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中國向社會主義方向轉變的開始。經過一段過渡時期,1956年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進入建設社會主義具體道路的探索時期,直至1978年。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經在全國范圍確立起主導地位,唯物史觀廣泛普及,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許多領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時也經歷了嚴重曲折,有著深刻的經驗教訓。

(一)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研究。

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全國范圍確立主導地位,唯物史觀原理普及以后,一個相當迫切的任務是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指導下建立起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理論結構,以作為具體歷史研究更為切近的指導原則。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初,便廣泛地開展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命題的研究,包括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分期、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關于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問題的討論,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以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少數民族研究的理論探討,以及中國近代史的理論探討。通過上述一系列理論問題的探討,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對于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的認識大大加深。討論中分歧意見甚多,有些見解是可以逐步接近的,有些則難以接近,這就需要進一步審查所持的理論前提。而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學者從這方面進行思考。關于農民戰爭的理論探討,按照唯物史觀理路,是要解決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而當有些學者無限拔高和突出農民戰爭,以至要用農民戰爭史(階段斗爭史)來代替封建社會史(文明史)研究時,分歧便難以調合。歷史人物屬于歷史主體,唯物史觀不可能完全脫離人來研究社會歷史,當時關于歷史人物評價的理論探討,主旨在于希望借此進一步認識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當階級斗爭觀點被日益突出,農民戰爭被無限拔高時,60年代中,歷史人物,尤其是剝削統治階級人物的研究,終于成為禁區。

(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系統翻譯出版,以及列寧、斯大林全集和毛澤東著作的系統出版,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理論建設,它逐步地提高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理論水平。

在黨和政府的組織領導下,經過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無論是文明史前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還是文明史各時期的考古發掘,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并有許多震動世界的發現,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更為廣泛系統的實物史料。

文獻史料的整理,古代的如《資治通鑒》、《二十四史》的整理標點。尤其是近代史料的系統整理,如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一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國科學院經濟所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以及《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等一系列檔案史料的整理出版,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展。

在中央民委和人大民委組織領導下,廣泛進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積累了數千萬字民族史資料,并拍攝了十幾部反映少數民族歷史和現狀的科學記錄影片,這方面成就更是超越千古,為民族史研究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三)中國古代的斷代史研究,較之解放前大有拓展與深入。

原始社會史研究,有尹達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夏鼐的《考古學論文集》;賈蘭坡、裴文中、吳汝康有研究北京猿人、河套人、山頂洞人、資陽人的著作;吳恩裕探討了中國國家起源問題。先秦文明史在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討論中有了較深入的探討,李亞農有《殷代社會生活》、《西周與東周》;春秋史研究較弱,僅有林漢達的《春秋五霸》;戰國研究以楊寬的《戰國史》為代表,他的《古史新探》是研究古代禮制的結晶。先秦思想史研究成績較多,有杜國庠的《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趙紀彬的《論語新探》、楊向奎的《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三冊。通述先秦史的,有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王玉哲的《中國上古史綱》。秦漢史研究,通述著作有何茲全的《秦漢史略》、楊翼驤的《秦漢史綱要》。專門史研究有賀昌群著《論兩漢土地占有形態的發展》、安作璋的《西漢與西域關系史》、漆俠的《秦漢農民戰爭史》等。秦皇、漢武、董仲舒、王充、司馬遷、張衡都有專門研究著作。秦漢以后的“荒原”已逐漸開墾。魏晉南北史研究,通述著作有何茲全的《魏晉南北朝史略》、王仲犖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初史》上冊。專門史有唐長孺的《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湯用彤、任繼愈的《魏晉玄學中的社會政治思想略論》,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任繼愈的《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等。人物研究的熱點是曹操,諸葛亮、陶淵明也有學者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亦較興盛,通述著作有楊志玖的《隋唐五代史綱要》、韓國磐的《隋唐五代史綱》及吳楓等的《隋唐五代史綱》。專門史有韓國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賀昌群的《漢唐間封建的土地國有制和均田制》和《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谷霽光的《府兵制度考釋》、漆俠的《隋末農民起義》等。一些政治、文學、佛教人物有專傳。宋、遼、西夏、金史研究比較薄弱。宋代尚無專史。鄧廣銘有《王安石》、《岳飛》和《辛棄疾傳》,漆俠有《王安石變法》。另外還有一些經濟史、農民戰爭史和人物研究。除陳述的《契丹社會經濟史稿》,遼金史基本處于史料搜集階段。西夏史尚無人研究。元代這時也無專史,韓儒林、陳高華等有一些論作。明史研究,通述著作有李洵的《明清史》、李光璧的《明朝史略》。謝國楨有《南明史略》,主要是實證研究。專門史有尚鉞的《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傅衣凌的《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和《明清農村社會經濟》,陳詩啟的《明代官手工業研究》,王毓銓的《明代的軍屯》,韋慶遠的《明代黃冊制度》,張維華的《明代海外貿易簡論》,洪煥春的《明末農民戰爭史略論》,丁易的《明代特務政治》,江應木梁的《明代云南境內的土官與土司》。人物傳記有多種,較有影響的是吳晗經過修改的《朱元璋傳》及嵇文甫的《王船山學術論叢》。清代研究較薄弱,尚無斷代清史著作。專門史有楊端六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葉世昌的《鴉片戰爭前后我國的貨幣學說》,以及一些地方經濟史及苗民起義著作。學者、文學家的傳記有些史家研究,還有一些實證性研究以及論文。總起來看,馬克思主義的清史研究此時尚未全面展開。

(四)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顯著進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顯著進展,是這一時期史學的一個特色。中國近代史包括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歷史進程。這里說的顯著進展,主要是1840年至1919年的近代史前期的研究。至于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近代史后期(當時稱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則相當薄弱。

胡繩在《歷史研究》1954年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引發了一場關于中國近代史(前期)的理論探討。通過對中國近代史分期標準、發展線索等問題的探討,逐步形成了中國近代史前期的基本研究框架,即一根主線(階級斗爭)、兩個過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這個研究框架的制定,對于中國近代史研究初期的開展有過推進作用。但當近代史研究進一步發展時,這個框架則限制了研究者的視野,妨礙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和深入。當時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是在這個框架范圍內展開的。較有影響的近代通史著作是1958年出版的林增平著《中國近代史》二冊、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第1卷,還有延及近代的中國通史著作及若干教材。

近代前期的重要事件都有了專著。如金家瑞、鮑正鵠等的多種同名的《鴉片戰爭》,蔣孟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是當時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熱點,以羅爾綱用力最勤,除出版十幾種有關太平天國史事文獻的考訂性著作,還初步運用唯物史觀撰寫了《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和《忠王李秀成傳》。還有牟安世的《太平天國》,酈純的《太平天國制度初探》、《太平天國軍制官制探略》及江地的《捻軍史初探》。洋務運動當時沒有被列為近代史重大事件,除姜鐸等極少數學者撰文主張對洋務運動一分為二、具體分析外,基本上取否定態度。牟安世有《洋務運動》,還有《中法戰爭》。鄭昌淦有《中日甲午戰爭》,戚其章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戰》。戊戌變法當時被作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但肯定了它的進步作用,胡濱有《戊戌變法》,湯志鈞有《戊戌變法簡史》及《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義和團運動被作為三次革命高潮之一,但研究并未深入展開,金家瑞有《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史當時是近代史研究兩大熱點之一,黎澍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政治》,吳玉章、陳旭麓各有《辛亥革命》,章開沅有《武昌起義》,胡繩武、金沖及有《論清末立憲運動》,李時岳有《辛亥革命時期兩湖的革命運動》及《張謇和立憲派》。

1919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近代史后期,當時習稱中國現代史,研究相對較弱。研究跨越前后期北洋軍閥史的,有來新夏的《北洋軍閥史略》。關于這一時期的還有丁守和等的《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華崗的《五四運動史》、葉蠖生等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簡史》、宗澤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略》等。研究中共黨史、革命史的,有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何干之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胡華的《中國革命史講義》、廖蓋隆的《新中國是怎樣誕生和成長的》等。李新等主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試圖突破革命史框架,寫出這一時期的通史,實際也還有距離。

(五)中國專門史研究的拓展與深入。古代的斷代專門史研究前文已述,這里簡要介紹一下這個時期通史性的和近代的專門史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民族史研究解放前已有開展,這一時期則更為擴展、深入。經濟史、對外關系史也取得一定成績,史學史、歷史地理學等也已開展起來。

1.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較為興盛,如張岱年的《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1、2卷等。其中在海內外影響最大、最有代表性的當是侯外廬主編的5卷6冊的巨著《中國思想通史》。胡寄窗以個人之力完成《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中、下三冊120萬言的專著,盡管不無可議之處,仍是這一時期擴展了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有成就的著作。中國近代思想研究,除石峻等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這時期尚無近代思想的通史性著作,主要是思想史的個案研究,著作有多種。越出個案研究的,有趙靖、易夢虹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胡濱的《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

2.50年代,延至60年代初,我國經濟史研究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屬于物質生產史研究的有荊三林的《中國生產工具發展簡史》、王毓瑚的《中國古代農業科學的成就》、劉仙洲的《中國古代農業機械發明簡史》、辛樹幟的《中國果樹歷史的研究》、農業遺產研究室等的《中國農學史》上冊等。關于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及瓷器、金屬冶煉、科技人物等,也多有著作。研究交通的有章巽的《中國古代的海上交通》。研究金融貨幣的有王毓銓的《中國古代貨幣的起源與發展》、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鄭家相的《中國古代貨幣發展史》。研究社會經濟關系的有吳大琨的《中國的奴隸制經濟與封建制經濟論綱》、伍丹戈的《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等。還有若干地方經濟史的著作。

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也是較受重視的。如傅筑夫、谷書堂的《中國原始資本積累問題》,關夢覺的《中國原始資本積累問題初步探索》,彭雨新的《清代關稅制度》,魏建猷的《中國近代貨幣史》,張郁蘭的《中國銀行業發展史》,周秀鸞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楊培新的《舊中國的通貨膨脹》等。研究外國在華經濟活動的,如吳承明的《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孫毓棠的《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獻可的《近百年帝國主義在華發行紙幣概況》等。較為系統地介紹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如孟憲章的《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吳杰的《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人民大學、湖北大學都有中國近代經濟史教材。孔經緯則有《中國經濟史略———明清至抗戰前》及《續中國經濟史略———抗戰至解放前》。

3.由于大規模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積累了豐富的資料,以及多種民族史資料的整理出版,民族關系等理論問題的探討,提高了民族史研究者的認識水平。60年代,在上述工作基礎上,編寫了五十多個民族的簡史,1964年已內部編印成書,由于文革耽擱,沒有正式出版。這一時期公開出版的民族史著作有十多部,成績最大的是馬長壽。他的《突厥人和突厥汗國》、《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與奴隸制度》、《烏桓與鮮卑》、《北狄與匈奴》,都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他此時已經完成的另外三部同樣學術水平很高的著作《氐與羌》、《從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和《彝族古代史》,直到“文革”后才出版。另外還有白壽彝著的《回回民族的歷史和現狀》等。

4.中外關系史研究已經開展,50年代出版了多種著作。古代的,如齊思和著《中國與拜占廷帝國的關系》、賀昌群著《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田汝康著《17—19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季羨林著《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還有多種著作述及中國與朝鮮、越南、印度、印尼、亞非各國的友好關系。近代則主要是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及對中國某一地區如臺灣、西藏的侵略。以揭露美國侵略中國的著作最多,如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卿汝梅著《美國侵華史》第1、2卷。丁名楠、余繩武等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則較全面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列強對近代中國的侵略。

其它如史學史,1961年文科教材會議,將編寫中國史學史教材的任務提上日程,確定由白壽彝負責古代部分,吳澤負責近代部分。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召開史學史研究座談會,還有不少學者撰文,就史學史研究的目的、對象、任務、研究內容及分期等問題展開討論。歷史地理學已經取代了沿革地理。

1954年吳晗關于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建議為毛澤東采納,組成了重編改繪楊圖委員會,范文瀾、吳晗、尹達曾先后領導這項工作,并由譚其驤任主編。譚其驤從編繪實踐中發現,改編楊圖已無必要,乃決心重編新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這兩門學科工作的開展培養了人才、積累了資料,為以后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六)中國通史的修訂與新編。解放后,范文瀾在幾位學者協助下,改寫《中國通史簡編》,規模擴大,內容擴充。由于政治運動的不斷干擾,到范文瀾1969年逝世,“簡編”修訂本只出到四冊,從遠古寫到隋唐五代。此書雖未寫完,已以其觀點鮮明、資料豐富、行文凝煉而流暢,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通史著作。宋代至鴉片戰爭部分,“文革”后由蔡美彪等學者續寫完。

呂振羽解放后對《簡明中國通史》修訂了三次,以1959年修改較大,主要是修訂、完善了若干理論認識,內容也有所擴充,但全書基本結構沒變。1963年呂振羽蒙冤入獄,此書影響劇減。

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從1958年開始編寫,1962年部分初稿完成,曾作為大學試用教材印行過。后經進一步修改擴寫,到“文革”后才出齊全書。

1961年高校文科教材會議,委托北大歷史系編寫高校歷史系教材,即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仍按西周封建說編寫。第2、3、4冊“文革”前已出版。翦伯贊本人執筆的第1冊尚未脫稿,便受到批判,并株連到全書。本書也是到“文革”后才出齊。

唯一出完全書的,是尚鉞主編的簡明扼要的《中國歷史綱要》,1954年出版。60年代初本書所持學術見解,被作為“修正主義觀點”而受到批判。

(七)世界史研究的開創。解放以前,我國整個史學界的世界史研究均極薄弱。馬克思主義史學除了一二種世界革命史著作,世界史研究基本上還是一片空白。解放后,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世界史研究被提上日程。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世界史研究所,各地高校相繼設立了世界史的教學研究機構。經過一段時間學習蘇聯史學,逐步地擺脫歐美中心主義束縛,開始從自己的角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世界歷史,并在若干領域取得一些開拓性進展,為以后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1.世界通史和分期史研究,由于我國原來底子太薄,只能從學習蘇聯起步。著作則主要是高校教材,如郭圣銘的《世界古代史簡編》、齊思和的《世界中世紀史講義》、沈煉之的《簡明世界近代史》等。1962年出版的由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由齊思和主編,中古部分由周一良、吳于廑主編,近代部分由楊生茂、張芝聯、程秋原主編),是我國第一部分量較大的世界通史著作,但受蘇聯多卷本《世界通史》的影響比較明顯。

2.洲別史研究中,以亞洲史研究成績較為顯著。如王輯五的《亞洲各國史綱要》、朱杰勤的《亞洲各國史》、童書業的《古代東方史綱要》、周一良的《亞洲各國古代史》、王啟民等的《亞洲各國近代史講義》、何啟發的《亞洲各國現代史講義》、丁則良的《近代亞洲民族解放斗爭的三次高潮與中國》。非洲史研究中,楊人木便1956年已寫成《非洲史綱要》,但直到“文革”后才出版。張鐵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是我國第一部中非關系史專著。歐洲、澳洲、美洲史研究僅少量論文,基本上沒有展開。

3.國別史研究中,也以亞洲國家較多。如童書業的《古巴比倫社會制度試探》、季羨林的《印度簡史》及《1857至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越南、朝鮮、印尼以及日本,也都有學者研究。歐洲國家研究中,有吳于廑的《古代的希臘與羅馬》,劉祚昌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史》,王榮堂、曹紹濂都有關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著作。美洲國家中,黃紹湘的《美國簡明史》和《美國早期發展史》是這一時期具有開拓意義的研究美國史的代表作。

4.世界專門史研究有一些零星的開展。經濟史如齊洪等的《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過程簡述》、林舉岱的《英國工業革命史》等。政治史如蔣孟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思想文化教育史,有陶大鏞的《社會主義思想史》、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二冊、馮至等的《德國文學史》二冊、楊周翰等的《歐洲文學史》上冊及毛禮銳、張鳴歧的《古代中世紀世界教育史》,羅炳之的《外國教育史》上冊等。

(八)經驗和教訓。由上略述,可以看出,解放后的前17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了許多成績,有些是重要而顯著的,但它卻并沒有取得它本來可以達到的更大的成績,而且還一再地發生令人痛心的曲折,其間有著許多的經驗教訓。社會政治方面的原因,暫且不談,即從歷史學自身而言,也很值得認真總結。馬克思主義史學自身的整體的理論建設,當時尚未提上日程,這就使得它在很多情況下實際上處于盲目的狀態。史學理論的整體建設盡管尚未提出來,但這時的歷史學卻不可能不遇到一些屬于史學理論范圍的問題。像史論關系一類問題在這里不再討論,只提出對當時史學發展有很大影響的兩個問題。

1.歷史、史學與現實的關系。陳伯達在1958年大躍進中,將“厚今薄古”的口號引進史學領域,并且成為1958年那場所謂“史學革命”的“綱”,在史學領域引起了許多荒誕的作法,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帶來了消極的以至破壞性的惡劣影響。當時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厚今薄古”盡量作出無損于歷史學的解釋,但是極為勉強,實際也難達到目的。因為“厚今薄古”提法的原意在重視現在,堅信將來,輕視過去。對于歷史科學來說,是根本不能接受這種輕視過去的錯誤見解的。

當時史學界流行的另一個口號是古為今用。已經消逝的“古”是不可能自動地為“今”用的,它的實際含義是要歷史學用研究古代所獲得的歷史知識來為今天的現實服務。應當說,這個提法是重視歷史學的社會功能的,但它卻沒有明確揭示和表達出歷史學所應具有的科學性質。濫用這一口號,便難以避免地會導致實用主義。這一口號在當時歷史學中的實際體現便是歷史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也不能說全錯,因為歷史學應當有服務于現實政治的功能。但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也應當為現實中的經濟、文化和教育服務,因此這種提法即使對史學的社會功能而言,也是不全面的,而且極易滋生流弊。當時歷史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以歷史與現實作古今類比,以歷史事實來解釋黨的方針政策。另一種形式是,為了以歷史知識配合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突擊組織編寫有關論著。由于政治的時限性、具體性、易變性,這樣突擊出來的東西,是很難考慮科學性而具有學術價值的,只能日益滋長起實用主義。到1965年戚本禹提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歷史學就完全成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政治的工具,毫無任何科學性可言,終于將歷史學推向絕境。

2.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關系。解放初,階級斗爭觀點被認為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唯物史觀的兩個基本要點之一。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則被理解為從歷史事物產生的實際歷史條件出發,從發展中來考察歷史事物,它之被提出就是對濫用階級斗爭觀點而導致的非歷史主義傾向的限制。但在1957年以前兩者可以說是并行不悖。1958年“史學革命”,階級斗爭觀點被片面強調,給歷史學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引起相當一批史家的深思。從這時起,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思想理論領域逐漸公開分化。從1959年開始,郭曉棠、翦伯贊等學者大聲疾呼運用階級觀點必須與歷史主義相結合,竭力提倡歷史主義,以求探尋一條較為務真求實的史學道路。另一部分史家則沿著“史學革命”的方向走下去,并決心將這場“革命”進行到底。60年代初,階級斗爭是歷史唯物主義核心的觀點被有的史學家提出,并很快支配史壇,政治領域更逐漸形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政治路線。歷史主義與片面突出階級觀點這兩股史學思潮在1963年終于迸發成一場全國性的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論戰。論戰從林甘泉的《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和寧可的《論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論難開始,很快波及全國。論戰主要圍繞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的涵義、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關系兩個問題而展開。當時對于前者的提法,細分起來有十多種。對于后者的見解,至少也有九種。限于篇幅,這里無法細述。總起來看,關鋒、林聿時等學者進一步發揮林甘泉的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完全一致論,并進而提出二者相互包含論,實際上是用階級觀點消融歷史主義,否認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的獨立存在價值。寧可、李文海等學者則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是與階級觀點有別的兩個理論概念,應當在承認二者區別的情況下,按照一定條件使二者統一起來。堅持歷史主義一派強調歷史主義的獨立存在價值,借此限制階級斗爭觀點濫用而給歷史研究帶來的消極影響,以求比較如實地去研究歷史。許多具體歷史研究者接受這種思潮影響,對歷史事物采取了比較客觀平實的態度。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它對歷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這種觀點的主張者,也接受階級觀點是唯物史觀的核心與文明史是階級斗爭發展這樣兩個理論前提,顯示了這種主張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這場論戰以學術論爭開始,最終則是政治大批判扼殺了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思潮。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就被推向了絕境。

(九)“文化大革命”時期。1965年11月姚文元評吳晗《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被認為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當有些學者認為姚文元的蠻橫批判不符合歷史事實,根據史實撰文起來澄清問題時,竟被指責為以學術研究干擾政治大方向。學術研究本身便被判定為方向錯誤,這就意味著歷史學的科學性在現實中已無存身之處,它只能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政治工具。當“文化革命”發展到運動群眾階段,所有學術刊物被停止,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被整垮,以至整死,整個馬克思主義史學一片蕭瑟。“文化革命”時期的臺前史學,前期以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為代表,借批判影片《清宮秘史》的名義,極歪曲近代歷史之能事,以達到攻擊打倒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革命家的目的以為今用。林彪集團垮臺后的“文革”后期,江青集團又炮制出儒法斗爭的陰謀史學,公然提出搞歷史可以七真三假,實際是為著陰謀政治需要,可以任意地歪曲史實,從而極大地破壞了歷史學的聲譽。1976年10月“文革”結束,其后的兩年多時間,史學界主要是對江青集團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破壞,以及他們煽動的影射史學的實質與手段進行揭露和批判。這是一個過渡時期。歷史學家如何清醒地意識到歷史學自身作為社會的一個分工領域的基本任務及其存在價值,仍需要一番艱苦的思索與努力。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責任編輯:蔡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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