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難當頭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8日，中共中央發表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戰的宣言：“……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主動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抵抗，并立刻準備應付大的事變。全國上下應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茍安的希望與估計。全國同胞們!我們應該贊揚和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贊揚和擁護華北當局與國土共存亡的宣言，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第29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實援助第29軍，并立即開放全國民眾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主，立即動員全國陸海空軍準備應戰。”宣言還明確表示：“紅軍將士，愿往委員長領導之下，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蔣介石7月17日發表廬山講話：“……如果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發展，最后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軍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抗戰爆發后，兵工單位要撤退，上海及沿海民營工廠需要撤退，機關、學校也需要撤退。從東南沿海到四川無鐵路可通，公路運量太小。

長江，責無旁貸地肩負起戰略性大撤退的艱巨任務。長江長期遭受帝國主義的蹂躪，鴉片戰爭后第一部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就是在長江江面上簽訂的。此后，長江內河航權喪失。洋人的商輪和軍艦肆意在江面上橫行，屢屢制造慘劇。現在日本變本加厲大舉入侵，其罪惡目的是想亡我中華。面對戰爭苦難的來臨，長江航運職工意識到，抗擊日軍入侵，需要大后方工業和人力的支撐。沿海、沿江及各地軍工、民用工業的西撤，是事關抗戰成敗的戰略性任務，是事關國家存亡的大事。長江兒女沒有辜負國家和民族的重托。招商、三北等一批江海大輪活躍在鎮江、南京至武漢、宜昌一線，民生公司少量船舶在中下游，其主要運力承擔了最為艱險的川江一線；而每一航段都有廣大木船船工參與。廣大海員和船工們在上有敵機，后有追兵的惡劣環境中，把一批批作戰部隊運赴前線，把一船船戰略物資和人員撤向大后方。

蔣介石對長江大撤退，沒有拿出什么有力措施，他做得最正確的事，就是把愛國實業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委以交通部常務次長的職務，他認為有了盧作孚，戰時水運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盧作孚(1893—1952)重慶合川人，自幼好學，天資聰穎。小學畢業后未再升學，通過刻苦自學，16歲那年就公開出版了自己編著的《盧思數學難題解》。辛亥革命后，盧作孚開始研讀國內外進步社會科學著作，探索救國救民之道。先是主張“教育救國”，1924年前后萌發了“實業救國”思想，以成功創辦“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鄉村建設”而著名于世。曾被毛澤東同志譽為舊中國實業界“四個不能忘記”的人物之一。

盧作孚不負眾望。對繁重的任務，他視之為服務社會、報效國家的機會，是展示公司服務質量的機會。因此，他舉重若輕地化解了一個個困難。國家大事，他不馬虎，細小事務，他也不拒絕。八萬噸兵工器材，是要運進四川的，孔祥熙的奶牛、晏陽初的鋼琴，也都不能掉以輕心；一批批傷兵和孤兒，在客輪上都安排有一席之地。而在指揮船隊西撤過程中，他為減少民生公司船舶打差，提高轉口港站通過能力，謀求公司的發展，增加公司的經濟收入與節約開支，使公司正常運轉，費盡心力，付出了更為異常的勞動。

與盧作孚處在同一條長戰線上的，還有招商局副總經理沈仲毅和漢口航政局長王洸。沈仲毅時任長江航業聯合辦事處主任，他直接指揮數十艘江海巨輪，承擔起武漢大撤退的歷史重任。武漢失守后，他又轉入湘江、沅江，成功開辟湘宜航線，使漢陽兵工廠、鞏縣兵工廠再度由湘西遷川(后宜昌失守，器材未能全部進川)。

1938年初，長江航運已處于極度緊張時刻。年輕的航政專家王洸，由交通部船舶科長提任漢口航政局長。5月，最高軍事當局決定下沉16條江海大輪阻塞田家鎮航道，構筑長江第三條封鎖線。盧作孚建議不用沉船辦法，以保持武漢撤退運力。但是不沉輪船沉什么?張嘉璈和盧作孚兩位部長苦無對策，商之王洸。王建議并承建四艘大型鋼骨水泥船接替輪船，挽救了16艘大輪，確保了武漢撤退的運輸能力。以后，他又建議并領導宜昌航政辦事處承建了川江機械絞灘站，使一批中下游大小輪船憑絞機之力，通過險灘，進入川江；而大批木船更藉此上灘，使一批批軍工、民營廠礦器材越過險灘，到達重慶。

被譽之為“遷廠之母”的經濟部工礦調整處官員林繼庸，與長江素無干系。抗戰爆發后。他于1937年7月28日奉資源委員會副秘書長錢昌照派遣，前往上海動員并組織領導民營廠礦西撤，從此與長江航運緊相聯系。其時輪船噸位大部分為軍方占用，由此林繼庸成為長江木船的最大雇主。

在整個西撤運輸過程中，最為緊張的當屬1940年6月上旬的宜昌第二次緊急搶運。日軍直逼宜昌時，宜昌尚有萬噸器材尚未西撤，僅僅在一周時間內，在陳誠的督導下，由童少生指揮民生公司的4艘輪船緊張的搶運這批物資。隨著形勢的緊迫，最后搶運的船只和航線又有調整，航線再行縮短。緊鄰宜昌的三斗坪南沱灘頭，堆滿了裝有各種器材的大木箱。最后，民生公司派船將搶進三峽的這批物資由三斗坪接運到重慶。

六七十年前發生在長江上的這一波瀾壯闊的運輸事件，是長江航運歷史上最為輝煌而悲壯的篇章。它的成功，使多個工業中心在重慶及其周邊地區聳立了起來，奠定了對曰作戰的物資基礎，并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長江兒女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有的付出了年輕的生命。他們的功績不會被遺忘。

首戰告捷

1934年，德國軍事總顧問塞克特向蔣介石進言：“發展具有戰略性的交通系統，在日本入侵時，可以迅速輸送部隊至危急地區，實為當前首要任務。”蔣介石也說：“我國抗戰之能否勝利，全視交通運輸之有無力量。”

由于戰爭是在長江線展開的，極需船舶支撐。江陰封鎖線構筑后，長江上200到4，300噸(總噸位)的船舶共一百艘，加上更多的二百總噸以下的客貨輪和拖輪，以及千萬艘木帆船，它們在事關國家命運的戰略性大遷徙中將發揮決定性作用。

“8，13”淞滬會戰開始后，9月間川軍東下，民生公司將川軍運到宜昌，宜昌到漢口，由湖北省船舶轉運，下游由大班輪接運開赴華東前線。

滬戰開始后，長江船舶的支前與后撤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在長江中、下游有74艘200總噸以上之輪船，竟然忙得還不夠支配。招商局有時處于無船可派的境地。

長江水運對抗戰之作用，日顯重要，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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