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經濟學派的演變發展，制度逐漸被考慮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經濟的動態演變擁有一個配套的制度特征，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學者也越來越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但在對這兩者的研究中，各學者采取的方法存在顯著的差異。文章從制度環境、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制度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等方面試圖將國內外學者主流的研究方法思路進行梳理和總結。

[關鍵詞]制度環境;制度變遷;經濟增長;理論綜述

[DOI]10.13939/j.cnki.zgsc.2019.25.007

1引言

諾斯說：“制度是一個社會中人為設定的規范人們相互交往活動的各種規則和行為準則，其功能是建立一個穩定的人類互動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盵1]一個經濟的動態演變有一個配套的制度特征，不同的制度環境會使激勵機制以及資源配置的方式有所不同，從而使得生產效率的水平產生了不同。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長轉型時期，探究制度環境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我國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學者大多從制度環境、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制度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三個角度開展研究，文章對其進行了總結與綜述。

2制度環境影響經濟增長

主流經濟學派認為經濟的增長是由技術進步決定的，假定制度是外生變量，而后興起的制度經濟學派將制度也納入了對經濟增長的分析中，將其作為內生變量，認為制度從根本上決定了經濟的增長。隨著制度經濟學派的興起，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制度進行量化來研究經濟增長。1992年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Scully第一次采用了全球性的數據對制度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研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對此關系的實證分析。[2]

早期，巴羅用政變與刺殺數量構造政治不穩定的變量，發現了政治的不穩定性與經濟的增長存在負相關關系。[3]羅德里克將衡量各國民主程度高低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指數作為制度變量，納入了回歸模型測算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4]而后，有學者認為政治的不穩定性這個指標過于粗糙，不能反映制度的特性，相繼采用了GDP中財政支出占比、產權安全性、法律規則指數、非國有化程度等指數與經濟增長的變量建立模型，進行實證分析[5-6]，由于變量選擇的不同與模型構建時間的差異，得出的結論也大不相同，衡量制度的變量與模型結構的建立存在著極大的隨意性。

雷欽禮指出制度不是生產要素，直接與資本和勞動等生產要素并列納入經濟增長的方程是不合理的，故將制度變量引入資本與勞動增強型技術并存的CES生產函數進行分析。改革開放后解放了經濟活力，資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促進了經濟的進步。[1]隨著研究的更加細化，雖然制度對于經濟增長總體呈正影響，但對于不同的產業，其影響程度與時期也是不同的，因而設計與實施制度時，還需考慮產業差異性的存在，才能合理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產業間的協調發展。[6]

3制度變遷影響經濟增長

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諾斯通過對西方經濟演變史的分析與審視，提出了制度變遷的理論，從此國內外學者開始廣泛地研究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影響。諾斯和托馬斯在考察西方經濟增長時把制度變遷看作經濟增長的源泉，卡爾波拉依在分析西方工業革命時也提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必然存在的一個動態因素。諾斯曾指出兩個可以引起技術迅速變化的因素，足夠大的市場規模和足夠完善的產權制度，而較為有效的產權和市場規模的擴大使交易費用部分增加，這時需要制度的變遷降低這些交易費用，使得整體的創新成本得到根本的降低，進而提高技術變化率。

對于技術變遷的測量，主要是從宏觀方面考慮。金玉國曾指出產權制度變遷、市場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變化和對外開放擴大是我國宏觀制度變遷的主要方式，并首次從這四個方面進行了量化測度，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978—1999年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位居第一。[7]王文博等則第一次引入了產業結構方面的影響。[8]洪華喜等采用市場化、城市化和對外開放化程度作為經濟制度指數，采用C-D函數模型進行分析，認為制度變遷對云南省的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9]梁超認為經濟方面的制度變遷體現在兩方面： FDI的大量流入和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加。他采用GMM方法及脈沖反應研究了FDI和非國有經濟投資對技術效率的影響，認為其中人力資本的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技術的進步。[10]

4制度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

傳統的發展理論認為，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本與勞動力推動經濟增長;而新古典增長理論則支持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11]，但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都忽略了制度的作用而將其作為外生給定的常量，是兩者共同存在的缺陷。在現有研究上，制度影響經濟增長主要有兩種理論觀點，其一，制度以資源配置為中間因素，影響經濟的增長。鐘昌標認為初始資源稟賦和控制權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宏觀經濟制度，進而會影響經濟的增長。[12]產權制度存在差異，資源配置方式就會有所不同，導致在配置過程中產生交易成本差異，影響了資源的配置效率，結果表現在社會產量與經濟增長上。其二，先改變技術效率，然后改變產出，最終作用于經濟的增長。胡曉珍等將制度納入效率評價模型，運用DEA三階段模型對制度調整的技術效率水平進行分析，發現制度環境對各地區的技術效率水平產生的作用是各地區經濟增長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13]制度框架有差異，提供的約束機制、激勵機制就會有所不同，從此影響了社會知識的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速度，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產生差異。

5結論

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本、勞動、技術三要素決定一個經濟體的產出，不少學者運用實證方法對其進行論證，但局限之處在于將制度當作外生給定的常量，然而從歷史的發展中可以看到，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隨著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國內外學者對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研究過程以實證分析居多，焦點在于如何將制度環境、制度變遷進行量化測量，文章對量化的過程進行了梳理，同時闡述了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主要是通過兩條路徑進行作用：在制度的保障下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降低交易費用，更充分地發揮其效用，改善經濟績效進而影響經濟增長;通過改變技術效率影響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雷欽禮.制度環境與經濟增長：理論模型與中國實證[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7，38（12）：3-16.

[2]何雄浪，楊盈盈.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理論與經驗證據[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6，36（10）：79-85.

[3] RODRIKD. Institutions for high 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35（3）： 3-31.

[4]樊綱，王小魯，張立文，等.中國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J].經濟研究，2003，49（3）：9-19.

[5]劉偉，李紹榮.所有制變化與經濟增長和要素效率提升[J].經濟研究，2001，47（1）：1-8.

[6]王軍.制度變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基于VAR模型的實證研究[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7，38（12）：3-16.

[7]金玉國.宏觀制度變遷對轉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J].財經科學，2001（2）：24-28.

[8]王文博，陳昌兵，徐海燕.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型及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02（2）：33-37.

[9]洪華喜，廖曉祥.制度變革對云南省經濟增長的貢獻評價[J].經濟問題探索，2003（1）：63-67.

[10]梁超.制度變遷、人力資本積累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基于動態面板和脈沖反應的實證研究[J]. 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2）： 58-64.

[11]季民河，武占云，蘇海龍.中國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空間面板數據分析[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11（6）： 1-5.

[12]鐘昌標，王林輝，董直慶.制度內生化均衡過程和我國經濟增長制度有效性檢驗[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3）： 89-101.

[13]胡曉珍，張衛東，楊龍.制度環境、技術效率與趨于經濟增長差異[J].公共管理學報，2010，8（2）：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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