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界史研究進入新的時期。

新時期世界史學界在認真批判和清理“左傾”思想、教條主義對歷史研究消極影響的同時，逐步清除了前蘇聯十卷本《世界通史》的簡單化、公式化傾向對我國世界史研究產生的不良影響。我國的世界史研究開始形成自己的新的學科體系。對此作出最大貢獻的是吳于廑。吳于廑在一系列論作中提出，世界史研究的主題應是“歷史是怎樣發展為世界的歷史”，其內容是“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世界成一密切聯系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探討和論述”①。他的自成體系的見解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的世界史研究。羅榮渠多年從事現代化研究，他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研究》、《論現代化的世界進程》等論作中，對這個課題作出了具有相當理論深度的探討，引起了近現代世界史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新時期我國世界史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無論在世界通史、分時期史、洲別史、地區史、國別史以及世界專門史若干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1.世界通史和世界分期史研究。

新時期世界通史研究的主要收獲，當是1995年出齊的由吳于廑、齊世榮主編的《世界史》。全書分3編6卷，古代史編上卷由劉家和、王敦書任主編，下卷由朱寰、馬克NFDC4任主編。近代史編上下卷由劉祚昌、王覺非任主編。現代史編上卷由齊世榮任主編，下卷由彭樹智任主編。全書認為生產力發展是世界歷史縱向與橫向發展的原動力，故以比生產關系更為根本的生產力作為歷史發展的主線；在歷史分期上采取縱向橫向雙重標準，以公元1500年前為世界古代，包括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史。公元1500年到1900年為世界近代，這是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以及世界走向一體的時期。以1900年后為世界現代，并以本世紀初美、日興起，一戰爆發、社會主義蘇聯建立、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等重要事件，作為對西歐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沖擊，并列為世界新紀元的開始，直至現在。同時將中國歷史置于世界背景下加以考察。本書在章節安排，敘述體例上也有一些新的設計，給讀者總的印象是視野開闊，論述新穎。吳于廑建立的世界史研究體系影響了多種世界通史和分期史的研究。周一良等著的《新編世界古代史》、《新編世界中世紀史》、《新編世界近代史》、《新編世界當代史》，連貫起來也自成世界通史系列。

世界分期史研究，80年代以來，劉家和、郭圣銘、朱寰、朱龍華、馬克NFDC4、劉祚昌、光仁洪、彭樹智等學者分別主編或撰寫的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以及世界現代史或當代史的著作，已出版多種。因篇幅限制，不及細列。羅榮渠在《現代化新論》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元多線的歷史發展觀，以及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建設，并在“現代世界發展趨勢通論”編中，論述了現代化的世界進程與第三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以及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力求從現代化的角度重新考察世界近現代史。吳于廑主編的三卷本《十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是專門研究從封建時代向資本主義時代過渡的論文匯編，特別指出需要深刻認識和理解15、16世紀開始的世界歷史的新發展。研究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著作已經出版多部，如侯建新的《現代化第一基石》，錢乘旦主編的《現代文明的起源與研究》，姜德昌和夏景才主編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比較研究》等，都各具特色。

2.洲別史、國別史研究。

亞洲史研究，“文革”前已有多部亞洲通史著作，新時期則側重亞洲區域史研究。以東南亞史研究著作最多，有王民同等著的《東南亞史綱》，余定邦著《東南亞近代史》，賀圣達等著《戰后東南亞歷史發展：1945—1994》等多種。其次是阿拉伯和中東史，如郭應德著《阿拉伯史綱610—1945》，彭樹智主編的《20世紀中東史》等。關于中亞、東亞、東北亞以及西伯尼亞，都有專史，如王治來的《中亞史綱》等。亞洲國家史研究中，以日本為多，如吳廷〖FJF〗趚主編的《日本史》，劉建民、劉予葦主編的《日本通史》，萬峰著《日本資本主義史研究》，湯理南等主編的《日本帝國興亡史》等。有關日本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化史、政治、外交、文化及人物等著作，則更多。印度、朝鮮與韓國、東南亞等很多國家，都有專史，如培倫主編的《印度通史》，劉欣如著《印度古代社會史》，王任叔著《印度尼西亞史》，金應熙主編、劉迪輝等著的《菲律賓史》，姜孟山主編的《朝鮮通史》等。

歐洲史研究，有關歐洲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文化，尤其是哲學，以及歐洲國際關系等，已出版了多種著作，如馬克NFDC4的《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彭鐵生的《歐洲近代國際關系史》、王淵明的《西歐人口發展歷程》、朱孝遠的《中世紀歐洲貴族》、高清海主編的《歐洲哲學史新編》等。歐洲國別史研究著作甚多，主要是俄、法、德、英，其次是意大利等。俄國史研究，如孫成木、劉祖熙、李建主編的《俄國通史簡編》，孫成木的《俄羅斯文化一千年》，其中以前蘇聯史研究為多，如陳之驊主編的《蘇聯史綱1917—1937》，周尚文等的《蘇聯興亡史》，劉克明、金揮主編的《蘇聯政治經濟體制七十年》，江流主編的《蘇聯巨變研究》等。人物研究則有李顯榮等著《托洛茨基評傳》等。其它有關彼得大帝改革、俄國立憲運動、蘇聯社會主義道路、肅反、文化體制等著作還有多種。法國史研究，有張芝聯主編的《法國通史》、沈煉之主編的《法國通史簡編》，有關法國大革命及其后的法國近現代史，已經出版了成系列的著作。有關法國文化和人物的著作還有多種，如陳崇武著《羅伯斯庇爾評傳》等。德國史研究，有丁建弘、陸世澄主編的《德國通史簡編》，丁建弘等主編的《戰后德國的分裂與統一(1945—1900)》，杜美的《德國文化史》等。其它有關德國農民戰爭、聯邦德國及德國思想文化的著作還有多種。英國史研究，有蔣孟引主編的《英國史》、馬克NFDC4的《英國封建社會研究》、王榮堂的《英國近代史綱》。有關英國資產階級政治制度、政黨制度、經濟變革、教會與思想等，還有多種著作。意大利史研究，有于貴信的《古代羅馬史》、朱龍華的《羅馬文化與古典傳統》、張椿年的《從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義研究》以及對威利斯城和若干人物研究。其它歐洲國家史研究，如李礻右的《古代希臘史》、劉祖熙的《波蘭通史簡編》、陳勇的《商品經濟與荷蘭近代化》、他石的《瑞士聯邦700年》等。

美洲史研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美國史研究。拉丁美洲史，有李春暉著《拉丁美洲史稿》。其它有關拉丁美洲經濟制度、發展模式、一體化進程及民族民主運動史等著作，還有多種。美國史研究的著作相當之多，通史如黃紹湘的《美國通史簡編》、楊生茂等的《新編美國史》等。劉緒貽、楊生茂還主編有《美國通史叢書》，已經出版的有丁則民主編的《美國內戰與鍍金時代1861—19世紀末》，劉緒貽主編的《戰后美國史(1945—1986)》。有關美國政治、社會、移民、城市、經濟、文化、外交政策、美國與其它國家或地區關系的著作，還有很多。一向甚少研究的加拿大史，已有宋佩珩的《楓葉國度：加拿大的過去和現在》。

非洲史研究，以通史為多。楊人木便“文革”前已寫成而于新時期出版的《非洲通史》，是開拓之作。其它非洲通史著作還有多種，分量最重的是何芳川、寧騷、艾周昌、鄭家馨、陸庭恩、彭坤元共同主編的《非洲通史》。陸庭恩還有《非洲與帝國主義》，其它還有關于非洲教育、非洲與美國關系及非洲人物的著作。非洲國別史研究不多，有楊灝城的《埃及近代史》等。

澳洲史研究，主要是澳大利亞史，已出版的有駱介子的《澳大利亞建國史》，鄭寅達、秦佩君的《澳大利亞史》和吳楨福主編的《澳大利亞歷史(1788—1942)》。

3.世界專門史研究。

研究的領域有了拓展，某些領域有所深入，有些領域我國學者已用馬克思主義作出了的獨立的研究評述。

世界經濟史研究，有陶大鏞主編的《外國經濟史新論》上、下冊，吳澤的《東方社會經濟形態史論》，夏炎德的《歐美經濟史》，劉云龍主編的《歐美近代經濟史》，王章輝、孫嫻主編的《工業社會的勃興》等。

世界政治史研究，包括了東西方國家的國體政體主要是政治形態、政治制度的歷史，如日知(林志純)的《古代城邦制》，認為城邦制并非希臘、羅馬所獨有，而是遍及古代世界。施治生、劉欣如主編有《古代王權與專制主義》，劉學靈有《東方社會政治形態史論》。朱庭光主編的《法西斯新論》及《法西斯體制研究》，體現了我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研究所達到的水平。國際關系史包括國際戰爭史，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如王繩祖任總主編的《國際關系史》，書分10卷，系統地闡述了自有國際關系直到1979年的國際關系發展的歷史過程。劉同舜主編的《戰后世界歷史長編》，半資料半著作性質，亦以國際關系為主要內容。還有些學者研究了聯合國的歷史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現代國際關系史上極其重要的事件，而國外大多數二戰史著作對于作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抗日戰爭普遍重視不夠，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而深切的關注。新時期我國第一部二戰史著作，是1982年出版的由朱貴生、王振德、張椿年等編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其后，分量更重的有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著的5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關于二戰史的著作還有多部。革命運動史，包括民族解放運動、工人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如周伯樂著《第二國際史》、黃安淼等主編的《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

世界文化史研究，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史、思想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學藝術史、自然科學史、世界文化史的綜合研究等，著作甚多。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如黃NFDB9森總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已出8卷，莊福齡、沈云鎖主編的4卷本《馬克思主義史》。研究西方哲學史的，如朱德生主編的《西方哲學通史》第1卷，苗力田、李毓章主編的《西方哲學史新編》，李敦華的《基督教哲學1500年》等。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史的，如胡寄窗的《1870年以來的西方經濟學說史》、何勤華的《西方法學史》等。史學史著作稍多，如郭圣銘的《西方史學史概要》，楊豫的《西方史學史》，孫秉瑩的《歐洲近代史學史》，張廣智、張廣勇的《現代西方史學》等。教育史如戴木博主編的和王天一編著的同名的《外國教育史》上、下冊等。宗教史如羅竹鳳主編的《宗教通史簡編》等。文藝史如季羨林主編的《東方文學史》上、下冊等。自然科學史如倉孝和《自然科學史簡編——科學在歷史上的作用及歷史對科學的影響》等。綜合地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如莊錫昌主編的《世界文化史·古代卷》及《近代卷》等。

(六)史學領域理論研究的進展。

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域的理論研究，無論是對客觀歷史過程的理論考察(習稱歷史理論)，還是對歷史學自身的理論考察(習稱史學理論)，都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這方面論著極多，只能勾劃一個非常粗線條的發展輪廓。

1.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突破性進展，至少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關于社會形態理論。70年代以前，人類社會按五種形態依次發展，被認為是無可爭辯的鐵則。新時期學者們依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與歷史發展的事實本身，從多方面對五種形態說提出了質疑，并且認為否定五形態說并不等于否定人類歷史發展存在基本規律，而是應根據歷史事實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方向重新加以探討。為此胡鐘達提出四形態說，吳大琨提出六形態說，還有各種各樣的三形態說。張光志撰寫了一系列文章，集成《奴隸社會并非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也還有不少學者堅持五形態說，同時提出在常規性形式之外，又附以各種變異形式，如余樹聲的《歷史哲學》所論。與社會形態問題相關連的，還有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的討論，學者們也提出許多不同于以往的見解，限于篇幅，從略。與社會形態理論相關連的，還有歷史規律問題，哲學界、史學界不少學者提出了歷史選擇論，以及歷史選擇論與歷史規律論的關系問題，也因篇幅從略。

其二，關于文明歷史內容。“文革”以前，文明史是階級斗爭的發展，成了討論一切文明歷史問題的理論前提，并因此而有階級斗爭觀點是唯物史觀核心的提法，極大地束縛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歷史視野。新時期在歷史發展動力和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討論中，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突破性探索。蔣大椿在1978年提出文明史不只是階級斗爭的發展，還應包括生產力發展、科學技術、語言文字等不具有階級性的內容。80年代初，他又論述了人類文明史內容應當包括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人們相互關系(包括階級關系)又斗爭又統一的發展，以及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其后又在多篇文章中闡述，階級斗爭理論是唯物史觀基本原理運用于文明史中階級和階級斗爭現象，而得出的抽象層次較低的歷史理論，不可能是唯物史觀的核心。新時期史學界對文明史內容的理解，顯然有了突破性進展。

其三，關于歷史發展動力。“文革”以前，盡管有學者提出過一些其它見解，但階級斗爭是文明史發展的唯一動力，占據著絕對支配地位。新時期經過歷史發展動力問題討論，除極少數學者仍堅持階級斗爭是文明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外，學者們已提出了多種見解：劉澤華等認為生產斗爭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林章等認為生產力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趙吉惠認為適合生產力的生產關系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戎笙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是歷史發展動力(其具體形式則有多種)；田崇勤認為社會基本矛盾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嚴鐘奎等認為物質經濟利益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俞兆鵬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伍宗華等提出社會各種矛盾運動的合力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陳依元等提出歷史發展動力是一個系統；蔣大椿提出

實踐動力說，即直接地或歸根結底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人的實踐活動是歷史前進的動力等等。問題雖然還沒有最終解決，認識顯然已大大進展。

其四，關于歷史創造者。“文革”前的基本提法是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其實際涵義常常為，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有一些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黎澍1984年在《歷史研究》發表《論歷史的創造及其它》，更鮮明地提出這個問題，引發了關于歷史創造者問題的討論。有不少學者仍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提法。提出來的新見解則有：黎澍認為人類歷史是在一定條件制約下人們自己創造的；郭瑞祥提出從廣狹兩個涵義理解歷史創造者；鄧友平等提出人類歷史是由社會合力共同創造的；蔣大椿提出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歷史創造者完整認識的三個層次說。還有學者提出為人類歷史發展提供新信息才是歷史創造者的“新英雄史觀”等。歷史創造者問題的討論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正日益產生出積極的作用。

另外，關于中國歷史分期、歷史人物評價、農民戰爭、民族關系等歷史理論探討，也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亦因篇幅從略。前述四個方面，應是新時期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探討的基本的突破性的進展。

2.史學理論學科的整體建設及研究進展。

1979年全國歷史學規劃會議提出加強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史學界許多學者從研究實踐中深深體悟到，不能再用歷史唯物主義代替史學理論，歷史學應當建設自己相對獨立的史學理論學科，并且圍繞史學理論學科建設展開了一系列史學理論專題研究，以及史學理論發展史的研究。

其一，體現史學理論學科整體建設的有，國家教委、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史學會等曾組織過多次史學理論的學術研討會，尤其是1984年以來連續召開了十屆全國史學理論討論會。與會學者就歷史與現實、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歷史認識論、社會形態理論、外國史學理論傳入及其與中國史學關系、東方歷史的發展道路理論、中國當代史學發展的理論回顧與史學理論研究回顧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全國性史學理論研究的專業學會。創辦了史學理論研究的專業雜志《史學理論》(后改為《史學理論研究》)。直接體現史學理論整體建設的成果有葛懋春、謝本書主編的《歷史科學概論》，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吳澤主編的《史學概論》，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等十余種史學理論著作。目前學者們對史學理論的研究對象、范圍等，還存在不同的見解，這也是很正常的現象，說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學科還在形成、發展和建設之中。

其二，史學理論的專題研究論著甚多。研究較多的問題有：屬于史學知識論的，如關于歷史學的性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認為，由于唯物史觀發現了歷史發展規律，歷史學成為科學。新時期有一些學者提出歷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或者說歷史學是科學和人文學的統一。何兆武則將歷史學劃分為兩個部分：歷史學Ⅰ即對史料或史實的認定屬于科學；歷史學Ⅱ即史實確認后的解釋則超出了科學。這里并不存在“如實”的問題，嚴格說來，乃是一種藝術表現。龐卓恒則對此提出不同看法。問題還在討論之中。關于歷史學的功能，“文革”前的提法是古為今用，歷史科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新時期黎澍強調提出歷史學的科學性，一定要用科學的歷史知識為現實服務。還有很多學者提出，歷史學除了為政治服務，還應為經濟、文化、育人服務。多家報刊組織史學功能問題討論，學者們探討了歷史學的科學功能、社會功能及其相互關系。還有的學者提出了基礎歷史學與應用歷史學的劃分。屬于歷史認識論的，“文革”前對此基本上沒有展開專門研究，新時期歷史認識論研究已初步開展。許多學者撰文探討了歷史認識的主體、客體、中介、歷史認識過程及其特征、歷史認識的客觀性、相對性、模糊性、歷史思維特點，以及如何理解歷史事實等。“文革”以前，史學方法單調貧乏。80年代出現“方法熱”，史學方法的廣泛探討，實為新時期史學的一大新氣象。除傳統的唯物主義方法、階級分析方法、歷史主義方法，還探討了由自然科學、其它社會科學與史學交叉而產生的一系列跨學科方法，諸如史學系統方法、史學計量方法、心理史學方法、社會歷史學方法、歷史地理學方法、歷史人類學方法、模型方法、模糊方法等，還有歷史比較方法、假說方法、口述史學方法、史論關系的處理方法等。史學方法論的研究也開始提上日程。由于篇幅，這里難以展開細述。屬于歷史編撰理論，“文革”前也很少研究，新時期許多論著探討了歷史編撰的理論與方法，內容涉及史學論著的結構、體裁、體例，以及史著的語言等。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編撰中，白壽彝在大型中國通史編撰中，對新綜合體作出了極具價值的探索。史學理論的專題研究中，也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有待進一步展開。

其三，較為廣泛深入地開展了史學理論發展史的研究。首先，對外國史學理論發展的研究和介紹，是新時期史學理論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現象。除了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理論和史學方法續有研究外，相當多的史學論著研究和介紹了外國一大批著名史家、史學思想家，以及多種史學流派的歷史觀、歷史發展理論和史學理論，包括法國年鑒學派、西方心智史學、美國當代史學、德國心態史學、前蘇聯史學理論、以托波爾斯基為代表的波蘭史學方法論、中世紀阿拉伯史學、墨西哥史學理論，以及歷史主義在西方的最新發展等。多種歷史哲學、史學理論文選、譯叢、叢書的出版，大大增加了中國史家對外國史學理論的較為系統的了解，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的《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等一批西方史學思潮、流派的研究性著作的出版，標志著我國史學界對國外史學理論的研究正在深入。其次，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研究，已經較為全面地展開。有些西方學者承認中國古代歷史文獻資料豐富，但認為中國古代缺少史學思想和理論。許多史學論著較系統地發掘了中國古代從孔、孟到乾嘉時期眾多史家、思想家的歷史觀點、史學觀點，并且探討了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的基本特征，總結了中國古代史學優良傳統的內涵及其與建設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關系。最后，對中國近代史學理論發展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研究成果。除了馬克思主義史家的理論觀點，對其他史學流派與許多著名史家的歷史觀、歷史發展理論和史學理論，許多論著也作了較為深入的發掘，并且探討了中國近代史學流派的理論觀點與西方傳入的各種理論以及與傳統史學的關系，中國近代史學理論發展的輪廓正在被逐漸揭示出來。對外國、中國古代與近代史學理論發展的逐步深入系統的研究，必將進一步有益于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建設。(全文完)

①《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吳于廑撰“世界歷史”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責任編輯：蔡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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