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基礎”課教學實踐,以大學生思想品德形成發展的規律性為研究視角,提出“致知、銳思、反隅、躬行”四位一體的教學模式。四個環節地位不同卻相互支撐,“致知”即掌握理論,是起始和前提;“銳思”即敏銳思考,是重要環節;“反隅”即靈活運用,是關鍵環節;“躬行”即切磋踐履,是最終歸宿。依托教學方法和教學藝術使四個教學環節協同發展,形成運行靈活有效的教學機制,能顯著增強“基礎”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關鍵詞:致知;銳思;反隅;躬行;教學模式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9)35-0174-05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以下簡稱“基礎”課),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旨在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法律素質。伴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化、文化多元化成長起來的當代大學生呈現新的群體特征,他們聰慧敏銳,追求個性張揚和自主獨立意識,“基礎”課要真正入腦入心和收到實效,必然要求不斷探索和創新教學模式。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論課要堅持在改進中加強,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親和力和針對性,滿足學生成長發展需求和期待”[1]。那么,如何改進?總書記提出了“三個遵循”的根本原則,即“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規律,遵循教書育人規律,遵循學生成長規律”[2]。通過分析大學生的心理特點、教育接受機制和品德形成規律,筆者認為大學生兩個素質的形成是一個從致知開始,經由銳思和反隅到躬行的過程,致知、銳思、反隅、躬行是“基礎”課教學中既有內在邏輯聯系,又前后相繼、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它們協同并進,形成四位一體的教學模式格局。
一、“致知、銳思、反隅、躬行”四位一體教學模式解讀
“致知、銳思、反隅、躬行”,這是從思想品德形成的內在規律、必要條件和教學實踐的維度對教學模式的思考。致知是指學習理論和提高認識,是道德法律素質培養和形成的基礎和起始環節,它強調基礎理論的寬厚性和扎實性;銳思是指學思結合和獨立思考,是對理論的理解和心理認同,更是認識的拓展和提升,是道德法律素質形成的重要環節,它強調理論思維的廣闊性和敏銳性;反隅是指善于通過銳思實現對理論知識的運用自如和觸類旁通,這是道德法律素質形成的關鍵環節,它強調理論遷移和運用的靈活性和變通性;躬行則是指實踐體驗和行為踐履,是指要把掌握的知識理論、思想觀念外化為道德行為,解決了知行統一的問題,這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是品德形成和素質提升的主要標志和目的,它強調實踐的日常化和有效性。前三個環節屬于內化接受過程,是增強實效的基本要求,躬行則是外化過程,外化于行是“基礎”課教學的真諦之所在,是對內化的升華和延展,學生只有將倫理規范與法律知識同道德行為和法律實踐相結合,在日常生活中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才能達到“基礎”課教學的目標。
二、“致知、銳思、反隅、躬行”四位一體教學模式的內涵
(一)“致知”——“基礎”課教學的邏輯起點和基礎
“致知”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概念,語出先秦經典《禮記·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的論述。格物致知就是探究事物原理,從而獲得知識。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過“美德即知識”,我們可以看到,知識、理性總是和文明相聯系,野蠻、粗俗總是同無知相伴而生,大學生良好的道德素質和法律素質是以必要的倫理道德與法律知識為基礎支撐的,所以,思想品德教育的第一步是明人倫、察物理。
(二)“銳思”——“基礎”課教學的重要環節和支撐
“銳思”取自我校“明義、銳思、弘毅、致遠”的校訓,語出《后漢書·律歷志》劉昭注引《博物記》,意為敏銳思考,努力探索自然和社會科學的精微深奧之理。孔子提倡“學而不思則罔”,唯有銳思才能深刻理解理論的內涵,才能打通知識的聯系而融會貫通,才能在知識的相互碰撞中迸發出創造的火花。學而不思,創造的靈感永遠不會降臨。牛頓曾說:“如果說我對世界有些微小貢獻的話,那不是由于別的,卻只是由于我的辛勤耐久的思索所致。”袁隆平極富獨立思考、不落窠臼的創新精神。“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種優勢”,這曾經是世界經典著作中論述的結論。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袁隆平不迷信權威和書本,從“鶴立雞群”的稻株的觀察中悟出天然雜交水稻的道理,從而勇敢承擔起雜交水稻研究的課題,不畏艱難,反復試驗,終于研究成功三系雜交水稻。這都說明學思結合是重要的學習和研究方法。
(三)“反隅”——“基礎”課教學的關鍵環節和理論外化的橋梁
“反隅”即舉一反三,意為從一件事情類推而知道其他許多事情。語出儒家典籍《論語·述而》:“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宋代教育家朱熹對此做了解釋:當學生想弄明白而又弄不明白,想說而又說不出來時,啟迪他們的思維,開導他們的表達,使他們舉一反三。“反隅”是中國古代教育實踐與教育著作中蘊含的優秀教學思想和方法之一,一直沿襲至今。在現代教育學視野下化舊為新,可以發現這種理念和教法依然熠熠生輝,而且它與布魯納提出的“發現學習”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基礎”課教學中巧妙運用“反隅”方法啟發和引導學生非常重要,能夠大大增強教學的針對性與實效性。學生只有做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才算是真正領會了理論知識的實質內涵和內在邏輯性,掌握了外化的要領,自然就會選擇正確的行為模式。
(四)“躬行”——“基礎”課教學的最后環節和邏輯歸宿
“躬行”語出《論語·述而》,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為孔子自謙之辭。孔子自言其學習的知識和別人差不多,但是還沒有達到做一個躬行君子的境界,勉勵自己要發揚知行合一的精神,將所學的知識用于實踐,做一個真正的君子。“基礎”課的實踐性非常突出,知行統一是學習本課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進行修養就是要把學習與踐履結合起來,使知識轉化為內在素質。加強道德與法律修養是知、情、意、信、行辯證統一的過程,只有將通過學習與思考形成的認識、信念落實到持之以恒的行動中,才能養成自動化定型的行為習慣,實現提高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質的課程學習目的。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是成圣成賢,認為圣賢由學而成,道德由學而進,才能由學而得。《禮記·中庸》中強調“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要求人們應該廣博地學習,審慎地思考,真真實實地付諸實踐。因此,“躬行”是教學的根本要求和落腳點,是上述三個環節的邏輯歸宿。在教學中,以上述四個環節為發力點,使學生的理論認同、理論思維、理論遷移和理論踐行能力在同質同向的運作中得以生成、深化,從而確立道德與法律的價值信仰,積極投身養成實踐。
三、“致知、銳思、反隅、躬行”四位一體教學模式的運作要求
僅僅是厘清致知、銳思、反隅、躬行的科學內涵和體系定位還不夠,應該圍繞“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親和力和針對性,滿足學生成長發展需求和期待”,進一步研究該教學模式的運作與實施要求。從整體上講,要遵循教育科學的內在規律,貫徹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依托精巧的教學設計,彰顯學生的主體精神,凸顯教學思路與方法的創造性意境。
(一)精心打造科學的教學體系,創新多彩的教學方法,升華和優化“致知”的層次與效果
“致知”環節對教師的要求是科學設計教學內容體系,靈活運用恰當的教學方法,講清基本知識點,講透重點難點,點撥疑點,關注理論熱點和大學生思想的興奮點。教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應符合以下標準:一是哲學取向標準,指要關注理論、方法論、價值方面的教學意向,僅僅考慮技術事務的內容在大學教育中已無容身之地。因為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會加速知識的老化,消解滿足于掌握知識的成就感,唯有科學理論所蘊含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價值觀才是跨越時空而歷久彌新的,致力于理論思維能力的養成、方法論原則掌握的教育才是最有價值的教育影響。馬克思有段膾炙人口的話:“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致知的根本在于把握方法論和價值目標,實現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只有堅持哲學價值取向,才能解決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休謨難題”,即科學理論的教育如何轉化為受教育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問題。二是教育心理學標準,這是指教學內容應該經過細致的整合,做到融會貫通形成體系,避免出現知識的碎片,內容選擇要提供機會發展高階思維技能,如批判性思維、推理和創造。三是學生特征標準,不僅可以反映學生的專業特點、心理需求、興趣傾向,與學生的智能和成熟水平相匹配,還可以將學生的不同生活經歷考慮在內。習總書記曾這樣點評“95后”大學生,“他們朝氣蓬勃、好學上進、視野寬廣、開放自信,是可愛、可信、可為的一代”[4]。如何打造學生“真心喜愛、終身受益”的思政課?這里有一個教材體系轉化為教學體系的問題,久負盛名的思想政治教育專家逄錦聚教授在我校的報告中專門提出教學體系轉化為學生認知體系的問題,使我大有醍醐灌頂之感。這種轉換實質上是教學設計定位由以教師認知為主向以學生需求為主的調適。基于此的教學內容應突出“新、精、熱、特”四個字。“新”指內容新穎時效、不落窠臼,避免老生常談、照本宣科;“精”指突出經典、遵循精練,避免面面俱到、講述冗長;“熱”指捕捉社會熱點、關照學生興趣點,避免流于空談、隔靴搔癢;“特”指突出區域人文特色、滲透科研創新成果,避免視野狹窄、千人一面。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在內容體系確定以后,還需要選擇恰如其分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致知。盡管傳統的講授法可以使用快速直接的方式呈現知識信息,但是它對講授者的語言技能和教學藝術水平要求較高,而且已經不能滿足時代需要,只有將互動式教學和講授式教學兩種方式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互動式教學法的理念基礎是以人為本,尊重和發揮學生主體性,讓學生積極參與教學過程,變被動接受為主動探究,師生間、學生間良性互動,相互交流、相互促進,推動學生主動建構知識體系。其具體做法可以組織學生動手搜集資料,可以是師生針對某一教學內容展開對話、討論,可以是教學內容情景的模擬,實踐證明,互動教學使學生在平等、輕松、融洽的氛圍中深化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同時能激發每個學生的潛能。有效的“致知”為教學的進一步開展贏得了堅固的理論基礎。
(二)科學進行教學設計,釋放學生的主體意識,激發和提高“銳思”的積極性和深刻性
如何培養學生“銳思”的行為習慣?筆者認為應當以靈活多變的教學方法為憑借和支撐,著力培養和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技能。時下被廣泛接受和應用的是美國當代教育家本杰明·布魯姆的思維技能分類法。識記(Remember):對具體事實的記憶重現;領會(Understand):對事實進行組織,從而搞清事物的意思;應用(Apply):應用知識和方法去分析、解決問題或把握事物的本質屬性;分析(Analyze):分解知識體系,理解部分之間聯系、部分與整體的關系,解釋內在邏輯關系,理解事物的本質;綜合(Create):研究并找到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提出創造性思想和預測可能的結果;評價(Evaluate):根據標準反思考量解決方案,或堅持改進或選擇其他辦法。最簡單的認知技能是對知識的回憶,最復雜的認知技能是對觀點的價值作出判斷。教師可以通過課堂互動提問、精心布置評價型和分析型作業來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技能。比較有效的做法是在課堂教學中設計一系列的開放性問題,這類問題需要學生進行歸納、分析、綜合、比較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而不是僅僅讓學生描述、重現基本的事實,它更側重于思維的過程和策略,而不僅僅是簡單的答案。
例如在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誠信問題時,可以做如下教學設計,先提出支架性問題:“請同學們集思廣益列舉出大學生誠信缺失的行為表現”,再進一步拋出開放性問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么?誰能提出加強大學生誠信道德建設的積極措施?”這會激發學生的思維積極性和探索熱情,使學生的主體意識得到釋放,學生會從諸多向度和層面分析歸納誠信缺失的原因和改進措施。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思維的邏輯性、簡括性,以及思維的流暢性、變通性、發散性都得到開發和鍛煉。而學生的自尊和自我實現需要會在主體意識的釋放中得到滿足,這種獲得感大大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心。“銳思”環節收到成效便為“基礎”課教學順利進行構建了有力的智能支撐,為接下來理論知識的應用和踐行提供了條件和可靠保證。
(三)巧妙實施教學點撥,鼓勵學生開展自主探究,培育和營造“反隅”的空間和氛圍
實施“反隅”的方法對教師的教學藝術水平有較高的要求,更要講究運用的策略,筆者梳理自己的實踐經驗總結如下:一是掌握方法、善于“舉隅”。“舉隅”與“反隅”之間有一種微妙的辯證關系,有客觀的內在邏輯聯系,“舉隅”是關鍵,教師獨具匠心地舉好“隅”,才能開啟學生“反三”的思維路徑。所以,教師要吃準吃透教材,概念、原理的內涵及關聯性要成竹在胸,潛心研究和揭示“舉隅”和“反隅”之間的內在聯系,要密切關注和掌握學情,這樣,教師的“舉隅”才能具有科學性和可觸發性,既符合思維的邏輯性,又能觸發學生的思維和情感的興奮點,學生才能由老師引領在“舉一反三”的自由王國中縱橫捭闔,在知識與思維的海洋中徜徉。例如,講授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的關系時,可先呈現鸚哥嶺保護區大學生的勵志案例,然后讓學生總結。這些大學生告別繁華,選擇堅守,扎根海南偏遠山區,以青春奉獻祖國,同時個人成長也獲得躍遷。學生從中可以悟出,社會理想是個人理想的凝聚,個人理想的實現不能游離社會理想實現之外,理想的實現亦需要艱苦奮斗。二是巧妙點撥、觸類旁通。教師要精選極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指導學生去尋找案例包含的理論演繹的規律性,通過語言點撥,達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的絕妙境界,而學生會在教師的層層遞進的誘導下,漸入佳境,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經過分析、甄別、比較,達到觸類旁通。例如,講授法治思維方式的特征時,可以先將辨析法治思維與道德思維的不同作為切入點,通過“欠債還錢”的典型案例,介紹訴訟時效制度,讓學生領會法治思維方式與我們習以為常的道德思維方式的不同,最后因勢利導,指導學生總結法治思維方式強調法律至上性的特征。三是營造環境、積極鼓勵。德國教育家第斯多惠說:“教學的藝術不在于傳授的本領,而在于激勵、喚醒和鼓舞。”持久而強勁的學習動力是學生高效能學習的重要保證。教師應創設民主、融洽、支持、接納的學習環境氛圍,要鼓勵學生開展自主探求,喚醒和激發學生的直接性學習動力,點燃學生內心蘊藏的智慧的火種,這是培育與增強“反隅”能力的重要條件。
(四)靈活創新實踐教學渠道,倡導知行統一,追求“躬行”的常態化和實效性
從思想政治教育規律、學生心理特點和學習欲求向度看,教師應帶領學生進行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課程實踐活動。構建和實施課堂實踐、校園實踐、社會實踐、日常修身實踐“四位一體”的實踐教學體系,有利于提升教育的親和力和針對性,使大學生在體驗與躬行中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涵養高尚的品德。
一是靈活設計課堂實踐。課堂實踐既有實踐教學的特點,又有理論教學的色彩,或是課堂調查、主題討論,或是辯論競賽、情景模擬,凡是貼近實際、貼近學生的組織形式都可以使用,可以根據教學內容和目標的要求合理選擇。
二是積極開展校園實踐。校園實踐主要以第二課堂為平臺,以團學和學生社團活動為載體,如組織學生成立學習興趣小組、指導大學生社會活動、開展知識競賽等,特別是能淋漓盡致地展現學生的青春風采的校園文娛活動,能夠廣泛吸引學生參加。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明高雅、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活動中,對陶冶情操、凈化靈魂、培養能力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是合理利用社會實踐。火熱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群眾的生動實踐是大學生成長發展的深厚土壤和寶貴營養,走進社會大課堂,是“基礎”課教學的重要環節,也是培養學生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途徑。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主要包括認知性實踐活動(參觀考察)和生產性、服務性和創造性實踐活動(政策宣講、公益服務、科技支農、教育幫扶)。或者是任課教師帶隊組織社會實踐,或者依托學校團學組織開展的社會實踐。我校具有得天獨厚的紅色實踐教學資源條件,因為蒙山沂水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英雄土地,這里有華東革命烈士陵園、沂蒙革命紀念館、新四軍軍部舊址、八路軍115師司令部舊址和山東省政府成立紀念地、孟良崮戰役紀念館等諸多紅色景點,每一處都承載著厚重的革命歷史傳統,訴說著革命前輩篳路藍縷的奮斗歷程和光照千秋的革命功績。組織社會考察實踐,能夠讓大學生深刻感受到革命先烈和他們承載的革命傳統的震撼人心的教育力和感染力。參觀中,同學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都是他們培養道德情感、確立道德信念直至升華道德境界的異常寶貴的教育契機。在教學中可以巧妙設計教學情景,深度挖掘紅色考察帶給學生的豐厚道德資源,讓學生在澎湃洶涌的感情沖擊中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守護好心靈凈土。
四是加強日常修身實踐。教師可以指導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價值準則,以中華傳統美德為基礎,知榮求善,知恥改過,從身邊小事做起,積善成德,逐步實現“躬行”的常態化,養成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幫助學生解決道德認識與道德行為相脫節的問題。思想道德教育的最終歸宿在于應然性行為模式的定型化,這也意味著“基礎”課的教學訴求圓滿達成。
(五)提升改進課程評價機制,充分發揮過程評價的價值效用,構筑教學模式運行的強有力保障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過:“一個人做了這樣或那樣合乎倫理的事,還不能說他是有德的。只有當這種行為成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時,才可以說他是有德的。”從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價值目標來說,如果僅以理論考試分數或課程論文為依據進行學業評價,顯然有失科學性和全面性。應該既考核理論掌握和思維能力發展程度,更要重點觀測道德行為能力和狀況。為此,對傳統的結果導向型評價體系需進行層次提升和結構優化,建立過程評價與結果評價相融合的動態評價機制(如圖所示)。
構建評價模式應借鑒泰勒模式的合理成分,泰勒評價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強調目標在評價中的突出作用。泰勒說:“評價過程實質上是一個確定課程與教學計劃實際達到教育目標的程度的過程”。他認為,教育目標是課程評價的出發點和依據,是進行課程評價的決定因素。
“基礎”課旨在通過道德法律認知能力的提高,達到增強學生的價值選擇能力與行為能力的目標。教學評價應體現目標制定、內容安排、組織方式與評價結果之間的不可分割的聯系,需是過程評價與結果評價的有機統一。泰勒評價模式提倡指導教師去引起所期望的那種結果,涉及獲得學生行為變化的依據。所以,上述有機統一并非是兩者地位可以等量齊觀,而是堅持過程評價導向。圖示中的過程評價分值占總評的60%,操行表現的考核依據是日常行為表現,如學習態度、精神狀態、遵守規范等;課堂參與考評的標準是小組討論情況、發言積極性與質量以及演講、辯論等課堂教學實踐參與情況;社會實踐則依據社會考察、公益活動的參與程度和收獲進行測評,評價主體有學生、實踐對象、任課教師。結果評價占40%,由閉卷考試、專題論文等成績構成。只有構建過程評價導向型的評價機制,“致知、銳思、反隅、躬行”四位一體教學模式才能獲得強勁的動力支撐和可靠的保障機制,各個環節的教學設計才能真正擲地有聲,教學目標才不會落空。
綜上所述,依托過程評價導向型機制的支撐,“致知、銳思、反隅、躬行”四位一體的教學模式形成一個動態運行體系,四個環節地位不同、各有側重,但又相互貫通。致知是前提,銳思是致知的深化,反隅既是對致知的檢驗,又是對銳思的拓展,而躬行是歸宿,同時又能進一步深化致知,增強銳思和反隅的效果,因此,它們在相互為用、相互支持中實現教學模式的運作,推動著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不斷向更高的層次攀升,從而大大增強“基礎”課的凝聚力與實效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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