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巔峰時期，是封建社會中國文人最開放的時期，它繁榮發展了豐富多彩的人文藝術，如文學、音樂、書法、繪畫等。然而，宋代之后，封建文化由昌盛走向衰弱，因此，宋代書法也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晉唐筆法與宋代書法

筆法是我國書法理論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據傳早在東漢時期，蔡邕就著有《筆訣》，并一直被書家視為至寶，引用至今。古代文人將筆法當作秘訣，他們都很保守，決不輕意告訴人。據傳有位叫韋誕的書法家，是蔡邕的學生，藏有蔡邕的《筆訣》，另一位書家鐘繇想借《筆訣》看一下，但遭到拒絕。鐘繇為了表示誠意，竟用力捶胸直到吐血昏死過去，然而終究沒能看到《筆訣》。最后韋誕把《筆訣》作為陪葬品埋入墓中。鐘繇派兵丁挖墓，得到了《筆訣》，書藝大進。傳說雖不足信，但可以證明筆法理論的重要性。

論筆法，不得不提到晉唐。晉唐筆法之精妙在于絞轉、裹束、衄挫的往復摻揉，線條無論起收行進，處處掙扎而又通透，此為筆法的最高境界。關于筆法，最精妙者還屬魏晉，唐代只是對魏晉筆法的繼承。從后世留存的晉唐法帖來看，盡管唐楷法度嚴謹，但筆法上仍大量使用側鋒，而使用側鋒則為魏晉書法非常重要的特征，陸續出土的魏晉南北朝書法墨跡可以說明這一點。

材料出現了以羊毫為主的軟毫。清代書家朱履貞在《書學捷要》中說：“學書要識古人用筆，不可徒求形似……法不得，則虛積歲月，用功徒然。工夫淺，則筆畫荒疏，終難成就……”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既缺少筆法的口傳身授，又使用了與前人不同的書寫工具，加上審美趣味的改變，宋代書法已與晉唐書法逐漸拉開距離，側鋒使用已不那么自然和普遍。做得較好的，僅宋初李建中、林遒和“宋四家”等為數不多的書家。“宋四家”中做得最好的，是蘇軾。黃庭堅在《山谷題跋·跋東坡墨跡》中評價東坡的書法：“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于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蘇軾放懷山水，超然物外，作書法既得晉韻，又深諳唐法。

也許我們可以這么說，宋代是晉唐書法與明清以后書法的一個分水嶺，晉唐書法以側鋒取勝，而明清以后的書家則多只知書法之中鋒而不知側鋒幾何。同時，由于筆法的缺失，也使得宋代書家追求書法的另一個層面，即更注重性情。宋代書法“尚意”除了文人的世俗化原因，筆法技巧的相對單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名家與“尚意”書風

自唐安史之亂至宋，數百年的戰亂紛爭，導致書法的傳承出現了斷層。北宋統一以后，宋太祖一介武夫，對書法未給予重視，更沒有采取唐代那樣的各種措施，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對待。歐陽修曾感慨：“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廢于今。”這樣，宋代書法在延續晉唐余韻的基礎上，就形成了自身的時代特點：一是由于筆法的缺失，少了唐人嚴謹的法度，而是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現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書風。蘇軾的“吾書意造本無法”，黃庭堅的“凡書畫當觀韻”，強調“韻勝”，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將書法同其他文學藝術形式結合起來。宋代書法大家同時又是文學家、畫家。蘇軾說：“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蘇軾不僅認為書畫和詩一樣，是表現自我的手段，而且強調文學修養對提高書法藝術的作用。

宋初書家，杰出者有徐鉉、李建中。李建中傳世作品有《土母帖》《同年帖》，直追晉唐。然而真正能代表宋代書法成就的，還是“宋四家”，即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后世亦有人說是蔡京）。

從“宋四家”的生活年代來看，自真宗到徽宗時期，經歷了北宋的大部分時期，從書體看，行、草、楷諸體具備，四家既是同代人，又有先后之分，相互影響，相互論評，都體現了“尚意”的特色，發揮了各自的個性，體現了書法的意境和意趣。蘇軾是宋代最有影響力的文人藝術家，其書法遠學“二王”，近接顏真卿、柳公權、李邕、楊凝式諸家，結體篤實，筆墨潤朗，擅長行、楷，而以行書最多。代表作有楷書《柳州羅地廟碑》《豐樂亭記》，行書《赤壁賦》《黃州寒食帖》《李白仙詩卷》《新歲展慶帖》等。黃庭堅視蘇軾為師友，書法受其影響，但功力稍遜，參閱其他而自成面目，結體中宮緊湊而外圍寬博，用筆左右縱橫，開合有度。黃庭堅草書優于行書。四家獨黃庭堅以草書雄視當時，沈周稱他為“草圣”。《廉頗藺相如列傳》《李白憶舊游詩帖》是大草，以側鋒為主，運用自如，變化萬千，既體現了傳統筆法，又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代表作還有《諸上座帖》《松風閣詩卷》《花氣詩帖》等。米芾學書勤奮，師承廣泛，“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時人稱“集古字”。米芾書法得“二王”精髓，結體欹側多姿。雖然其人自視甚高，用筆有“八面出鋒”之說，事實上其才情外現，與古人相合，但缺少含蓄與內斂。其代表作有《論草書帖》《苕溪詩卷》《蜀素帖》《珊瑚帖》《拜中岳命詩》《虹縣詩帖》等。個人認為，能真正體現米芾書法水平的，還是《英光堂帖》所錄。蔡襄一生仕途順利，對書法尤其是楷書下功夫很深，可以說他是宋代繼承古法筆法第一人。蘇軾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從留下來的蔡襄墨跡看，其筆勢最優，如他的行楷《澄心堂紙帖》《虛堂帖》《山堂帖》，行草《腳氣帖》《中間帖》《扈從帖》，草書《入春帖》《陶生帖》等，濕潤婉轉，韻味蘊藉。

宋徽宗崇尚藝術，是歷史上最著名的皇帝書畫家，其所創書體“瘦金書”，峻爽有致，清新秀雅，別具一格，代表作有《瘦金千字文》《草書千字文》《草書團扇》等。宋代文人書家甚多，如文仝、文彥博、林逋、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蘇洵、司馬光、王安石、張舜民、蔡京、蔡卞、薛紹彭、米友仁、葉孟得、趙構、陸游、范成大、朱熹、吳說、張孝祥、文天祥、姜夔、吳琚、魏了翁、張即之、趙孟堅等，各自成面目。

南宋書法延續了北宋書法“尚意”的特點，但由于筆法的進一步削弱，再也沒有出現北宋那樣的書法大家，僅行書成就尚可稱道。當時有影響的書法家有趙構、張昂之、陸游、張孝祥、范成大、趙孟堅等。

從一定程度上講，宋代書法之“尚意”，是對唐人書法“尚法”的一個創作理念上的更新。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宋代書法之“尚意”，是對晉唐筆法缺失后的一種無奈選擇。既然筆法方面不能更好地繼承，強化書法的個人意趣就成為當時乃至宋以后書家的內心追求，這樣書法在晉唐筆法削弱的時候，仍保持了旺盛的藝術生命力。唐顏真卿和五代楊凝式的書法之所以對宋人影響最大，并不在于二者嚴謹的筆法，而是在法度之外更多得幾分意趣。另外，大批文人、詩人、詞人在書翰交往或詩歌唱和中，更注重趣味，而缺少理性。所謂顧此失彼，對意趣的過分追求，卻在無意中削弱了對筆法的繼承。宋代之所以沒有篆書、隸書和楷書大家，既是時運使然，亦與當時書家群體的特征有很大的關系。可以說，中國書法及宋，乃一大轉折：藝術性這一“因子”，從實用性與藝術性之合體中游離出來。宋人傳世的大批墨跡如書札，更多體現的是書家有意或無意中流露出來的個人性情。

宋代法帖與后世書法

法帖是指匯刻名家書法墨跡在石、木版上并拓印成可供人們學習的墨本。此前，南唐已有《升元帖》《澄心堂帖》等法帖。宋太宗喜歡書法，派人購摹歷代帝王名賢墨跡，又命侍書王著整理編刻了一部法帖，賜給大臣。這部法帖因為是在淳化年間所刻，所以被稱為《淳化秘閣法帖》。這是宋代最早的法帖。此帖共10卷，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法帖，第二、三、四卷為歷代名臣法帖，第五卷為古代名家法帖，第六、七、八、九、十卷為王羲之和王獻之的書法作品。“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占了一半，所以宋初的書法風格深受“二王”的影響。作為臨摹而刻制的法帖，雖然不能與名家書法作品原作相比，而且王著編刻《淳化秘閣法帖》時也時有謬誤，甚至有些刻帖并非書家原作，但還是比較系統地收入了大量古代書法作品，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書法資料。

有了法帖，便打破了學書必真跡的限制，同時也打破了前人法度，更加注重意趣，強調主觀表現和創新，從而開辟了書法的新天地。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正因為有了法帖，讓更多的人能看到前人不同風格的書法作品，學書之人不依附于哪一家，卻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更關注書法之表象，而忽視書法的內在精神，書法從此變得更加世俗化。此后，人們爭相仿效，刻帖風氣漸盛，又有了潘師旦摹刻的《絳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負責摹刻的《大觀帖》以及《寶晉齋法帖》等宋代法帖。

宋代法帖推動了書法藝術的再次繁榮，又加上宋代與唐時間相距并不遙遠，世間的晉唐先賢書法作品有很多就這樣留存下來。除了晉唐先賢的書法作品外，還有不少宋代名家尤其是“宋四家”的書法也通過法帖留存下來，如《西樓蘇帖》《英光堂帖》《紹興米帖》《郁孤臺法帖》等，充實了中國書法寶庫。然而宋代法帖重刻、翻刻者居多，尤其是進入南宋以后，僅以《淳化秘閣法帖》來說，就達幾十種之多。法帖既多，讓學書者目不暇接；法帖既多，從而使過去以晉唐筆法為基調的審美趣味向多元化發展；法帖既多，又難免良莠不齊，真假相摻。由于當時學書者眼光有高低，取法有高下，甚至將差帖奉為至寶也有之，這在客觀上導致后世筆法的混亂，使得晉唐筆法進一步衰弱。雖然北宋時期“宋四家”時（仁宗慶歷到神宗熙寧、元豐年間），他們力主由唐溯晉，摒除帖學，宋代書法曾為之一振。只可惜，這種局面也沒有保持多久，由于政局不穩，戰事頻發，南宋書法并未很好地延續前朝宋四家之風氣。

米芾在《書史》中分析說：“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皆學其書。肥扁樸拙。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宋室南渡后，如《書林藻鑒》所講：“高宗初學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字；其風靡有如此者。”在這種風氣籠罩之下，書法家能夠按自己對書法藝術的理解去繼承、革新的就不多了。所有這些，都限制和影響了宋代書法的發展。但不管怎樣，由于宋以前的墨跡如鳳毛麟角，有的還真偽難辨，宋代法帖畢竟保留了許多好的書法范例，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對后世的書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傳承作用。許多書家從中汲取了養分，一千年來，不乏其人。可以說，宋代法帖是上窺晉唐筆法門徑的重要基石，即使是到了考古和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同樣應該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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