就讀時任算學副教習，光緒二十一年畢業后留館并升任教習，任教近30年，成為繼李善蘭之后最有名的算學教習。“其中最認真的，就是漢文算學，教習為席漢伯（即席淦），乃李善蘭得意的門生，教法也很好，家兄補六兩銀子的膏火，就是因為算學學得深。”[4]此外，算學大家王季同在同文館就讀時由于才智過人兼任副教習，光緒二十一年畢業后升為教習。此時的教習升遷深受“官師合一”思想的影響，教師的升級往往與官員品銜的晉升密不可分。對洋教習的激勵機制中也含有精神激勵的成分，如“賞給虛銜”于洋教習。1885年，奕劻等在《請賞給洋教習虛銜折》中提出，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比利干、華必樂等人“資格最深，館課亦能勤慎，擬請賞給虛銜”[5]。嚴格說來，最早建立的洋務學堂可視為中國近代高等專門學校之雛形，但也僅為中國近代新教育之萌芽，該時期設立的學堂還不屬于真正的高等學校。但洋務學堂中“亦官亦師”的教習升級等舉措，為后續大學堂教習晉級之衍生奠定了基礎。

1895年，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大學——北洋大學堂正式創立。大學堂以“西體西用”為旨趣，仿歐美之學制，創建了職道之愚，當趕緊設立頭等、二等學堂各一所。[6]大學堂籌辦之時對延聘教習十分慎重，頭等學堂章程規定教習評聘最為重要。頭等學堂，以四年為一任，“是以總分教習，均訂四年合同，任滿去留，再行酌定”。二等學堂洋文教習均用華人，如四年任滿，所教學生堪勝頭等之選，準由總辦詳情從優保獎。分科教授教習各有專責而受成于總教習。西學教員受成于總教習，總辦有隨時稽查之權。[7]其時，丁家立擔任北洋大學堂總教習，選拔延聘教習一事由總教習全權負責。丁氏適時擬定了學堂的教習管理制度，規定教習授課當循循善誘，使學生領悟，不得厭煩。教習到堂時刻，由監學官記注，定期匯呈總教習查核。教員如未經告假，隨時曠課者，或有意紊亂規則，或確系不能勝任者，由總辦總教習據實查明辭退。丁氏所立之規雖未明確提及教習之晉升，但卻從側面確立了教習工作之成效與進退之標準。

1898年深秋，中國第一所由中央政府開辦的綜合性大學、全國最高學府、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京師大學堂，在戊戍變法的吶喊聲中誕生了。梁啟超在反思大學制度建立之要義中突出了教師之地位，“學生之成就與否，全視教習。教習得人，則綱目畢舉;教習不得人，則徒糜巨帑，必無成效”。故而，梁任公在執筆起草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對學堂教習任用之標準有所提及：“宜取品學兼優通曉中外者，不論官階，不論年齒，務以得人為主。”“管學大臣”作為大學堂的最高負責人，總教習實則具有綜合性的領導職務，總覽各分教習的選拔錄用之責，并下設漢人、洋人“分教習”兩等，負責具體教學事務的日常教授。此外，1898年版的章程中專門對受聘教習或職員的晉升事宜進行了規定：“今擬自京師大學堂分教習及各省學堂總教習、分教習，教授著有成效確有憑證者，皆三年一保舉。原系有職人員者，從異常勞績保舉之例，以為盡心善誘者勸。”[8]章程根據教職員的職別、國別、所教科目等對其薪俸進行了分等，如總教習三百兩，專門學分教習（西學）三百兩，西文分教習五十兩等等。1900年5月，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后大學堂被迫停辦，約略兩年時間內，大學堂雖設，不過略存體制而己。關于教習相關事宜，雖也未見得如何走上正規。[9]

1902年，張百熙接任管學大臣，受命重啟京師大學堂的辦學工作。在同年制定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中，教習被劃分為總教習、副總教習、教習與副教習四級序列。繼《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之后，1904年清廷又相繼頒布《奏定大學堂章程》和《奏定任用教員章程》。據《奏定任用教員章程》查，較前兩版章程，其對大學堂教習職務與職責進行了細化。大學設總監督統率全學人員;總監督之下設教務提調、庶務提調和齋物提調，各提調下又分設輔助下官三名。此外，1904版的章程還設置了演習林、圖書館等“經理官”（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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