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國楨是晚明的一位重要史家，主要史學著作有《皇明史概》和《涌幢小品》，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同時代甚至清代的大多數史家一樣，朱國楨的史學活動仍然在天命史觀的影響之下展開。人事與天命在他的話語中可以看作是和諧的統一，他重視個人能力、客觀環境等，但這些理性的分析又是建立在他既有的倫理觀念與天命思想的基礎上，所謂“順天應人”，人事與天命這二者之間并非截然對立的關系。在《皇明史概》、《涌幢小品》中，朱國楨這種順天應人的天命史觀集中體現在對明太祖滅元建明、土木之變等明代治亂興衰大事的評價上。

關鍵詞：明代；朱國楨；天命觀

史學界在探討我國古代的歷史觀念時，總脫離不了幾對關系，如瞿林東先生所言：“天人關系、古今關系和時與勢、理與道等幾個概念或幾個范疇，在中國古代歷史觀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在天人關系這一類探討中，天命史觀長期以來一直是古代史學家的主導思想。倫理道德觀念是傳統史家用于評論史事的標準、準則，在明末思想界曾掀起一股“反傳統”之風，這種風氣對史學的沖擊在朱國楨的史著中也有所反應。

朱國楨是晚明的一位重要史家，主要史學著作有《皇明史概》和《涌幢小品》，這兩部著作部秩較大，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盡管明代以前就有針對天命史觀批判之聲，但與同時代甚至清代的大多數史家一樣，朱國楨的史學活動仍然在天命史觀的影響之下展開。對于皇權的神圣、天子的獨尊毫不質疑，國家的興盛與衰敗，在他解釋的歷史世界中也只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不過對于具體的歷史問題，他更傾向于理性的分析，從人事的角度去解釋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人事與天命在他的話語中可以看作是和諧的統一，他重視個人能力、客觀環境等，但這些理性的分析又是建立在他既有的倫理觀念與天命思想的基礎上，所謂“順天應人”，人事與天命這二者之間并非截然對立的關系。

在《皇明史概》、《涌幢小品》中，朱國楨這種順天應人的天命史觀集中體現在對皇帝以及明代治亂興衰大事的評價上。

一、關于太祖起兵滅元的評價

朱國楨認為元末各地起兵，惟太祖得勝，奠定大明基業，正所謂“非神應何以能然”。[2]明代的絕大多數史家也都是以“天授”來肯定這位開國君主的地位，肯定本朝的正統地位的。不過對所謂“神諭”等附會之辭，如傳言太祖出生時就相貌奇異不凡，朱國楨有清醒的認識：

至體貌多奇異，殊不足據，非相篇已得其概。聞太祖之相時，有充拓變化不假，不改而精采日新，以璧加頸之夢甚奇。可以一時一貌，盡乎曰帝堯之苗裔，則凡海內諸姓，孰非帝王之后耶？[3]

他承認太祖相貌會隨時間、環境等變化有所改變，但是認為“以璧加頸”、“帝堯之苗裔”的說法甚為荒唐。

另外，以更加寬廣的眼光看，他認為元朝滅亡一方面在于元本身就不得正統，所謂“王統既裂，雜伯雜夷浸淫，并富疆失之，普天陷沒，至胡元而極”；[4]另一方面在于太祖的仁人善治，所謂“神武要于不殺，極仁也；舒慘合于時中，極密也；綱紀系于獨斷。聲律身度、自強不息、與道合真、與天同運?！盵5]元朝在朱國楨看來是夷狄入主，本身不得正統，統治被推翻是正統的回歸。太祖能起兵得勝，除了天意之外，還在于太祖的個人品質和治軍方法。可見，他的這些分析都是從人事與天命兩個方面入手的，而“與道和真、與天同云”正體現了他將人事、天命二者結合的思想。

二、關于土木之變與英宗復辟的評價

“土木之變”，皇帝被虜，在當時看來是何等屈辱之事，想必明朝的絕大多數史家在解釋這件事情上都會很為難。從情感角度出發，很多史家對這段史事記載都極盡美化，如記載英宗初被俘，險些遇害，但因氣度不凡被認出而得免；又如，在瓦剌受到禮遇與優待等等?！巴聊局儭焙笥⒆诒凰瓦€這一結局似乎稍稍緩解了史家們的尷尬，也激發了史家們對這個問題發表議論的興趣。陳建認為景帝不急于迎英宗，不應責怪，如此反而有“漢高分羹”之效。[6]朱國楨也認可這種政治策略角度出發的理性解釋，但似乎高度不夠，達不到情感上的滿足。于是認為這亦是天命使然：“幸神明呵護，我一時材臣猛將，兵事大飭。嘿奪虜心，不迎而送，不要挾而順從。山川如故，天地復完，豈非亙古來至危而安、至險而夷、至奇而平之事乎？”[7]又曰：“英皇之得歸，天威亦天意也。……夫夷狄亦天之并生并育，具有一點良心者，寧不后天而嘿嘿順天意以報大恩乎？”[8]所謂“神明呵護”、“天威”、“天意”是朱國楨從天命思想出發的解釋，而“材臣猛將”的作用與“夷狄”“報恩”之說又落實到人事上。

三、關于不同時期，治亂興衰之事的評價

在記載太祖平陳友諒時，把太祖與漢高祖相比，“太祖受天明命，與漢祖同其神武。紀律過之漢祖，善避什，復起復聚”。做到了從個人能力、戰略角度分析戰勝的原因。同時又以寬廣的眼光總結出戰勝的規律，即“一代創始，必有剪除妖纏，則星斗為明，妖滅則日月始朗，特有大小久近不同耳”，[9]只不過對于規律的概括又陷入天命。這一“規律”同樣用于對與之類似的“平張士誠”論贊中，他將張士誠比附項羽，謂“項王自悼曰天亡，天有所廢，必有所興。其興也，要當委曲相時奪勢善承之；亡則無可奈何。太史公深訾項王以謬。謬亦天也，終非戰之罪也！”[10]他也認為項羽敗亡是“天亡”，張士誠也如此。

朱國楨一生經歷明末六朝，明末弊政亦歷歷在目，從邊患到內部政爭，無一不刺激著他的觀感。只是他沒有經歷明朝滅亡，所以相信禍亂終有平息之日，弊政終有革除之時。盡管形勢令人悲觀，他還不

至于對明朝國運徹底絕望，這種悲觀中夾雜著希望的復雜情感便自然

表現在他對歷朝的禍亂弊政的評價中。

對于嚴嵩專政之禍，他怒斥道“世藩之惡，千古無二”，但最后禍亂被革除，朱國楨無以解釋這種至亂而平之事，感慨道“天實成之”，同時肯定了徐階的作用，“華亭作用，善承天意，至今令人心快也。”[11]再次將天命與人事結合在一起。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對于嘉靖時的江彬亂政終被平復，認為“宸濠一發即擒，南都久淹終返，擾攘中天下晏然，……似天假此，為世皇開先，成嘉靖之治?！盵12]

對于明朝面臨的嚴重邊患問題，冷靜分析人事方面的原因，認為守邊將士很重要：“內盜之起伏與用兵之勝負，全視守土者智愚、清濁何如?！盵13]朱國楨也善于從形勢變化上把握規律，如記載安南叛服：“安南事人皆以吳漢東晉兼并為例，不知古今之事勢，強弱便利不同。宋末漸強，勝國三破之而不能，有我明之定之，悉郡縣其地而亦終歸于棄匪。直形勢之不便，亦事力之有所不給也。[14]從歷史中總結得出，安南對中原王朝的叛與服與“事勢強弱便利”有關，明朝平定叛亂而沒有控制其郡縣，在于“形勢之不便”，“事力之不給”。

總之，朱國楨所處的時代環境、所受傳統教育、個人安于現狀的稟性共同決定了他對史事的看法終究難以擺脫天命思想的束縛。他雖盡量以史家求真的態度從人事上理性的闡釋歷史，但對待所謂的“天子”、“國運”無力質疑，也無意質疑，對待國勢的衰落，社會的變亂無可奈何，不能夠做出除了上天安排之外的其他解釋。

參考文獻：

[1]瞿林東：《天人古今與時勢理道——中國古代歷史觀念的幾個重要問題》，《史學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3]（明）朱國楨：《大政記》卷6，《皇明史概》，第399頁。

[4][5]（明）朱國楨：《大政記》卷6，《皇明史概》，第384頁。

[6]（明）朱國楨：《大政記》卷15，《皇明史概》，第909頁。

[7]（明）朱國楨：《大政記》卷16，《皇明史概》，第961頁。

[8]（明）朱國楨：《大事記》卷19《北狩》，《皇明史概》，第4693頁。

[9]（明）朱國楨：《大事記》卷2《平陳友諒》，《皇明史概》，第3495頁。

[10]（明）朱國楨：《大事記》卷3《平張士誠》，《皇明史概》，第3552頁。

[11]（明）朱國楨：《大事記》卷36《嚴嵩》，《皇明史概》，第5940頁。

[12]（明）朱國楨：《大事記》卷26《錢寧》，《皇明史概》，第5235頁。

[13]（明）朱國楨：《大事記》卷17《撫剿叛氓》，《皇明史概》，第4531頁。

[14]（明）朱國楨：《大事記》卷14《北兵》，《皇明史概》，第4293頁。

作者簡介：

白海燕（1983年—），女，講師，碩士研究生，畢業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方向：歷史學、黨史、黨的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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