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右軍法，親自為王羲之作傳之外，他在位期間下大氣力詔求天下古賢書跡，尤以王羲之為重，并多次組織進行官方的整理工作，優(yōu)厚的征求回報使得民間情緒高漲，一時“天下爭古書詣闕以獻”，內府所藏得到了很大的補充。晉、宋人墨跡之中，非吊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歷代名畫記》云：“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云，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尤其是獲取《蘭亭序》的過程成為千古佳話，為此太宗也給予了蕭翼、房玄齡和辯才和尚豐厚的回報。

貞觀年間發(fā)生的書法鑒藏相關活動是較為密集的。先是“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鐘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這應該是階段性成果，其中包括鐘、王、張芝等名家，也包含其他工書者。此外，另有徐浩所云：“太宗大購圖書，內庫有鐘繇、張芝、張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百卷。貞觀十三年（639）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縫，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在韋述《敘書錄》中也有相關記載：“右軍之跡，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為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帙。”內府整理工作大致有兩個方向，其一是對所有藏品整理編目；其二是針對王羲之法書墨跡的鑒定編目工作。由于太宗偏好，這一工作往往更為細致，重賞之下，四方妙跡咸至，太宗命內府拿出右軍書跡來參校以鑒真?zhèn)蝺?yōu)劣，使褚遂良、王知敬負責主要的科簡工作。《敘書錄》和褚遂良所撰《晉右軍王羲之書目》明確記載了右軍書跡的詳細數(shù)目，然而，這些統(tǒng)計結果很可能是有誤差的。由于唐太宗在處理二王問題的態(tài)度偏差過大，使得很多投機者將王獻之的手跡裁掉名款充作右軍書跡進奉以博取更多的利益，這些手跡即便是都要經(jīng)行家里手過眼，但以二王之間的淵源論，很難將二者完全辨析清楚。這種濫竽充數(shù)的現(xiàn)象在當時并不新奇，李世民所撰《斷賣佛像敕》中便提到了當時一般工匠只圖利潤來私造佛像之事。

唐太宗是一位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在文化建設方面同樣是眼光深遠。他精心學習王羲之的書法，身體力行的追摹他所樹立的典范，并常與近臣有相關的討論和互動，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8）是他研討書法的主要臣僚，他還經(jīng)常將書法賞賜給大臣，在他周圍逐漸養(yǎng)成了濃厚的文藝氛圍。在這樣的條件下，唐太宗不失時機地讓高手匠人（如馮承素、湯普徹等）高精復制王羲之的精品手跡，然后賞賜近臣。現(xiàn)存馮承素（617-672）摹本《蘭亭序》便是當時眾多復制品中的上品，可謂下真跡一等。唐何延之《蘭亭記》載：“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shù)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值錢數(shù)萬也。人間本亦稀少，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另據(jù)褚遂良記載，貞觀十三年，出王羲之真跡《樂毅論》，命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等人模寫，賜給了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魏徵等人，“并筆勢精妙，備盡楷則。”這種開枝散葉的做法也使得大臣能夠體味到王羲之的高妙，受到切切實實的影響。這一創(chuàng)舉可謂唐太宗于書法史之一大貢獻，其在古代官藏較為集中的情況下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使王羲之的影響體現(xiàn)出社會效應，進而達到唐太宗文治思想的初衷；另一方面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做了一層保險，一旦官藏珍品遭遇不測，還能夠延續(xù)其生命力。神龍本《蘭亭序》便是最好的例證。

自南朝始，裝潢裱褙就成為了內府保存法書名繪的必要環(huán)節(jié)。至唐太宗時，內府裝潢保存工作已經(jīng)比較成體系，除秘書省所設熟紙匠、裝潢匠各十人之外，貞觀二十三年，弘文館置揭書手、熟紙匠和裝潢匠，專門從事古跡法書的裱褙、保存及復制工作。以當時情況推測，當是內府藏品規(guī)模日趨龐大，且弘文館為太宗非常倚重的文化機構，需要與秘書省分擔法書圖籍的整理傳播工作。貞觀時期的整理工作沿用了南朝的押署跋尾制度，還開創(chuàng)性的制作了“貞觀”小印印縫及卷之首尾：“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縫，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目前，貞觀時期內府藏右軍書跡具體目錄的官方紀錄無從可考，褚遂良的相關記載成為了最重要且最有說服力的憑證。當時除了褚遂良之外，還有王知敬、長孫無忌、魏徵、楊師道、韋挺、馮長命等參與過法書墨跡的鑒識工作，并留有簽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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