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無權處分，作為“法學上的精靈”，不僅較為復雜，而且涉獵甚廣[1]，其所及者，橫跨物債二法。近來有學者甚至指出，應當將無權處分理解為一項與有權處分相并列的宏大體系。[2]《合同法》第51條對無權處分合同的規(guī)定曾經在一段時期內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討論，形成主觀解釋論與客觀解釋論兩個不同立場的對立，核心的對立點在于現(xiàn)行法是否采納了物權行為的獨立性。而最高院在《合同法》相關的一系列司法解釋中，卻并未一貫地支持其中某一立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稱法釋[2009]5號）第15條等條文常常被學者引用作為客觀解釋論的論據(jù)之一，但是最高院出臺的司法解釋中也有相當數(shù)量的規(guī)定與客觀解釋論的理論不符合。[3]135-211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下稱法釋[2012]8號）出臺之前，學界呈現(xiàn)出論爭但是主觀解釋論占據(jù)上風的格局，而在實務中，卻并不統(tǒng)一，對特定物的無權處分以前一直是嚴格遵照《合同法》第51條規(guī)定做無效處理， 而對于期貨買賣這樣的商事合同則又是按照另一套規(guī)定認定為有效，特別是涉外期貨買賣，基本上是遵照國際上的通例，都是按照合同有效來處理的。①實踐中的多重標準給審判帶來了諸多困難，需要標準的統(tǒng)一，而關于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規(guī)定的國際立法趨勢較為一致性地指向有效。[4]221-227在此基礎上，誕生了法釋[2012]8號第3條，即學界稱之為承認了物權行為獨立性的條款。但是這一司法解釋的出臺卻并未起到一錘定音的效果，相反，其引起了激烈的討論與批判，其中以此前持主觀解釋論者為代表。

自審判實務觀之，法釋[2012]8號施行后，法院在涉及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問題時，有相當一部分判決是依據(jù)該解釋第3條作出的。②盡管有判決言明法釋[2012]8號第3條承認了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的區(qū)分。如 （2013）廈民終字第1524號判決中稱：“本院認為......而對簽訂轉租合同的雙方當事人而言，由于轉租合同屬于債權行為，與處分行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以負擔義務者對標的物享有處分權為必要。”相似的表述參見（2013）常民終字第490號民事判決書、 （2012）寧民初字第2930號民事判決書、 （2012）常民終字第0921號民事判決書。 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國由此開始進入了物權行為獨立性理論的時代，需要進一步思考，《合同法》第51條的主觀解釋與客觀解釋之間的討論仍然有現(xiàn)實意義。退一步而言，即便對法釋[2012]8號不存在爭議，其規(guī)范的僅僅是買賣合同，買賣合同盡管是所有交易形態(tài)中最為重要的一種，其規(guī)范是否能直接類推適用到其他合同，存在疑問之處，需要進一步論證。

持不同立場的學者對無權處分合同給出不同的解釋方案，進而無權處分合同問題的討論可以轉化為解釋方案的選擇問題。該方案的選擇并非純粹“民法學的問題”，而是“民法問題”“民法學問題”與“民法問題”兩個概念是對民法領域的問題以對法律實踐是否產生直接影響為標準所作的分類。“民法學問題”指與民法規(guī)則的設計或適用沒有直接關聯(lián)的問題；“民法問題”指與民法規(guī)則的設計或適用有直接關聯(lián)的問題。 [5]3-28，因為不同方案的選擇會在法律實踐中產生不同的結果，形成不同的權利義務分配。因此本文將在現(xiàn)有的對無權處分合同問題爭議的討論基礎上，總結不同學者給無權處分合同提出的三種解釋方案，進而通過不同角度分析比較這三種解釋方案，指出各自不同價值考量與處理結果，結合中國語境下無權處分問題的現(xiàn)狀，對方案的最終選擇給出一定的思考。華 南 理 工 大 學 學 報（社 會 科 學 版）

第6期柯勇敏：無權處分：解釋方案的比較與選擇

二、無權處分合同的現(xiàn)有討論——以解釋論為視角

解釋論視角下的無權處分合同問題，基本上是圍繞著現(xiàn)行法上的無權處分合同的規(guī)范群而展開，相關規(guī)范主要包括《合同法》第51條、《民法通則》第72條、《合同法》第133條、《合同法》第150條、《物權法》第15條、《物權法》第106條、法釋[2009]5號第15條與法釋[2012]8號第3條等，其中直接與無權處分合同效力等問題相關的條文主要有《合同法》第51條、法釋[2009]5號第15條與法釋[2012]8號第3條，其他條文則間接或者與上述三個條文共同影響無權處分的制度構造，下文對無權處分合同問題的現(xiàn)有討論，將以該三個核心條文為軸心展開，將其他條文在相關問題中納入討論的范圍。

（一）《合同法》第51條的解釋論展開

《合同法》第51條規(guī)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權處分的人訂立合同后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對于此規(guī)定，學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形成了不同的觀點。崔建遠教授曾撰寫《無權處分辨》一文對此進行了全面的梳理，然而從解釋論的視角看，不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對《合同法》第51條的理解與不同觀點，崔建遠教授列舉了六種，韓世遠教授亦列舉了六種（效力待定四種與有效兩種），但是二位學者所列舉的不同觀點并非純粹的解釋論觀點，有的摻入了立法論的觀點，有的甚至是純粹的立法論觀點，本部分內容主要從解釋論的視角對無權處分行為作出討論，是故二位學者所列舉的有關立法論的不同觀點本文不予討論，進而本文列舉的觀點較二位學者更少。 ：

第一，《合同法》第51條規(guī)定的合同為債權合同而非物權合同，因為中國民法同德國民法不同，不區(qū)分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不承認物權行為的獨立性，法律對買賣等合同一體把握，標的物所有權的變動為買賣合同直接發(fā)生的效果。買賣合同的效力包括了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當然要求出賣人對出賣之物有處分權。[6]5

第二，無權處分行為應結合善意取得制度加以理解。若權利人追認或者無權處分人締約后取得處分權，則無權處分行為有效；若未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權處分人締約后并未取得處分權，此時需要分情況討論，在第三人善意而符合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時，該無權處分行為有效，在第三人不構成善意取得時，該無權處分行為無效。[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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