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代建文史重寫是明代史學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明代建文史重寫過程的梳理，對明史和史學史都具有重要意義。對建文史重寫研究進行回顧，可以發現其中的不足，并為以后的研究尋找落點。

[關鍵詞]明代；建文史重寫；綜述

有關建文朝歷史，由于建文帝沒有實錄，永樂年間官修的《奉天靖難記》和以此為底本修改的《奉天靖難事跡》便是明代最早的建文史。出于政治考慮，官書對建文帝以及建文朝歷史大肆歪曲、篡改，而且只是記述靖難用兵始末，沒有全面記錄建文朝歷史。這樣一部史書顯然不能令世人信服。自英宗以來，由于政治形勢日益寬松，乘著當代史編纂興起的浪潮，私人史家出于補國史之缺、表彰忠義以及懷念建文仁政等目的，以“國可滅史不可滅”相號召，開啟了持續半個明朝并波及清初的建文史重寫運動。所謂建文史重寫，即私人史家反對實錄曲筆，努力構建真實建文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史家以史籍的形式展現了建文故事的建構脈絡，反映了明代君臣對遜國諸臣的不同態度及變化，以及明代中央與地方、皇權與文官集團之間的互動對建文史重寫過程的影響。

研究建文史重寫過程，考察地方社會和文官認同、追祀遜國諸臣在建文遜國諸臣案反正過程中的作用，梳理建文史建構的演變脈絡，并以此為基礎對建文史重寫過程中的作偽和辨偽進行整體、系統的分析，對明史和史學史都具有重要意義。自楊慎、王世貞以來，明代史學考信之風興起并影響到建文史研究領域。考信與史事記載失實及作偽相伴生，《奉天靖難記》對建文帝及建文朝歷史大肆歪曲、篡改，使得考信從一開始就是建文史重寫的重要任務。再由于建文朝史料被大量銷毀，民間關于建文朝的記載多依靠口耳相傳，以訛傳訛、二次創作的成分很多，萬歷政府頒布褒表、恤錄遜國諸臣政策后更是有人為私利而作偽，出現了《致身錄》、《從亡隨筆》等系統作偽的偽書，辨偽在建文史重寫中就愈發的重要。建文史重寫從來注重考證，建文史籍中有一些對建文史的零星和系統考證，王世貞、錢謙益、潘檉章等非建文史家對建文史也有考據，將這一系列辨偽視為整體，結合對建文遜國和遜國諸臣事跡等重要史事的梳理進行考察，“考鏡源流，辨彰學術”，有助于構建真實的建文史。在明代不同的歷史時期，建文史籍編纂所采用的書法原則、有關建文君臣的評價都有變化，全面考察中央和地方、皇權和文官集團對遜國諸臣的不同態度，分析地方社會和文官在建文遜國諸臣案反正過程中的作用，可以從一個獨特的層面切實的感受明代社會的脈動、民心的向背，深化對明代歷史特點與規律的認識。

基于上述原因，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建文史重寫作為明代史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乘著明代史學史研究日益興起的東風，相關學術成果不斷涌現。首先是對建文史籍學術意義的研究及考辨。吳德義《<姜氏秘史>考辨及其史料價值》，[1]考證《革除編年》與《姜氏秘史》實為同一書，并闡述了《姜氏秘史》對重構建文史的重要史料價值。吳振漢《宋端儀<立齋閑錄>研析》，[2]以及吳德義《<立齋閑錄>對建文史研究的重要價值》，[3]兩篇文章都認為《立齋閑錄》中“革除錄”一卷就是宋端儀《革除錄》的稿本，并闡述了此卷內容在重寫建文史和永樂早期歷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謝貴安《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4]則以《明實錄》對建文帝的記載為對象，探討明代君臣對建文帝態度的差異及前后變化。劉德州《明末清初關于建文朝歷史的編纂及考證》，[5]論述了明末清初建文史重寫的背景和建文史籍的特點，并關注了建文史重寫中出現的作偽和辨偽。吳德義《試論建文史學》，[6]則從建文史學的高度，以歷史演進的方法從宏觀層面上考察了包括建文書法、建文史觀和建文歷史建構演變在內的明代建文史重寫特點，提綱挈領，資料排比十分詳實。

其次是結合時代背景探討影響建文史重寫的原因。牛建強《明代中后期建文史籍纂修考述》，闡述了政治局勢變遷對建文史重寫的影響，并分別介紹明代前中后時期建文史籍纂修狀況和特點。丁修真《士人交往、地方家族與建文傳說——以<致身錄>的出現為中心》，[7]運用“歷史記憶”、“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式，認為從亡說從產生到盛行再到沉寂，主要受到政治局勢變遷和地方文化環境影響，作偽者則從自身利益和所占有的資源——傳播網絡出發做主觀的努力，對從亡說的傳播推波助瀾。丁修真的研究思路令人耳目一新，從此前學者關注的政治局勢變遷的宏觀因素轉向建文史著者個人的作史動機、占有資源和地域群體等相對微觀方面探討影響建文史重寫的因素，對于探討建文史建構中作偽及偽書的出現很有幫助。丁修真、夏維中《明代中期建文故事的整合與傳播——以黃佐<革除遺事>為中心》，[8]主要分析不同地域流傳的建文故事的碰撞，即士人交往對建文史重寫的影響。吳德義《政局變遷與歷史敘事：明代建文史籍編纂研究》一書，[9]在明代歷史大背景下考察建文史重寫，主要分析政局變遷對建文史編纂的影響，動態的考察建文歷史的定位與評價，對建文史籍所記載的重要史事進行考證，通過重要史事記載的演變來觸摸民心向背，探析國運興替、社會倫理的盛衰，即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楊艷秋《明代史學探研·明代建文史籍的編撰》，[10]概論明代建文史籍編撰情況，在明代中后期當代史纂修勃興的背景下分析建文史重寫興起的原因，并分三個時期討論建文史籍的特點。

最后是對建文帝下落和建文朝政治的研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地方旅游業的興起，學術界也形成了一股以地方志和游記為史料，研究建文帝遜國出亡的潮流。章光愷《建文帝結局辨--<貴州通志·前事志>建文條編者按書后》，[11]沈國華《從廣西地方志看建文帝下落之謎》，[12]李水海《<徐霞客游記>載錄建文帝遺跡考述》，[13]管維良《地方志是建文帝出亡的歷史見證》，[14]都立足本地方志探討建文帝遜國出亡途徑本地方，其目的則視為本地旅游資源開發提供依據。李慶勇《建文帝在靖難之役中的敗因探析》，[15]談家勝：《江浙地主與建文新政的關系試探》，[16]晃中辰：《論建文新政》，[17]王家范《論明初對洪武政治的批評--方孝孺的政治理想與建文帝的政策改革》[18]等文章分別從建文新政、建文政府與江浙地主關系以及面對靖難的舉措等方面探討了建文朝政治。

綜合以上研究現狀可以看出，目前學術界對建文史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一些關于建文史籍的研究，或進行資料整理，或注重史實考證，或對明中期以后一些私修建文史籍的編纂、價值進行分析。但取得的成果還是有限的，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不足：多數成果只涉及少量的建文史籍，另外數量龐大、種類繁多的史籍與史料幾乎沒有納入考察；雖然注重史實考證，但沒有將建文史重寫過程中的作偽和辨偽視為整體，并進行系統考察；個別成果雖也論及時局變遷、地方文化環境、士人交往與建文史重寫的關系以及建文史籍的特點，但并沒有在社會與國家關系視野下系統考察中央與地方、皇權與文官集團的互動對建文史重寫的影響。是以推測建文史研究應該會向以下三個方面發展：第一是對建文史籍的研究，應該對大量史籍和史料進行清理，考鏡源流，辨彰學術，并系統考察建文史重寫過程中考證及辨偽史。第二是對建文史的研究，包括建文朝政治、建文君臣事跡，靖難之役等等，以歷史演進的視角系統梳理建文史的建構過程，重建被有意歪曲、篡改的建文史，以構建真實的建文朝歷。第三是探究影響建文史重寫的因素。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野下動態考察中央與地方、皇權與文官集團之間的互動對建文史重寫的綜合影響，立體展示建文史重寫過程。

參考書目：

[1]吳德義.<姜氏秘史>考辨及其史料價值[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3）.

[2]吳振漢.宋端儀<立齋閑錄>研析[J].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2003（2）.

[3]第十一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879-885.

[4]謝貴安.試論<明實錄>對建文帝的態度及其變化[J].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10（3）.

[5]劉德州.明末清初關于建文朝歷史的編纂及考證[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

[6]吳德義.試論建文史學[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

[7]丁修真.士人交往、地方家族與建文傳說——以<致身錄>的出現為中心[J]史林，2011（3）.

[8]明代中期建文故事的整合與傳播——以黃佐<革除遺事>為中心[J].安徽史學，2012（6）.

[9]吳德義.政局變遷與歷史敘事：明代建文史籍編纂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10]楊艷秋.明代史學探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章光愷.建文帝結局辨：<貴州通志·前事志>建文條編者按書后[J].貴州文史叢刊，1985（5）.

[12]沈國華.從廣西地方志看建文帝下落之謎[J].河池師專學報，1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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