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從章太炎有關語言研究的作品入手，對其在這些作品中引入的西方語言學思想及術語加以考察，總結其在中國理論語言學的形成過程中做出的貢獻，凸顯其對中國近現(xiàn)代語言學產(chǎn)生的影響。
關鍵詞： 章太炎；語言學思想；譯介；影響
中圖分類號： 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6822（2015）03-0086-09
1. 引言
眾所周知，中國普通語言學或是說中國理論語言學是從浙江胡以魯《國語學草創(chuàng)》（1912）發(fā)端的。但若細究，就會發(fā)現(xiàn)章太炎早在1906年和1910年就率先做了一些工作。站在中國理論語言學的立場來看，引進西方語言學理論思想的發(fā)端者應該是章太炎。盡管早在1898年馬建忠在《馬氏文通》中也引入了部分理論和術語，但他的著作是語法性質(zhì)的，不屬于普通或理論語言學的范疇，所以不計在內(nèi)。
縱觀典籍文獻，何九盈（2005）、趙振鐸（2000）等都曾論及章氏在引進國外語言學理論中做出的貢獻。但遺憾的是，針對章氏在國外語言學思想及術語譯介方面的研究幾近空白。
本文主要以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國粹學報》1906年第24期、25期）、《新方言》（《國粹學報》1907年第34-43期）和《語言緣起說》（參見《國故論衡》日本秀光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為著眼點，窺見他在引進國外語言學思想及術語方面做出的貢獻。
2. 章太炎治學經(jīng)歷
章炳麟（1868-1936），字梅叔、枚叔，浙江余杭人，因仰慕顧炎武，改名章絳，別號太炎。章太炎先生是一位思想家、革命家，在語言文字學研究方面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樸學研究的集大成者，現(xiàn)代語言學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他將“小學”改為“語言文字學”，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我國語言學界一位承前啟后的大師。
他早年受學于俞樾，繼承了戴震、王念孫等小學名家的治學傳統(tǒng)。在避地日本時，他受國外語言學理論的影響，同時又受梵語研究的影響（參見后文），促使他以嶄新的視角看待漢語的語言現(xiàn)象。
在治學過程中，他以歷史為源流、以現(xiàn)代語言學思想和方法為依歸、以語言事實為根本，從新的視角對過去的理論加以批判和分析，糾正其中的誤謬或不當?shù)挠^點；對語言中的新現(xiàn)象，采取現(xiàn)代語言學的視角加以分析。這樣的研究路徑似乎是前無古人的，對中國當時學界走出“舊范式”、走向“新范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被認為是語言學研究中新舊交替的過渡，標志就是以其為首的“章黃之學”。
從二十九歲開始，章太炎先生就發(fā)表有關語言文字學的篇目。其后十年間，他的相關論文散見于報端，抑或是綜合性的學術著作之中。四十歲之后，他語言文字學的論述漸豐，《論語言文字之學》（1906）、《新方言》（1907）、《初步梵文典序》（1907）、《小學答問》（1909）、《文始》（1910）、《國故論衡》（1910/2006）等相繼問世，其語言文字學理論大都是在這個時期提出的。其中，最為重要的語言文字理論成果為《論語言文字之學》、《語言緣起說》、《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1907）等。晚年，他也曾對早年的語言文字研究加以修訂。
3. 語言學理論思想的譯介
從語言研究的角度說，譯介既是傳播語言文化思想賴以發(fā)生的基礎，又是延續(xù)其生命的有效手段。就譯介發(fā)生的本質(zhì)而言，譯介須跨越兩種言語符號，這兩種符號可屬同一語言體系，也可屬不同語言體系，或是同一時間段內(nèi)不同的語言符號，抑或是不同時間段內(nèi)相同或不同的語言符號。同一語言不同時間段的語言符號間的譯介行為，屬于美國語言學家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于1959年在《論翻譯的語言學諸方面》（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語內(nèi)翻譯，而不同語言中相同或不同時間段的語言符號間進行的譯介則屬于雅氏的語際翻譯。
無論哪種文化，在其傳播和繼承中都存在語內(nèi)翻譯現(xiàn)象。譬如，《易經(jīng)》、《詩經(jīng)》、《老子》等古文經(jīng)典的歷代詮釋和選注。若從語際角度看，中外文明無不根植于文化的譯介傳統(tǒng)之中。在印度佛經(jīng)引入中國的過程中，漢語的韻律修辭和語法詞匯就頗受梵文語言文化的影響，歐美的語言文化亦是如此。古希臘語言是在接受并改變腓尼基語音系統(tǒng)基礎上形成的，拉丁語的傳統(tǒng)是對古希臘和希伯來傳統(tǒng)的繼承和轉化，英語語言文化的形成更是建立在對其他優(yōu)勢語言文化的譯介基礎上的。譬如，英語文化的兩個主要的源泉，即《圣經(jīng)》和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基本上是譯介自他文化的。可見，譯介形成的歷史非常悠久。從發(fā)生學的角度說，譯介構成了世界各大文化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基礎條件，也是世界文化相互傳播的主要媒介。
之所以譯介的形成沒有與各個學科保持同步發(fā)展，原因是多重的：其一、與西方哲學中的語言學轉向有關：原來語言只是哲學家探索真理的工具，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哲學家轉而研究語言，促生了現(xiàn)代語言學，且現(xiàn)代語言學特別重視語言本身的研究，因而人們還尚未關注思想文化的傳播方式和現(xiàn)象；其二、文化傳播越來越頻繁，因而譯介的地位和作用，也隨之凸顯出來。因此，譯介作為世界文化相互傳播的媒介加以研究，就理所當然了。
譯介研究屬于歐美翻譯研究范疇，統(tǒng)稱為translation studies，目前還沒有專門的術語。謝天振曾提出“medio-translatology”來命名“譯介學”（1991：1），但從媒介學的角度出發(fā)研究比較文學的，不適合語言學，甚至是全學科的“譯介研究”，因此不能照搬沿用。譯介研究本質(zhì)上是以各種翻譯方法為手段，引進和介紹國外文化思想，因而其命名可按照translation + introduction的模式，用transductology來命名，即譯介研究的統(tǒng)稱，從而語言學典籍的譯介研究可以是linguistic transductology或transductology of linguistic works。同理，研究中國文學譯介的可以是transductolgoy of Chinese literature。若指譯介行為，則用transducting；若指譯介文本，可用transducted text，也可用trans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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