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晏子既有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應思想，兩者分別影響了荀子與董仲舒等儒家，但兩者在晏子思想中并不矛盾，都指向重人事，這是晏子思想的主題。晏子還具有豐富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認為人的價值高于神與物，可能影響了儒家思想，晏子關于毋盡民力、省刑罰、推恩、不與民爭利、與民同樂等民本思想，也影響了儒家（尤其是孟子），晏子可視為儒家的先驅人物之一。

[關鍵詞]晏子；天道；人本；民本；儒家

[作者簡介]袁青（1987-），男，哲學博士，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講師（上海200234）

任繼愈先生曾說：“人類自從脫離動物界，進入人類社會，關心的重大而根本的問題是探索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探索人對自然界的影響以及自然界對人的影響，也就是古人所說的‘究天人之際’。”任繼愈：《天人之際》，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頁。這也就是說，天人觀是哲學中的一個永恒的問題。作為先秦一位先于孔子的重要思想家，晏子對這個問題也有所論述，本文擬從晏子的天道觀出發，論述其人本思想，以發掘晏子獨特的思想價值。

一、天道不諂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載：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損”當作“益”——引者注）？”

此段記載又見于《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齊國出現彗星，齊景公令祝去禳除，晏子認為這是徒勞的，他提出“天道不諂，不貳其命”的命題，杜預解釋說：“諂，疑也。”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115頁。因此，“天道不諂”即“天道不疑”。張岱年曾說：“上古時代所謂天，本有兩重意義，一指有人格的上帝，一指與地相對的天空。”

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20頁。晏子的“天”兼有這兩種意思：一方面，“天之有彗”中的“天”指天空，或更廣義地說，指自然界，此類情況在《晏子春秋》十分常見，如《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所載“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晏子春秋·外篇第七·太卜紿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所載“動地”皆是此類；另一方面，“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天降下穢德，目的是為了禳除人間的穢德，這樣使得“天”具有意志，已不僅僅是自然之天，類似于有人格的上帝，所以《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說：“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載：“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在這些地方，天都具有人格意志，頗具有天人感應的色彩。

由于晏子的“天”兼有自然之天以及有人格的上帝兩層含義，故而晏子的天人關系也表現為天人相分與天人感應兩個看似矛盾的命題。

首先，對于表示大自然的“天”，晏子認為大自然有自身運行的規律，這是人力所不能改變的。《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載齊景公想到自己以后要死亡感到十分悲傷，晏子對齊景公說：“夫古之有死也，令后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為可悲？”這是晏子的生死觀（《晏子春秋》中關于生死類似的論述還見于《內篇諫上第一·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內篇諫上第一·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外篇第七·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等篇中），而生死觀是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錢穆就說：“人類對宇宙，對人生，有一個最迫切最重大的問題，便是生和死的問題。”

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第2頁。在其中，晏子提出“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的命題，認為“盛衰”“生死”等都是天之職分，非人力所及，而國家的治亂則取決于君王的施政措施是否得宜，所以說：“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侍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國家的大治不能靠“致五帝”等巫術與祭祀，而是靠君主的施政方針；至于“生死”“盛衰”等自然之事，則非人力所能改變，而是天之職分，這可說是一種天人相分的思想。這種思想后來為荀子所發揮，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明于天人之分，可謂至人矣。……天有其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在荀子看來，“天及神鬼妖怪，都不是支配并干涉人類的神物，而只是單純的物質自身。人類生活中的吉兇貧富禍福，乃是人類活動的必然結果”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重慶：文風書局，1944年，第273頁。。晏子關于天人相分的思想雖然沒有荀子明確，但在荀子之前仍是一種寶貴的思想，可視為荀子天人相分的理論來源之一。

其次，晏子又有濃厚的天人感應色彩。《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景公游公阜一日有三過晏子諫第十八》載，景公睹彗星召伯常騫是禳去之，晏子諫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圣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圣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在此，晏子認為彗星的出現是天對君主施政措施不當的警告，若君主就此改變不合理的政治方針，那么彗星自會消亡；反之，若君主繼續施行暴政，那么上天會出更多的災異來警示君主。這是一種典型的天人感應論。在《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中，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景公說：“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回答說：“齊當之。”顯然晏子是認同“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的論斷的，而晏子提出去除熒惑的方法是：“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這些觀點都認為上天能對人間賞善罰惡，災異是上天對君主的警告，若要順于天，就必須行善政，所以晏子又說：“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三·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晏子春秋》這種天人感應思想，為后世董仲舒等人所繼承，董仲舒說：“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董仲舒將上天對君主的警示分為“災害”“怪異”“殃咎”三個階段，當然這相對晏子來說更為精致，但晏子這種思想可視為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的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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